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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2020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年会如期召开。本次大会可谓大咖云集，亮点纷呈。在2020年9月23日的淋巴瘤专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李志铭教授、哈尔滨血液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郭晔教授、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宋永平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邱录贵教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会来教授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周剑峰教授做客医学界“名医功夫茶”2020CSCO特别现场，与现场主持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液内科王巍教授畅谈了淋巴瘤诊治相关话题，给十万肿瘤医者递招。 推进淋巴瘤“慢病化”管理，实现长期无病生存！  主持人：作为东道主，您对本次淋巴瘤会议有哪些期待呢？ 马军教授：这次线下会的主题是淋巴瘤和白血病，淋巴瘤是个可治愈性疾病，截至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治愈率达70%。在我国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大医院，淋巴瘤的治愈率也很高，在60%左右，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遗憾的是，据我们统计全国各地包括三级医院、省会医院和地市级医院的16000余患者数据显示，我国淋巴瘤患者5年生存率仅37.2%。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 二十年前，我国淋巴瘤亚专科仅开设有十几个，现在已达三百多个；过去，我国淋巴瘤专科医生不到一百位，现在已有四千多淋巴瘤亚专科医生和研究人员加入诊疗队伍。这次会议旨在将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介绍给同行和医药界的朋友们，使大家对淋巴瘤有更深的认识，把最新的治疗方法应用于临床。 主持人：目前我国淋巴瘤的诊疗现状是怎样的？与国外的诊疗水平相比，我们还有哪些差距？ 马军教授：三十年前，我国淋巴瘤治疗水平与国外相差很大，药物、创新药物以及各种治疗方法都很少。但近20年来，随着中国淋巴瘤联盟的成立，联合了血液科、肿瘤科、基础学科、放疗科和病理科的一大批老中青学者，我国在淋巴瘤诊治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北上广地区的几个中心在淋巴瘤治疗和研究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NK/T淋巴瘤的治疗在广州中山大学以及河南都已建立新的治疗方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就是以参考中国方案为主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靶向治疗、CAR-T治疗以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所以，我国淋巴瘤的诊疗已经从鸟枪换炮，逐渐走向了一个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淋巴瘤诊断和治疗水平。 然而，我国淋巴瘤的诊治水平参差不齐。北上广、哈尔滨、天津等中心城市治疗水平很先进，但是三级城市、地市级医院淋巴瘤亚专科治疗水平仍然很低，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中国淋巴瘤联盟来推动指南建立，推动规范化治疗、个体化治疗以及精准的靶向治疗。只有这样，我国淋巴瘤发展在未来十年内才可达到国际同期水平。 主持人：作为淋巴瘤医生，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几十年来淋巴瘤药物发展的速度特别快，那您觉得推动新药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马军教授：近年来，新药进展主要在生物制剂、细胞疗法、免疫治疗等领域。