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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一种很严重的病，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可以说能导致家破人亡。当年蒙古西征的时候将得了鼠疫的人扔进城中导致欧洲在这种梦魇下生活了很久，清朝末年我国爆发的鼠疫也让中国吃尽了苦头，在国际援助和伍连德医生的精湛医术下最终战胜了这场鼠疫。而在此三百年前的明朝末年，我国也爆发了一场鼠疫，导致我国十室九空，人员十不存一。 明末大鼠疫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背景，这次瘟疫的危害甚至比战争更加恐怖，《吴江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瘟疫爆发的背景 上世纪70年代，竺可桢院士仔细研究了中国五千年的气候变化，总结出了中国历史的社会大动乱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文中提到了四次小冰河时期，第一次是殷商末年到西周，第二次是汉末到隋初，第三次是唐末到北宋。最后一次就是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年的这一段时间。  竺可桢 寒冷的气候带来的后果非常可怕，北方出现了持续的干旱、低温，导致了粮食大面积减产，牲畜冻死现象频发。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农业帝国而言是致命的，大量的百姓挣扎在了死亡线上，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破产成为了流民。 面临同样遭遇的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由于气候的变化，关外草场退化，他们也面临着被饿死的境地，于是关外游牧民族频频的南下劫掠汉人。 当然，肆虐天灾之下，生活困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们也面着临绝种的威胁。其中就有老鼠，他们也向南迁徙，试图入侵的人类相对密集的居住地寻找粮食，这其中就有一些带着鼠疫的老鼠。  老鼠 鼠疫的爆发与危害 流民、老鼠、天灾、人祸，所有的因素凑在一起，终于在万历八年（1580年），第一例鼠疫爆发在了大明对抗游牧民族的前线——大同。《山西通志》记载：“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瘟疫爆发以后，再加上当时大同处于战争的前线，所以当地百姓纷纷逃难，流民数量进一步增加。大量逃亡的流民，由于饥饿的困扰，他们开始挖掘老鼠洞里的粮食来吃，吃完老鼠的粮食之后，他们又开始捉老鼠。由此瘟疫成为了脱缰的野马，再也无法控制。 崇祯初年，鼠疫传至兴县，兴县百姓迅速逃亡一空。由于兴县紧邻黄河，所以鼠疫传播至陕西榆林和延安一带，这其中就包括了李自成的老家米脂。  李自成 鼠疫给米脂带来的惨状，并不亚于任何地区，史载“米脂城中死者枕藉”。 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进入了明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直隶。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均爆发了大规模瘟疫，人死八九。 第二年，让大名府百姓再次绝望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春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而且旱灾还引发了蝗灾。一时间，粮食价格飞涨，“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当年七月，瘟疫从直隶传至北京，北京百姓称其为“疙瘩病。发病时，人的身上会突然出现一块隆起的肉，而且还会吐出如西瓜水一样的血液。 一旦出现鼠疫病症，这个人很可能会在一个时辰之内病死，最迟也是朝发夕死。也因此，很多人根本没有医治的机会，鼠疫的死亡率高达100％。  明朝灭亡的前几年，疫情的规模和危害再次加剧，尤其是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 当时，在一段时期内，北京城中每天因瘟疫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以至于北京城的各大城门都被出城的棺材堵塞了去路。后来很多人家阖门死绝，尸体竟然多到无人收敛的境地。 后人估计，仅仅崇祯十六年（1643年），因为鼠疫而病死的百姓就达到了五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 瘟疫过后，北京城街头巷尾的小贩和雇工已经倒毙殆尽，整个北京城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 至于北京的军队，有数据统计，北京爆发瘟疫之初有2.7万匹战马。但到了李自成破城之前，北京军队中能够作战的马匹仅剩下了1000匹。而北京城的士兵更是由10万锐减到了5万，即便是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他们也因为身体虚弱、衣着狼狈而失去了战斗力。 据后世学者统计，这一次瘟疫使得华北地区的陕、晋、冀、京等地区损失了约一千万以上的人口。可以说，这次瘟疫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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