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丨心存恐惧，才有敬畏

2020年，一场强大的瘟疫突然袭来，全中国人们全部投入到抗疫之中。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全人类与一个隐形杀手——新冠病毒所进行的战争，尽管人类终将掌控局面，赢得初步的胜利，但无可否认，人类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整个世界都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疫情结束后，人们会对这一切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将持续下去，成为思想界一个基本议题。在反思的阵营里，文学不会缺席。我相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作家们的头脑里会在抗疫、病毒、隔离等概念的刺激下不断地兴奋着，这种反思应该激发文学的活力，也一定会让那些持久不断地被研究的主题诸如恩爱、牺牲、灾难、自然、生态等得到深化和开拓。

在这一次的反思中，我想到有一个主题千万不要被我们忽略掉，这就是：恐惧。

恐惧，似乎不像是一个文学主题，它只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或情感方式。科学家的研究证明，恐惧是人类的一种先天存在的生理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基因学的一个领导小组已经发现了一种叫Stathmin的恐惧感基因，这种基因主要集中于与各种情绪相关的脑扁桃体区域。恐惧既然作为一种基因嵌入生命的细胞之中，它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生命的发育和成长离不开恐惧，恐惧是生命自我保护的措施之一。事实上，不仅人类，其他动物也具有恐惧的本能，在恐惧的驱使下，动物才会迅速地逃避危险。而对于人类来说，恐惧不仅来自生理本能，而且也来自文化认知，并由此产生恐惧的心理；比如人们会对鬼魂这种虚幻的东西产生恐惧，也会对政治威权或思想威权产生恐惧。恐惧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或情感方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会时不时地给一个人的心理或情感带来不安或困扰，但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的所有人被某一种恐惧心理所笼罩，这样的情景还是非常少见。当这样的情景出现时，肯定意味着某一种大的灾难降临在一个庞大的空间里。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对全世界的人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突然来临时，人们最强烈的反应可能就是恐惧。新冠病毒就像是一个隐蔽的杀手，看不见，摸不着，却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我们不知道病毒从什么地方袭来，我们对周围的所有人或物都心生怀疑，深感恐惧。随着病毒在全球的蔓延，各国都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隔离是人们消除恐惧的一种办法，但它将人们对病毒的恐惧转移到他人身上，使得我们的人际社会变得异常尴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然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不敢面对面，不敢握手，不敢亲吻，更不要说肌肤之亲，面对任何一个陌生人，我们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就是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对恐惧有了最为深刻、绵长的体会，恐惧仿佛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衍生品，它同样能够传染，它也同样在疯狂地复制，如果我们不能像控制病毒一样地对恐惧加以控制，它的杀伤力和破坏性丝毫不亚于病毒的传播。事实上，恐惧在疫情发生和抗疫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很需要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作家来研究的，恐惧被心理学家称为一种负面情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也是把恐惧看成是懦弱、胆怯的代名词，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恐惧感，这就决定了恐惧多半处于一个被掩饰或被忽略的状态中，比如在描述这场疫情时，我们宁愿去描述医务人员在前沿辛苦地抢救病人，也不会渲染人们在疫情期间恐惧的表现。但是，恐惧的作用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是负面的，如果没有了对恐惧的描述，我们对这场疫情的记录就不是完整的。不要以为，承认了恐惧，就是承认了软弱。恐惧对于疫情而言起到什么作用还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比方说，世卫组织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组织专家来华考察，专家组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曾这样描述他在中国看到的情景：“人们像在战争中那样，被动员了起来，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是对病毒的恐惧。”在他的眼里，恐惧成为人们抗疫的动力。