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全球疾病基因研究进展的推动，现在我们相应的设备进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我们目前放疗设备已可达到三维、四维和立体定向，病理方面也有异体活检、流式、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和二代测序方面的进展，所以肿瘤诊断已经进入一个精准诊断的阶段。而精确诊断必然推动精确治疗，正如BTK抑制剂成为小B细胞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套细胞淋巴瘤的chemo-free治疗方案，靶向单克隆抗体、双单抗、抗体偶联药物（ADC），甚至三单抗的出现，完全可以使淋巴瘤患者，尤其是B细胞淋巴瘤患者获得一个非常好的预后。 另外，PD-1单抗和PD-L1单抗应用于外周T细胞淋巴瘤和NK/T细胞淋巴瘤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一大进展，但是遗憾的是，目前疗效仍不尽人意，因此，我们在外周T细胞淋巴瘤和NK/T细胞淋巴瘤方面仍需努力创造更多的新药来为淋巴瘤患者服务。 主持人：作为CSCO前任主席，您对中国淋巴瘤的诊疗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呢？ 马军教授：中国的淋巴瘤发展迅速，北上广各中心城市都有中青年专家冲到国际。过去，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处于落后水平，近15年来我们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目前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台湾在国际会议上汇报的总量。去年国际淋巴瘤大会上，我们有将一百多篇的报告，仅次于美国和欧洲国家。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老中青淋巴瘤医生和研究人员联合起来，以患者为中心，以创新药为带头，研究出更多的细胞治疗、单克隆抗体、免疫化疗和非化疗的方法来使淋巴瘤患者获益，使淋巴瘤进入一个可治愈、可无病长期生存的慢性疾病管理阶段。 从分子诊断的探索到临床实践的应用，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尝试！  主持人：近年来血液肿瘤分子诊断有何进展？目前在中国临床上的应用现状如何？ 周剑峰教授：血液系统疾病不同于其他疾病，以往我们诊断病人非常依赖实验室检查，早期观察都是以形态为主，但近二三十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功能组学的完善，我们对血液疾病的发病及进展的机制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了很多技术得以用于指导临床，如MICM分型（细胞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囊括了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分子诊断。 利用这些技术，我们能更好地进行诊断、明确分型并准确地给出治疗建议及预后评估，同时，这些技术也帮助我们评估治疗疗效。此外，分子诊断在预测早期复发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推动临床进步，让我们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法，进而使患者的生存率、生活质量和治愈率都得到提高。分子诊断学的进步，是伴随着整个血液病发展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技术进步。 主持人：分子诊断技术不断发展，包括有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及测序技术，请您结合临床诊疗经验，谈谈如何选择分子诊断技术呢？ 周剑峰教授：分子技术进步推动了分子诊断技术在疾病中的应用，以往针对特殊亚型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需要经过许多医生的反复讨论，现在通过分子诊断得到的特征信息，就能非常清楚地去界定，使我们有了类似金标准的参考；此外，分子诊断能帮助我们发现某些疾病相关的突变基因，帮助医生制定正确治疗方案。 每一种病我想都应该是一个体系，且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诊断技术在不同疾病中的应用地位或有差异，临床意义也有所差别。但总的来说，诊断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疾病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让临床医生对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临床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主持人：我们如何从纷繁的分子诊断信息中获得有效的信息，年轻医生如何在此方面开展科研工作呢？ 