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一丨疫情下的狂欢

疫情爆发之后，很多国家都因为没有办法停止一些狂欢活动而导致疫情扩散。为什么面对死亡威胁，人们依然要进行狂欢？除了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于疫情不够重视，国家难以动员民众以外，和狂欢本身具有强大吸引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人类社会存在各种类型的狂欢，消费狂欢、节日狂欢、宗教狂欢、政治狂欢等等。狂欢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问题的集中表现。

 

1 狂欢经济学：经济结构与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在疫情爆发之后，狂欢之所以没有办法停止，最为直观的原因是一方面，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狂欢经济。对于一些人甚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狂欢带动消费，从而给很多人带来收益。拿意大利来说，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意大利而言，十分重要，占GDP的12%。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狂欢节和意甲联赛（体育狂欢），都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3月9日，据意大利金融新闻媒体评定，疫情爆发之后，20家意大利俱乐部队在这段时间预估损失2860万欧的比赛日收益。这是意大利在疫情爆发之后，一些人依然希望很多活动照常举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班牙的问题就更加明显。3月14日，西班牙宣布进入封城状态，但是很多西班牙人依旧发挥了自己一如既往的娱乐精神。在Carnaval狂欢节上，还有很多西班牙人戴上皇冠穿上奇怪的衣服，说自己是新冠病毒，还举着“我来了”。除了因为西班牙人民热爱狂欢以外，还与狂欢本身能够给西班牙带来丰厚收益有很大的关系。据《2017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西班牙以5.43分的成绩连续第二年蝉联世界旅游业竞争力排行榜第一位。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而言，在西班牙各地三四月份间庆祝圣周的一场场狂欢节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组织一场狂欢是有成本的，包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因此，停止狂欢不仅会受到参与者的阻碍，更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尤其是那些靠狂欢吃饭的人。狂欢经济，也因此成为了这一次疫情爆发和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经济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狂欢对经济秩序的影响。从狂欢经济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如果高度依赖狂欢，实际上是十分危险的。要知道，第一，消费狂欢往往具有不可持续性、突发性。第二，消费狂欢中所采取的消费行为往往满足的是人们的边缘需求。一旦全球或者某个国家经济出现问题，人们往往就会减少狂欢消费，那些最依赖狂欢经济的国家和企业，则有可能最快陷入危机。第三，狂欢是一种闲暇经济。这种经济的发达可能意味着人们经济水平提高，闲暇增多；也可能意味着人们并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因此没有那么繁忙，或者因为即使有工作做，但人们沉迷于狂欢，表现得没有那么勤劳。

 

从狂欢中的消费行为本身来看，这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正是因为这一点，消费狂欢和各种狂欢时带来的消费，对于经营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的消费欲望会因为狂欢得到刺激。因为在狂欢的过程中，由于群体的参与，不同主体之间会发生情感共振，导致人们情绪高昂。这赋予参与消费狂欢的个体一种特殊的，在个体化的消费行为中难以获得的精神体验，赋予了消费行为更丰富的意义与内涵。

 

从短期来看，狂欢的这些特征都有利于促进消费，提振不景气的经济。作为一种应急的策略，这种方式未尝不可。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于经营者和整个社会都不一定有利。因为生产与消费之间会相互影响，良性和理性的消费能够孕育出相对有序的生产，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有序互动。非理性的消费也有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生产，至少这不利于生产者把握市场需求，不利于生产的有序展开。

 

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青年人尤其是没有结婚的青年人，因为没有维系家庭有序发展的刚性任务，更容易被消费狂欢动员，进行非理性消费。为了参与消费狂欢，一些年轻人甚至通过贷款进行超前消费。在消费社会日益发达，消费狂欢日益频繁的当下，一些年轻人很容易因为陷入消费狂潮而被小额贷等债务拖垮。由年轻人带动的消费狂欢所制造的需求泡沫，会激发一些逐利和不理性的生产者盲目扩大生产。一旦年轻人的需求泡沫破裂，就可能引发生产过剩，相关企业估计只能关门停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供给与需求之间保持良性关系的成熟市场，不应该过度依赖消费狂欢。我们也不应该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过度宣传消费狂欢，要对其背后的需求泡沫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我们所参与的一个个“成百上千亿”的消费项目中，年轻人贡献了多少力量，他们又是靠什么做出那么大贡献的。