恐惧之所以应该成为文学认真研究的一个主题，就在于恐惧也是文学的动力之一。很多作家就是因为怀着强烈的恐惧心理，才决定要写作的。或者说，是因为恐惧使得他们懂得了应该写什么。且以鲁迅为例。我们都知道鲁迅的铁屋子比喻，他觉得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密闭的铁屋子，里面的人都会因此而闷死。他觉得自己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他的同学钱玄同对他说，如果有几个觉醒过来，也许就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他终于被钱玄同说服，写出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人们一般是从鲁迅对传统中国绝望的角度来分析铁屋子比喻的，但这种绝望又何尝不是一种恐惧的表现呢？也就是说，鲁迅正是因为对传统文化怀着巨大的恐惧感才决意写小说的。他第一篇小说所写的狂人就是一个充满恐惧感的狂人，这个狂人因为发现了中国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尤其令他恐惧的是，他从别人的眼神里感觉到：“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这位狂人在恐惧中头脑越发清醒，他想到既然这是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自己在其中混了多年，未必在无意之中也吃了几片人肉。于是他由恐惧被人吃，到恐惧自己也在吃人，他只能期待以后不会再有吃人的事发生，于是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鲁迅看透了中国文化的危机，也看到了中国现实的危机，所以恐惧感就像是警钟一样始终在他的内心敲响。他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意图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但鲁迅并没有被恐惧所吓倒，恐惧反而激励起他抗争的勇气，他知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我们会从多方面来总结鲁迅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可是我们很少严肃认真地讨论鲁迅的恐惧。说来说去，恐惧在人们眼里好像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它不适宜用来讨论我们心目中的伟大人物。我写这篇文章就想纠正这一偏见，恐惧不仅不应该被看成是负面词语，而且应该强调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恐惧是生命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当然也要承认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方式，而且也不是唯一的方式，人类的进化仅仅依靠恐惧是不能完成的。所幸的是，人类的天性不仅有恐惧，还有好奇和冒险。恐惧保护了生命，而好奇和冒险则是开拓了生命的潜力。恐惧和冒险，应该是人类生命的一体两面，它们的交互作用，才保证了生命的延续和进化。如果仅有恐惧，人类也许只会成为一种单细胞式的物种，虽然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生命，却只是在做循环运动。如果仅有好奇和冒险，人类也许就会断送在某一次致命的冒险中。但当恐惧与冒险结伴而行，人类就变得强大起来。恐惧既让人类的冒险变得慎重，恐惧又能激发起人类更强烈的冒险精神。人类就是在恐惧-冒险的循序渐进中一点点认识和掌握了身边的事物乃至所感知的全部世界，由此也一点点积累起人类的文明。人类最引为骄傲的是，在开拓生命潜力的过程中人类培育起一个智慧无比的大脑，它让人类有了强大的理性去认识世界，理性也成为人类克服恐惧最有效的武器。当人类越来越理性时，也就越来越淡化了恐惧感。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的恐惧遗忘史。这一点在西方以文艺复兴达到了高峰，从此以人为中心代替了以神为中心。在中国这一步来得比较晚，因为中国人所恐惧的对象更加宽泛，不仅有神，还有鬼，还有披着神的外衣的帝王。直到新文化运动，人的理性才逐渐强大起来。但如果人的理性强大到能把人类的恐惧消灭殆尽，这与其说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胜利，还不如说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后来，这场灾难的确一点点地降临到人类的头上，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所幸的是，人类的恐惧感并没有彻底消失，于是有些人的内心滋生出一种对理性的恐惧感。正是这种对理性的恐惧感，孕育出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就是要对理性主义彻底否定。在现代主义所推崇的非理性世界里，笼罩着浓郁的恐惧感。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当人失去恐惧之后，人就会走向自己的灭亡。因此恐惧再一次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这对文学艺术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并非说以往的文学作品不描写恐惧，但也要看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作家在描述恐惧；而在现代主义那里，则是恐惧在描述作家。也就是说，以往的作家虽然也在描写恐惧，但在恐惧描写的背后，分明站着一个不恐惧的作家。现代主义则是将恐惧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卡夫卡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一生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他说“我的本质是恐惧”，但他同时又说“只是写作保存了我”。人们普遍公认，卡夫卡是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家，我以为，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共识，就在于卡夫卡的每一个字母都在表现恐惧。现代主义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但我们出于对现实主义的维护，总对现代主义怀有一些偏见，恰是这些偏见阻碍了我们从现代主义中发掘恐惧的精神资源。我们应该看到，现代主义激活了作家的恐惧感，从而让文学对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小说中我偶尔读到作家很认真地在书写恐惧，并能从中读到作家的恐惧感。这次疫情暴发，我看到大街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匆匆行走的情景时，就想起了多年前须一瓜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名字就叫《白口罩》，我很惊异，作者当时怎么就预见到了今天这样一种人人都戴上口罩掩饰内心恐惧的场景。小说写到南方某一个城市突然发生了莫名的疫情，空气中弥散着奇怪的气味，仿佛有一种病毒在肆虐，它让许多人病倒了。城里传播着各种流言，全城人都陷入恐惧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戴上口罩来对付病毒。莫名的恐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不信任。我记得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当男女主角在一起亲热时，男人的一声咳嗽，让女人大为恐惧而拒绝了接吻，男人愤怒地责问道，你是否认为我浑身都潜伏着传染病毒！我想，在作家须一瓜的内心一定还存在着一个比病毒更可怕的恐惧，这就是对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恐惧，对社会缺乏诚信的恐惧，以及对权力可以肆意掩盖真相的恐惧。我以为，一个作家只有具备满满的社会责任感时，内心才会滋生出这样的恐惧。我还读到邓一光的一部以恐惧为主题的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写了很多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战争小说，但他在写这部同样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时，最想表达的却是“恐惧”这两个字。他不仅是要写出战俘营里那些被各种恐惧所折磨的战士，而且是要通过恐惧写出他对战争的重新认识。在邓一光看来，恐惧是人的天性，人应该从天性上说就是恐惧战争的，但人们以种种理由掩饰内心的恐惧。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一个乖巧的女孩艾弥儿两岁时就跟随母亲被关在拘留营里，直到六岁才等到战争结束，她走出营区看到人们为庆祝和平的到来而狂欢，她却十分忧伤地问妈妈：“和平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就不能再有战争吗？”这意味着，当一个孩子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形成时，她就会以为战争才是生活的常态。这才是郁漱石内心里最为恐惧的事情，应该也是邓一光最为恐惧的事情。正如邓一光所说，恐惧是天生的，每个人内心都怀着某种恐惧。可以想见，邓一光本人一定也是心存某种恐惧来写这部小说。他为和平的生存而心存恐惧。但恐惧并不等于绝望，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能从恐惧中积攒起力量，寻觅到希望。但当代文学中的恐惧书写并不多见，这也许说明作家们的恐惧感十分淡薄。

当代文学中的恐惧感越来越淡薄，这并非是一件好事。心怀恐惧感，也就有了危机感，也才会有忧患意识。心存恐惧，才有敬畏。

 

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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