周剑峰教授：我想，基本可以把分子诊断在临床应用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经典、成熟技术的应用。从无到有的技术，对我们的帮助肯定是非常大的，比如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融合基因（BCR-ABL）如何去定量？如何通过融合基因定量来指导临床？这些体系都是现阶段十分成熟的。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在认识不清楚的领域学习和积累，发表研究和学术文章，临床医生非常有必要保持思考和积累的习惯。比如，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有各种不同亚型，大同小异，我们就可以去考虑、积累此方面的证据。 另一个层面是证据比较薄弱的应用。比如病人携带的基因突变，这个突变是否意味着抗癌能力减弱？对此，我们需要推测，并寻求大量证据去佐证，所以临床医生应该比较慎重对待这样的证据。因为这个不是定论，仍需要我们努力进行探索，寻找更多的病例回顾，单中心、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证实。 最后一方面是研究性的技术，指导临床的价值较小，但对整个诊断体系贡献也是可观的。临床医生做研究是发现现象、寻找证据去记录、证实，并获取同行的认可，最终改变我们对治疗的认识，被全世界公认并写入指南，其中包括病例报告、病例系列报告，但证据等级较低，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具有良好随机对照、前瞻性的研究。 近30年来，霍奇金淋巴瘤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  主持人：您认为目前国内霍奇金淋巴瘤（HL）的病理特点和诊疗现状如何？ 李志铭教授：HL是淋巴瘤的重要亚型之一，淋巴瘤可分为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大多数HL来说是一种可治愈的肿瘤，尽早诊治对于患者的疾病预后有很大的改善。基于目前国内治疗水平，早期HL治愈率可达80%—90%，而晚期治愈率也可达50%左右。 HL从病理类型可分为两类：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和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NLPHL），后者往往预后较好，生物学行为大多呈惰性，即便是在疾病的晚期阶段，患者的生存期比较长，因此不需要过度治疗；早期患者以局部治疗为主，晚期患者需要进行全身治疗，但整体预后较好。经典型分为结节硬化型、富含淋巴细胞的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淋巴细胞消减型霍奇金淋巴瘤，后两者相对预后较差。HL的诊断依靠病理诊断，以形态学及免疫组化评估作为依据。 主持人：HL领域有哪些进展和值得期待的新药？ 李志铭教授：HL总体治愈率较高，因此对于早期HL患者，我们更关注其长期生存中的生活质量、第二种肿瘤以及远期毒性的问题。因此，国内外主流研究方向并非在于如何提升疗效，而是如何降低毒性，希望用最小的化疗、最少的代价获得更好的疗效。而对于晚期HL患者，因其总体预后并不是特别好，治疗效果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HL的化疗研究进展主要在于：BEACOPP方案如何与现有的ABVD方案整合以及如何引用PETCT指导个体化治疗。 目前国际上的新药进展主要包括：1. 抗微管药MMAE与抗CD30单克隆抗体的偶联物（BV）是HL靶向治疗较大的进展。以往，靶向药物始终办法超过传统ABVD方案带来的疗效获益。自从BV上市以来，对于HL一线治疗的研究发现，BV+AVD方案优于ABVD方案，这是近30年来HL领域首个疗效优于ABVD方案的治疗，也是HL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2. 免疫治疗方面，PD-1抗体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尤其是对于复发难治类型的HL，这些药物的联合使用也将会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CAR-T在HL的诊疗中具有怎样的一个地位？ 李志铭教授：复发/难治性DLBCL是CAR-T治疗的适应证之一，但CAR-T治疗在HL领域仍在探索的阶段， 理论上说，通过CD30靶点的CAR-T可有效地对HL进行治疗。在治疗副反应反面，CART在治疗HL所带来的副作用不及针对复发/难治性DLBCL明显。总的来说，CAR-T治疗在HL的治疗地位不如NHL的治疗，但这仍会是未来免疫治疗发展的方向。 