 

2 狂欢社会学：情绪宣泄、心灵治愈与秩序解构

 

作为一种具有群体性、仪式性的社会活动，狂欢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情绪宣泄和心灵治愈的效果。

 

狂欢的群体性特征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在参与狂欢的过程中，一群人一同表达某种情绪，参与其中的个体就会有种并不只是自己有这种情绪的安慰感，也会产生“原来我的病是个社会病”的顿悟。当人们认识到情绪的产生具有结构性的原因时，这可能会使个体觉得无奈，同时也有可能使个体更加释然，不过分苛责自身的某些问题，从而避免对自身造成心灵伤害。另一方面，群体性的参与，会使个体的情绪感知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参与狂欢的个体之间发生共情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共情是抹平伤痕的一剂良药。在很多时候，人们并不需要他人为自己的这种情绪负责，而只是希望他人理解自己这种情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心中的很多情绪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他人的误解造成的。

 

狂欢的仪式性特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仪式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一种非常态，仪式活动的开展遵循一种新的行为规范和秩序，参与仪式的个体也会转换一种行为模式。在这种新的行为模式中，情绪宣泄所引发的后果会发生转变，人们往往会出于仪式内新的秩序而包容在日常活动中无法包容的情绪宣泄行动。

 

另一方面，参与某种仪式的个体，往往会在某个层面上实现同化，或者说因为某种利益或者某个主体，参与仪式的个体之间产生了连接感。依托于仪式中个体之间的这种连接感，参与仪式的个体也更加能够理解其他参与者的情绪宣泄行为。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当这种连接感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同样的情绪宣泄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理解，人们也就很难在日常生活秩序中无所顾忌的发泄情绪。

 

在情绪宣泄和治愈心灵方面，狂欢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原因在于，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情绪生成，尤其是负面情绪生成的可能性在增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经济的快速调整，必然会带来人们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的增多，会导致相关主体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生成更多的情绪。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经济调整日益频繁，必然会增加情绪生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生产生活秩序需要不断重组。在原有秩序瓦解之后，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之前，人们的内心秩序十分不稳定，需要不断调试自己以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卷进来，其中有少部分人能够较好的适应，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感到无所适从，只能盲目行动。对于这些人来说，大量的不确定性充斥着个体的世界，而不确定性是焦虑产生的重要根源。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在网络社区中，焦虑的人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向其他人传递焦虑，焦虑的人之间相互激发，造就一种集体的焦虑，给时代贴上了焦虑的标签。焦虑成为了转型社会中个体负面情绪的主要内容之一。

 

狂欢能够治愈一些“时代病”。问题是通过狂欢消解情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情绪问题，因为情绪的产生具有结构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狂欢只能够算是一种暂时的救济手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逃避方式。因此，通过狂欢来消解负面情绪，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不仅如此，其负面作用还体现在狂欢中的情绪宣泄也有可能因为其非理性，而导致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一些靠贩卖焦虑和情绪为生的人，在动员消费者参与情绪宣泄的狂欢时，他们往往不会朝着真正帮助人民宣泄情绪的方向努力，而是会选择引导人们相互攻击，在释放了一部分负面情绪的基础上，又制造了新的负面情绪，甚至比参与狂欢之前人们所拥有的负面情绪总量还要大。如此，才有可能保证他们的生意一直做的下去。

 

这样的情绪宣泄狂欢，不仅不利于问题解决，还有可能制造新的问题。更为麻烦的是，当人们陷入这种极端的、具有负面情绪再生产能力的狂欢时，人们很容易失去理性，陷入到极端负面的情绪中不可自拔，最终会陷入到解构现有秩序和现有生命意义的死胡同中去。这十分危险。

 

因此，我们不能过度依赖狂欢来解决情绪问题，实现心灵治愈。一个社会如果高度依赖狂欢来解决情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缺乏情绪宣泄和心灵治愈的制度化的手段。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人们不仅会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很多情绪，这些情绪也能够在社会交往中被化解。但是在碎片化和撕裂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中，社会整合个体地能力较弱，社会秩序生成地难度加大，不仅会导致大量情绪产生，也有可能导致大量情绪没有办法得到制度化地消解。

