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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觉得兵部郎中戴胄忠正耿直，就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伪造履历和门第，唐太宗下令让他们自首，如不按时自首就处死。没几天，果然有犯这类事的人被发觉，唐太宗于是就准备杀掉他。 戴胄上奏反对，他说：“按照法律犯这类罪行的人应当流放。（据法应流。）”唐太宗大怒道：“你准备遵守法律办理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造假，所以想要处死他们，但是现在知道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所谓忍住一时之愤而保全最大的信用啊！（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叹道：“你如此秉公执法，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卿能执法，朕复何忧！）”戴胄先后多次违逆皇帝的意旨，奏答时又滔滔不绝，唐太宗大多能听从他的意见，所以一时国内很少有冤假错案。 唐太宗命封德彝向朝廷举荐贤才，结果很长时间封德彝也没有推荐一个。于是太宗问他原因，封德彝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当下确实没有什么奇才！（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不悦道：“君子用人就如同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得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你应当怪自己没有识别人才的眼光，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封德彝听后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说：“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派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唐太宗就此事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道：“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但假如专门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过繁琐了。（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括疵，太为烦碎。）”杜淹听后默不作声。唐太宗转过头来问杜淹道：“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何故不复论执？）”杜淹回答道：“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刚才讲的话深得治国之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别人送的绢帛，结果事情暴露。唐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就和他共享国家府库的资财，又何至于如此贪婪呢！（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太宗虽这么说，但仍爱惜他有功于国，不但不予惩罚，反而在朝堂之上赏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唐太宗说：“如果他知羞耻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将远甚于他所受到的刑罚；如果他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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