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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男孩 鲁人  在知天命之年将半时朋友给我发来一个邮件，题目是《那个小男孩》，文字是他生日前一个月写的，他说想在生日前将一件旧事做个了结。题目很文学，文字也很文学。文字中“我”和“那个小男孩”两种称谓交替出现，他是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四十多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 朋友的母亲在音乐学院任教，他们住在学院的一座宿舍楼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院时盖的筒子楼。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一天，筒子楼公厕的窗台上发现了五个字，“打倒×××”，后三个字是正被全国人民狂热拥护的领袖的名字。在那个年代这被称为“反动标语”，简称“反标”，是天塌样严重的政治事件。大约八岁的朋友立刻报了警，这是那个年代人的基本觉悟，他很为自己的行为兴奋和自豪。很快有人来保护现场，拍照，以后是查笔迹、作案工具等一系列工作。某一天，负责办案的民警找到我的朋友，让他跟自己“走一趟”，便走进了派出所。四十多年了，当时又年幼，细节朋友早忘记了，只记得经那民警轻轻地引诱和吓唬了一下，他便迷里马虎地按民警的诱导交待了他写反标的经过，然后老老实实地在交待材料上按下了平生唯一一个鲜红的小手印。之后，民警又带着他在他家的煤池里一翻，便找出了几块当年的孩子常用来在地上墙上写字的叫化石猴的小石条。那时做饭烧水全用煤球炉子，因此，楼道里家家门口都有用砖垒的放煤的池子。孩子们则有将化石猴埋在煤堆里的习惯，据说这样会更好用。小时候，朋友很困惑，记得自己并未在煤池子里埋过化石猴，许多年后才醒悟，应该是警察提前藏下的。交待了“罪行”，又起获了“作案工具”，人脏俱获，一个小“现行反革命”便诞生了。但这件事没有公开宣布过，不过楼里的人似乎全知道。而对朋友来说更恐怖的是，他母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因为她上中学时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为此在省委工作的父亲与母亲离了婚，即无兄弟又无姐妹，只有两岁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这使他很小就体会到母亲的苦，也知道自己不能给母亲增加负担。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他虽然非常害怕，却不敢告诉母亲，独自在心里埋了十多年，直到母亲平反后，他们才偶然地提过一两句。 看过朋友的邮件，我心里泛起一丝莫名的酸憷。深夜，像往常一样醒来，又想到这件事时，突然，有一瞬感觉仿佛要窒息了，也似乎一下醒悟到白天的酸憷。这个从穿开裆裤时就很要好的朋友，那么小便独自承受了那么多心理的磨难，并在他生命最美好的几十年一直折磨着他，而我竟从来不知道，这该是人生很悲哀的事。第二天，我给朋友去了个电话，约他下班后一起吃顿饭，我觉得自己也想与朋友倾诉一下了。我们找了个僻静的小馆，坐下慢慢聊起来。 朋友说，他至今无法理解何以这个罪名会落到自己头上，唯一的猜测是也许与母亲的身份有关。如今想来，也许在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公然出现此类文字，一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治事件，想必上级下了死命令，限期破案。但调查了一通毫无头绪，为了对上级有个交待，有警察想出了这个主意。也许他们觉得把这个罪名按在一个身份特殊且年幼的孩子身上更容易，这样对上级是个交待，同时对一个孩子也不会有什么过分的措施。而朋友的内向自卑又使警察的预想顺利完成。朋友之后的平静的生活，也证明了警察们确实未对他有任何的处理。只是他们没有想到，那个不明不白的天大罪名，让懵懂的小男孩内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无奈而无助的恐惧。那恐惧又被他埋在心渊处，从而将他的心侵蚀得疤痕累累。朋友说，那事件对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说：“我就像一只小宠物狗，总想讨人喜欢，总怕惹着别人，好像我生来就该这样。”以至院里的小伙伴当时都叫他——“懦夫”。绰号虽然极具污辱，却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上学以后，他更是每每提心吊胆，生怕老师、同学知道这件事。对“反标”这个词，更有一种过敏反应。1979年，他母亲被平反，他才松了一口气，心中的恐惧也渐渐消失。但代之而生的却是一种压抑和纠结，因为此时他才发现他这个“小现行反革命”其实是似是而非，他自己以为自己是，知道的人也认为他是。但实际专门的机关却并没有人说他是，包括当年办案子时，最后民警也没说过他是反革命。因此，当国家开始给大批蒙冤者平反时，他却茫然不知所措，才意识到这个荒诞的罪名原来是他自己给自己安的。他说自己只能在心里给自己平个反。 我对朋友说，这件事我听说过，是一个学院子弟告诉我的。很简单，只说他写了“反标”，他们还在教学楼的阳台上批斗过他。朋友听了楞着神努力回忆，终于没想起批斗的事。我有些欣慰，说也许是逗着玩吧。他又想了想，觉得也许是什么事他没按伙伴的想法做，他们便逗着玩似的以这事压他。他说自己挺感谢院里的人，在他的记忆中不论大人小孩从未在他面前提过这事。我说，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并确信无疑，认为是他因母亲的事对社会不满，以此发泄。这事我从未跟他提过，今天想来，可能潜意识里，也是觉得不便首先提起。朋友说想将他写的文字给母亲看看，又不知母亲是否能承受。因为，几十年来，他们母子间对此事也是讳莫如深，从未多聊过。一时，我到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们算世交，但我一直关注的是我们的关系，只是偶尔闲聊，才意识到，噢——上一辈也有很深的友谊哪。对于一位颇开通，却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虽然她经受过许多磨难，但儿子所经受的这种心灵上的创痛会让她有怎样的反应，我真没把握。 走出小饭馆时，路灯早亮了。朋友骑上自行车，滑入暮色中。他已释怀，唯剩的小小的纠结只是是否要将这文字给母亲读。我有些怅然，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体真的微不足道。但这微不足道，对每一个个体却是灾难性的。对朋友来说，放下了恐惧，却衍生出一种纠结。只为这纠结是否应该放下，能否放下，如何放下，他竟用了三十余年。等到他真的能放下时，一件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莫须有的事，已经耗费了他生命一半的时光，直耗得满头花发。过了两天我给朋友去电话，说觉得应该给老太太看看，可能一时伤感，但终是一个彻底的释然。朋友说，他也决定给母亲看，但想先从侧面跟母亲聊聊，然后再给她看文字可能更好些。又过了几天，朋友来电话说，已经给母亲看过，她很平静。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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