主持人：我国大部分淋巴瘤病理的病理诊断是由非专业化的病理医生完成的，请问如何提高HL病理诊断的准确性以避免误诊呢？ 李志铭教授：肿瘤诊断十分重要，由于淋巴瘤亚型异质性很大，需要进行大量病理分析，尤其是HL的病理诊断要求很高： 第一，标本要足够，因为大部分的这个HL的肿瘤细胞会隐藏在免疫细胞和间质细胞中，少量的标本很难诊断，所以一定规范取材。 第二，病理诊断需要进行专业化训练，要积累足够的经验。必要时可以通过会诊的形式进行诊断，到国内权威的癌症中心，或者血液病权威机构甚至是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会诊明确诊断。 精准靶向，原发性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可以这样优化！  主持人：您认为DLBCL目前的诊疗现状是怎样的？ 宋永平教授：目前，DLBCL目前可以分为将近20种，原发性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Primarymediastinal large B-cell lymphoma ，PMBCL）属于DLBCL的一个特殊亚型，具有高度异质性。PMBCL属于结外的特殊DLBCL类型，其细胞形态呈大B细胞改变，但又存在一定的变异，它的分子标志物也存在特殊改变，因此，其预后比常见DLBCL预后要差。传统R-CHOP方案是DLBCL的标准治疗方案，但对PMBCL却并非最佳方案，治疗上往往还需在R-CHOP方案基础上加用其他药物。 主持人：PMBCL和DLBCL在治疗方面有哪些不同呢？ 宋永平教授：一方面，PMBCL的肿瘤细胞表型可出现CD30阳性表达，因此应用CD30单抗药物能取得较好效果；另一方面，对于PMBCL的治疗，在R-CHOP方案基础上还需联用其他药物，如VP16，足叶乙甙或其他药物；同时，在治疗中除外靶向治疗、化疗，还应同时联合放疗。另外，对于高危PMBCL且有条件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应尽早进行造血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主持人：PMBCL的治疗必须要用利妥昔单抗吗？对于复发难治的PMBCL，有何药物最新进展？ 宋永平教授：PMBCL属B细胞淋巴瘤，CD20为其典型免疫组化表型之一。一般来说，利妥昔单抗通常还是需要应用的，同时，我们在给予R-CHOP方案进行治疗的基础上，仍需加用一些更强效的药物，当然，我们还可以应用针对淋巴瘤治疗的新药，如西达本胺、苯达莫司汀以及来那度胺等新药。另外，近年来，随着CD30单抗的出现及应用，这对于PMBCL的治疗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于既往未曾应用过CD3O单抗的复发难治性PMBCL患者，推荐首选CD30单抗进行治疗。 警惕：结外淋巴瘤误诊率极高！  主持人：结外淋巴瘤首发症状常无特异性，其中软组织淋巴瘤更是少见，有报道发病率仅占淋巴瘤的0.11%，临床误诊率非常高。临床中我们该如何诊断结外淋巴瘤？ 邱录贵教授：事实上，除了头发，淋巴瘤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在淋巴系统当中，淋巴结是主要的淋巴组织，但是除了淋巴结以外，还有皮下、胃肠道黏膜等都有淋巴组织分布，这些部位都可能发生淋巴瘤，发上在淋巴结以外的淋巴瘤都可以统称为结外淋巴瘤。 结外淋巴瘤的症状没有特异性，通常伴有无痛性的肿大，有时候伴有B症状，结外淋巴瘤的临床表现取决于它的发生部位。例如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淋巴瘤可能表现为颅内高压；发生在胃肠道的淋巴瘤可能会出现消化系统的相关症状。 如果发生相应症状，建议先去影像科做检查，当怀疑是淋巴瘤或无法明确病因时，应进行淋巴组织活检，明确病理诊断。 主持人：我国患者中，结外淋巴瘤的发病率较多的部位主要哪些？国内外患者的发病部位是否有差异？ 邱录贵教授：结外淋巴瘤最常见的发生部位是胃肠道，中国患者与国外患者的发病有一些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东西方人群的淋巴瘤种类构成不同。 在西方国家，淋巴瘤类型以HL为主，在NHL中，国外的NK/T细胞淋巴瘤占比不到10%，疾病种类的不同造成了侵犯部位的差异。东亚人群HL占比较低，不到10%，而在NHL中，NK/T细胞淋巴瘤占比较高，NK/T细胞淋巴瘤最常发病的部位是鼻腔，也叫鼻型结外NK/T细胞淋巴瘤。 在欧美国家，免疫缺陷相关的淋巴瘤发生率较高，PCNSL的淋巴瘤发病更高。但在非洲国家，与EB病毒相关的结外淋巴瘤发生率较高。 主持人：在结外淋巴瘤中，PCNSL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直以来，大剂量甲氨喋呤（MTX）联合放疗是治疗PCNSL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手段还是有一定神经毒性，目前针对PCNSL是否有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邱录贵教授：由于很多药物无法透过血脑屏障，总体而言PCNSL的治疗难度比较大，患者预后较差。