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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夕，一篇篇怀念首创集团前董事长刘晓光的悼文刷爆朋友圈。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等众多商界大佬纷纷撰文怀念他，感动了许多人。 刘晓光作为大型国企的“职业经理人”，从曾经的政府官员到房地产商，从批地的人到买地的人，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难以为继的首创集团体量增长了近200倍，一度成为北京国企利润排名第一的企业。 企业家刘晓光的一生无疑是光彩夺目的，然而，他生前执意要将“阿拉善”写进自己的墓志铭里，对做企业的成就却只字未提。他更看重的，或许是慈善家刘晓光的身份。 连冯仑也说，干十个首创不如一个阿拉善，如果说刘晓光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阿拉善。 他们所说的“阿拉善”，是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中国最大的企业家环保组织，由刘晓光在2004年召集80余名企业家成立，目前企业家会员人数已超600人。成立13年来，阿拉善SEE长期专注于环境保护事业，在荒漠化防治、污染防治与绿色供应链、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环保公益行业成长四大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迄今为止，企业家们已通过阿拉善SEE累计投入环保资金3.5亿元人民币，他们亲自投入志愿服务的时间也早已超过16万小时。 “企业家参与公益的方式，已由最初的单纯出资，逐渐转变为贡献个人及企业的时间、精力与资源，积极参与公益创新的复合型参与方式。”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副会长、武汉当代科技集团董事长艾路明告诉《支点》记者，中国企业家正在迎来“新公益”时代。 公益意识的集体觉醒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人“资本觉醒”的时代，改革开放点燃了大家创造财富、积累资本的梦想，也造就了新时期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那么二十一世纪以后，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公益思想开始在企业家心中“扎根生长”，他们开始进入公益意识的集体觉醒期。 “当很多企业家的资产达到一两百亿元的时候，他们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因为从自身需求出发已基本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动力，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寻求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原因。我认为他们是真心实意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湖北省慈善总会秘书长谭光华在接受《支点》记者采访时这样感叹。 或许也是因为发现了这样的苗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从2004年便开始运作。从数额上来看，2004年的第一名捐赠数额为3447万元人民币，到了2015年则为3.6亿元，其中2011年的第一名捐赠高达12亿元。从捐赠行业来看，房地产、金融行业占据捐赠前三名的90%，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十几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 “目前，中国企业家公益意识的形成其实大大超出了预期，甚至比美国当年做得更好。美国企业家基本上是第一代赚钱，第二代才开始琢磨捐钱、做公益。而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已开始考虑捐钱，且进步非常迅速。”冯仑在201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这样说。 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不少困难，但企业家做公益的势头不减。当年4月，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宣布将捐出1亿股腾讯股票，注入正在筹建的公益基金，价值约合138亿元人民币；9月，重庆博恩科技董事长熊新翔捐资10.3亿元给四川电子科技大学，设立“博恩教育发展基金”；10月，传化集团股东捐出总价值30亿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注入筹建中的传化公益基金会；12月，盛大网络陈天桥夫妇宣布捐出1.15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究…… 这其中，当然也不乏湖北企业家的身影。 《支点》记者从湖北省慈善总会获悉，湖北劲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劲牌”）早在2007年就设立了劲牌公益基金，10年来源源不断地用捐款捐物的方式回馈社会。仅2016年，湖北劲牌就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捐赠公共基础设施价值2.74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捐出了现金5787万元人民币。 据谭光华透露，除湖北劲牌以外，包括当代集团、九州通、卓尔集团、美好集团和奥山集团等在内的诸多湖北企业，都是湖北省慈善总会的“常客”。民营企业成为湖北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 成立不到两年的阿拉善SEE湖北项目中心，已迅速集结了大批的湖北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截至目前会员人数达到65人，全年参与公益活动时长超5100小时。 在传统观念里，公益与商业是分离的。公益是无偿、无私、奉献、付出的事业；商业则是盈利、挣钱、财富、享受的事业。谈及这种矛盾，艾路明这样说：“公益与商业并非矛盾的正反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在取得事业成功的同时，为社会公共事业投入精力，将商业思维引入公益创新，以公益事业推动企业文化与企业凝聚力建设，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 “做公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纯净而阳光，比做企业更有成就感。”冯仑的这一感触被许多企业家认同。 可以说，公益意识已深入人心，并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共同生活方式。 从首富到首善 相比起前些年企业家拿出数十万、上百万元做公益，给人带来的震撼和感动来说，不知不觉间，中国顶尖企业家的公益事业体量开始迈入亿元级别。企业家新公益，“新”在巨额。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6中国慈善富豪排行榜，马化腾以139.52亿元排名第一，排名前十的捐赠金额均超过了2.7亿元。如果说，在资本觉醒年代，“中国首富”是中国企业家竞相追逐的目标，在公益觉醒年代，“中国首善”成了更让人敬佩的标签。 2006年以来，共有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江苏企业家陈光标、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等企业家，获得“中国首善”称号。其中，马云的捐赠额达到124亿元人民币。 有业内评论称，百亿元捐赠时代的来临，不只意味着数量上的进阶，也预示着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历史性转折点的到来。巨额捐赠的持续涌现，彰显了中国企业家的时代特征：以牛根生、曹德旺、许荣茂、黄如论、陈一丹等为代表的企业家，愈发意识到价值观和使命感的重要性，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资金捐赠，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他们既是商业领域纵横驰骋的精英，也是公益领域不断发力的英雄；他们完成了从企业家到慈善家身份的转变，在提高社会效率上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中国企业家做公益的风头正劲，对社会各方面事业的总体推动毋庸置疑。