 

这一点，我们在农村社会有很大体会。在村庄共同体较为发达且村庄共同体对于个体的生产、生活意义较大的情况下，农民之间社会整合诉求往往较高且农村社会整合能力较强。一般而言，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会随意发泄情绪，在发泄情绪之后往往会立即给与对方一定情绪补偿，或者找个第三方帮助彼此说和，达到消解情绪的目的。

 

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交往圈子扩大化，村庄中社会关系在个体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弱化，村庄社会整合的诉求降低，社会整合能力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弱化。在社会整合诉求较低，社会整合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个体情绪表达更加无所顾忌，而且情绪表达出来之后，由于社会整合能力弱化，这些情绪没有办法得到化解，这将会进一步导致情绪堆积，负面情绪发酵，甚至导致关系破裂。

 

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更多地会选择一些制度化的路径来解决情绪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选择各种狂欢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来消解情绪。其问题在于，狂欢这一方式不能替代制度化的社会整合，选择狂欢这种方式并没有提升整个社会的制度化整合能力。不仅如此，长期依赖狂欢来消解情绪，反而有可能导致对社会制度化整合能力提升的替代，导致社会的制度化整合能力退化。

 

事实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之所以焦虑，之所以要依靠狂欢来消解焦虑，正是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体之间互助逐渐市场化，人们之间社会整合的诉求下降，这进一步引发社会整合能力的下降。在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瓦解的情况下，一种新的适应于当下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并没有生成。

 

在这样一个转折的缝隙中，人们只能选择加入一些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活动与组织，比如宗教，通过加入宗教参与这种整合性极强的社会组织中，参与宗教狂欢，从而化解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没有办法化解的情绪，没有办法得到的心灵慰藉。有的人不惜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甚至将自己的意志自由、人身自由交给宗教。

 

这次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宗教狂欢成为了疫情爆发的另一个催生剂。其背后不仅仅反应的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还反映了现代社会在整合和为人们提供制度化的情绪消解和心灵慰藉路径方面的缺陷。

 

3 狂欢政治学：革命、民主与日常治理的无能

 

疫情发生之后，“黄马甲”照常上街，马克龙拒绝推迟选举，政治狂欢成为了法国疫情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上街游行还是选举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政治狂欢。这种类型的政治狂欢在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发生。

 

从政治层面看，狂欢具有一定的正功能。一方面，狂欢具有群体性和颠覆性，这意味着狂欢具有一定的革命色彩。其原因在于狂欢本身作为一种群体行动，能够对既有的政治秩序产生较大的冲击，进而使得不合理的制度得到较为彻底的调整。另一方面，狂欢具有群体性和平等性。人人一票，人人都能够走上街头，使得政治参与变得门槛较低，实现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这与西方推行的看似美好的“民主”理念是如此契合。

 

其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一美好的形式，实际上掩盖了实质上阶层分化严重和经济实力悬殊的政治参与主体之间角力的残酷性。另一方面，政治狂欢具有非理性和歇斯底里等特征，可能会制造无序，参与其中的个体之间难以达成真正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共识。这使得很多公共讨论只能够在表面化的理念中打转。如果这些理念被一些强势的利益集团利用，还会使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被各种碎片化的、甚至相互对立的集团利益和政治正确绑架。

 

高度依赖政治狂欢来解决问题，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常规的公共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没有办法回应人们的政治诉求。这使得人们只能在政治狂欢中无序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也迫使政府因为一次次政治狂欢的压迫无序地回应人们的政治诉求。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因此陷入一种十分被动和摇摆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狂欢成为一种常态，反映了这个国家政治体制和公共治理体系的病态。事实上，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政治狂欢是一种高成本的，高风险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狂欢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适度的狂欢能够调节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使其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但狂欢的功能仅限于此。狂欢不能够替代既有的常规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不能替代常规化的，相对平和的问题解决路径。在很多时候，狂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恶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狂欢有度，不过度依赖狂欢来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