既往治疗中，手术占了很大比重，但后来发现，手术切除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应用手术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案，也未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患者中位总生存大概1-2年。此后的主要治疗手段是以大剂量MTX和阿糖胞苷为主的化疗，并根据情况结合颅脑照射，改善了PCNSL患者的预后。 利妥昔单抗是大分子药物，很多人认为它不能通过血脑屏障，但是临床结果证明，利妥昔单抗可以透过血脑屏障，化疗联合利妥昔单抗可以进一步改善PCNSL患者的预后。此外，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下的大剂量化疗也能够明显改善PCNSL的预后。 目前的标准治疗是大剂量MTX和阿糖胞苷为主的化疗联合利妥昔单抗的诱导治疗，一线治疗缓解后，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必要时结合颅脑放疗。 近些年，PCNSL的药物研发进展不断，比如新型烷化剂替莫唑胺，它能够比较好的透过血脑屏障，它的主要适应证是脑胶质瘤，后来发现在PCNSL有不错的疗效，尤其适合不能进行大剂量MTX化疗的患者；另一个新药是来那度胺，它也可以透过血脑屏障，联合其他药物可以改善PCNSL的疗效；此外，BTK抑制剂也在PCNSL显示了较好的活性，包括伊布替尼、泽布替尼以及即将上市的奥布替尼。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新药单药就能在PCNSL中取得较好的疗效，但是疗效并不持久，建议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这些新药，以维持药物的疗效。 主持人：来那度胺的标准剂量是10-25mg,在PCNSL中，您建议使用多大剂量？放疗在PCNSL中的地位和以后的治疗趋势是怎样的？ 邱录贵教授：在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中，来那度胺作为诱导治疗的一般剂量为 25mg/天，使用天数根据具体治疗方案决定。当患者缓解后将来那度胺作为维持治疗时，一般剂量为10-15mg/天，需长时间应用。 来那度胺与单抗类药物有很好的的协同作用，它能促进T细胞的分泌和增殖，增强免疫抗肿瘤效应。此外，来那度胺与BTK抑制剂联用，在PCNSL中效果较好。 在PCNSL中，放疗并不占主导地位，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未被实际侵犯的患者可以选择全脑放疗，而有残留病灶的患者可以选择局部放疗。 新药时代，滤泡性淋巴瘤分层、治疗更多新进展  主持人：对于滤泡性淋巴瘤（FL），近几年生存率有怎样的改善呢？ 张会来教授：目前，FL的五年生存率将近90%，很多病人能存活10-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FL发病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中华医学会淋巴瘤专委会病理协作组总结B细胞淋巴瘤发病率在8%左右，而目前我们单中心的数据已经达到了24%。就生存率来看，比过去有了提升，特别是在新药的加入后，复发/难治性FL也获得了较好的生存。未来，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新药加入，对于高危患者的筛选更精准，FL的总体生存率还会有大范围提高。 主持人：FL如何进行危险分层？不同的危险分层对预后有怎样的影响？ 张会来教授：对于FL患者预后的预测，常采用FL国际预后指数（FLIPI）标准，包括FLIPI1和FLIPI2。FLIPI 2目前应用比较多，它是利妥昔单抗时代的产物，而且前瞻性研究结果，对于无进展生存（PFS）判断要比FLIPI 1更好。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有更多预后模型出现，包括PRIMA-PI、POD24-PI、m7-FLIPI等。但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种模型是完美。在当前新药时代，这些预后模型都面临一些挑战，譬如说m7-FLIPI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应用R-CHOP和G-CHOP进行治疗的患者预后，但不能适用于评估以奥妥珠单抗或苯达莫司汀为基础的治疗方案的预后，PRIMA-PI，不适用于预测使用美罗华+来那度胺进行治疗的患者预后。所以未来我们应该做更多的研究，建立临床指标和基因组学指标相结合的预后模型，才能更加适应新药时代的发展。 