但也常常有人质疑，有部分企业家做公益是为了作秀，以争取更大的知名度和更多的政策优待，反哺企业发展。 “如果这是一种作秀，作为慈善机构，我们反而希望‘作秀’的企业家能更多一点，这样能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共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谭光华说，事实上，更多的企业家选择了低调做公益。 以湖北劲牌为例，劲牌公益基金成立10年来，默默捐资捐物数以10亿元计，但董事长吴少勋很少出席公益慈善活动，宣传上也尽量低调。《支点》记者尝试采访劲牌公益事业的相关工作人员，对方婉言拒绝。 “首先，企业在捐赠后，获得免税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其次，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企业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推动与益处，积极推动相关制度、政策的完善，才能让更多的企业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家在公益事业中不断投入智力、精力、资金，不求回报、孜孜不倦，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艾路明说。 从“发红包”到资源整合 中国企业家新公益的另一“新”，在于企业家不仅通过捐赠行为本身带动财富的流动，还极力通过专业化、组织化、现代化的运作模式推动社会进步。相关基金会也不再满足于“发红包”的资助模式，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开始利用自身资源，整合、设计和实施专业水平极高的公益项目。环保，是其中成效卓著的领域。 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为例，其创立伊始，企业家们便积极参与阿拉善SEE的环保项目，提供智力和资源支持。通过不断创新，阿拉善SEE已陆续推出一亿棵梭梭、卫蓝侠、劲草同行、创绿家、任鸟飞等10个环保公募产品。在阿拉善地区，阿拉善SEE协助开发了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产业，引导农户与市场有效接轨，以节水替代作物为基础，逐步探索出节水农业综合管理模式。 在全国其他地区，阿拉善SEE正在通过其12个项目中心的共同努力，让环保事业遍地开花。 阿拉善SEE的实践表明，企业家投身环保公益事业的优势还在于，不仅会努力减少企业自身的污染行为，还会把环保理念带给企业的所有员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会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民间环保力量。 阿拉善SEE的企业家会员里，有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事迹。比如，王石不喝矿泉水，因为每生产1瓶矿泉水，差不多就有3瓶水要被浪费掉，所以他走到哪都自带水杯。普通人很难想象，看似“凶悍”的企业家，日常生活如此自律。 “对企业家来说，这种约束和严谨的生活态度，在涉及到商业问题时，或许能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价值。”艾路明这样看待。 由企业所形成的商业环保力量也不容忽视。比如，阿拉善SEE公益机构曾发起“绿色供应链”活动，即会员企业除了保证自身不能有违规污染行为外，还要求与其合作的上下游企业都不得有污染“负面”记录。目前已有71家房地产企业加入了“绿色供应链”活动，年产值超过1.5万亿元，预计将影响全球碳排放量的8%。 “我们成立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的初衷，是为了治理北部地区的沙尘暴，后来渐渐感觉到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只是沙尘暴，所以我们开始资助全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促进全民环保，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阿拉善SEE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先后支持了400余个环保组织和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环保工作。 “如何把企业家精神运用到环境保护，实现碧水蓝天的梦想，这是企业家精神应该发挥的地方，而把运营企业的能力放到环保事业中，便是企业家做公益的专长和优势。”艾路明说，到处撒钱不能代表所有企业家的形象，而阿拉善SEE的会员们对环境、对人、对人与自然关系有一致的敬畏感、亲善感，让他找到了做公益的归属感。 高校捐赠成为新时尚 中国企业家的新公益，还“新”在高校捐赠的井喷。 2010年，当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张磊将888万美元捐给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时，在国内引发了强烈震动，有人形容这是“对国内高教界的一次灵魂上的刺激”。 然而，才过去短短几年，对高校，主要是自己的母校进行巨额捐赠，已成为中国企业家做公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称，2015年获得捐赠最主要的领域中，教育超过医疗、健康，跃居第一位。而教育领域捐赠额的猛增主要源于高校接收的捐赠。2015年，有12所国内高校接收过单笔超过5000万元的捐赠。 根据中国校友会2017年初发布的数据，20多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累计接收的校友捐赠最多，数额分别为25.29亿元、21.44亿元和16.41亿元。 其中，湖北籍企业家、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已累计给母校武汉大学捐款1.5亿元，建设了武大万林艺术博物馆。他被认为是该校最大的捐款者和“劝捐者”——他也在事实上带动了更多的企业家校友捐赠。湖北籍企业家、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也在2016年向母校武汉大学捐出了9999万元。 陈东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看到人们在他捐建的博物馆里读书、喝咖啡，“发自内心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做得非常正确、非常开心、非常满意的一件事，这体现了我对母校执着的爱，这是我个人、私人的捐赠。” 同为武汉大学校友的香港蓝月亮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罗秋平透露，每次企业家校友见面时，“对于捐赠的讨论远远多于对投资的讨论”。 至于这些企业家校友的捐赠去了哪儿，在中国，教育基金会根据捐赠人的指定用途，将这笔钱用于奖助学金、奖教金，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投入科研。 将10.3亿元捐赠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下国内高校捐赠纪录的熊新翔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理清楚自己和社会的关系，3亿元留给家庭足够了，其他的财产都应回报社会。 “当企业进入成熟期，企业家有财富安全感和财富自信之后，就会从扩大再生产转向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后捐赠的人会越来越多，数额会越来越大，与生意本身无关的捐赠也会越来越多。”熊新翔说。 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截至2016年，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也与美国相当接近，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被认为是提升软实力非常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上月，马云访问澳大利亚，向纽卡斯尔大学捐赠2000万美元成立马云-莫利奖学金——该校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款，以报答30年前肯·莫利一家的知遇之恩。马云此举在全球范围内传为佳话，亦彰显了中国企业家的国际新形象。可以想象，中国企业家“新公益”还将有更多的精彩！ ■《支点》2017年3月 本刊策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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