主持人：虽然目前FL整体预后提高，但仍有复发/难治性FL发生，对于复发/难治性FL的治疗有何新进展呢？ 张会来教授：对复发/难治性FL患者，我们首先要明确其是否具有治疗指征，今年EHA大会上的报告显示，对于初治后首次复发、没有治疗指征的患者，采取观察等待（watch and wait）的办法，是否接受进一步治疗，不影响其总体生存率和转化。 对于有治疗指征的复发患者，利妥昔单抗及其他新药大大地改善患者的生存，未来GA101也有望加入。相比美罗华，接受GA101治疗后，POD-24患者比例降低、患者PFS延长，缓解深度及微小残留病变（MRD）阴性患者增加。其他新药如PI3K抑制剂单药有效率能达到50%左右；在美国获批用于复发/难治性患者的EZH2抑制剂对伴EZH2突变的FL患者的单药应用有效率可达80%左右，而对于POD-24患者可达到60%以上；另外，CD20/CD3双单抗对于复发后的FL仍能发挥很好的疗效；而根据今年ASCO大会上公布的ZUMA-5研究结果：对于惰性淋巴瘤，特别是FL总的有效率超过90%，完全缓解（CR）率近80%，所以未来对难治的FL患者，CAR-T将会是不错的选择，但现阶段CAR-T还是应作为三、四线治疗。 主持人：FL属于惰性淋巴瘤，但却可以向高级别淋巴瘤转化。是否存在与FL发生转化的相关因素，我们是否能采取手段进行预防呢？ 张会来教授：一般来说，FL 3B期的患者可能出现转化，每年大约有3%转化的患者出现转化。1/5的FL患者会转化成双打击DLBCL，对于FL转化为DLBCL的治疗，尽管目前仍有争议，我个人认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巩固能够让类患者生存情况会更好。目前很多研究发现FL一旦转化后出现了一些基因改变，如说tp53突变，myc异位，提示转化后FL的生物学行为及基因组学背景与我们未发生转化的FL是不一样的。不过很可惜，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明确哪些因素可以早期预测转化。但较高FLIPI评分、较大肿瘤负荷，那么这些包括它的高ki-67增殖指数可能提示早期进展以及早期转化。 那么预防那方面呢？结合前期研究，一线R-CHOP治疗以及利妥昔单抗等CD20抗体的维持治疗，可以大大地降低患者转化的发生率。尽早接受干预的患者或许转化发生率会更低，而那些wath and wait的患者发生转化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未来新药的加入后可能将显著降低转化的发生。 惰性淋巴瘤，预后不同，治疗有异  主持人：不同亚型的惰性淋巴瘤治疗策略该如何选择，预后有何差别？ 郭晔教授：惰性淋巴瘤，特别是B细胞惰性淋巴瘤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称小细胞淋巴瘤或者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病程比较缓慢，以老年人为主，这一类的药物中比较代表性的是BTK抑制剂，包括伊布替尼和国内上市的泽布替尼，未来还有可能更多的BTK抑制剂，以及非共价结合的药物也会上市。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小细胞淋巴瘤非常依赖BCRs通路受体，这类药物对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一线/二线的治疗，未来有可能实现全覆盖。虽然部分患者可能具有分子学遗传改变的不良预后因素而需要使用其他药物，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能会真的成为一种慢性病，仅用一些靶向药物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第二种类型是之前提到的FL，关键在于预防，尤其是进展较快、耐药的类型，还有未来可能出现大细胞转化的类型，需要更清晰的治疗方案。 第三种类型是边缘区惰性淋巴瘤，相对来说，这种类型往往以结外病变为主，需要根据发病原因、分期而做个体化治疗。但总体来讲，我想随着我们的生活的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生活方式更趋向于西方化，这三类FL的发病率会逐渐上升，所以我们要对此予以非常的关注。 主持人：关于HL，现在有什么免疫治疗药物吗？ 郭晔教授：HL主要是免疫治疗，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非常活跃的领域，它本身存在PD1/PDL1的基因所携带的位点的基因改变，是被认为所有肿瘤里使用PD1疗效最好的药物。目前，已经成为标准的二线挽救药物，并且在霍金淋巴瘤进展期的临床实验种也有较好的发展。 未来，HL会成为免疫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甚至可能全线覆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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