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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堂按： 江西福建在两宋时期文风大兴，书院林立，科举入仕几占半壁江山，用砚固然人手不可或缺，以砚殉葬之俗也不分贵贱而蔚然成风。赣闽粤等地区大量出土的宋砚遗存，特别是闽地墓葬出土的、大多数的石砚，从歙石、端石到各种本土地方石料均有，雕刻打磨与墨池挖槽等工艺粗陋浮浅，并无使用痕迹，恐非墓主在生时的随身实用砚，更可能是地方砚殉风俗的特有明（冥）器类。只有少数雕工、挖池和打磨精良的出土砚，则为文人墓主活着时的私人使用兼赏藏砚。而部分出土砚台的品质差异，也有因墓主社会地位、财富及其消费力不同而形成的客观差别，则与器物功能考察无关。本刊现以琴式砚为例，叩开这扇事关宋代人文风气和地方殉葬风俗考察的重要研究之门。 我们做此类器物的类型研究时，应尽可能集思广益，特别要提高甄别、鉴证器物的能力素养，不仅从范式考古出土中寻求素材，也要从大量传世器中做精细甄别和汲取有益养分。 宋代琴式砚研究 琴式砚又名“琴砚”、“琴样砚”，在砚台的基本功能上融入了古琴的造型元素，其产生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宋代文风兴盛，文人雅士辈出，琴式砚以其“琴砚合一”的特征，一方面彰显了文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反映了文士高雅的审美观念与高尚的个人情操。 一、宋代琴式砚的起源 福建私人藏品 图1-2 宋 琴式端砚（出土后传世的熟坑品） 长23.3 宽8.1 厚2.3厘米 湖南私人藏品 二、宋代琴式砚的造型演变 根据砚身的长宽比例并结合砚的整体造型，可以将宋代琴式砚分为下列三式。 Ⅰ式：明显模仿古琴的造型，并用线刻或浅浮雕的手法突出古琴的特征，琴额明显，砚身修长，长宽比在3：1至5：1左右。 中成堂藏另一件琴式砚，砚身修长，琴额处有收束，砚面雕出龙龈、冠角、岳山和琴弦；砚背，琴额一端模仿古琴护轸做成两足，另一端利用墨池鼓出部分雕成坡形足。 图2-2 宋 松皮细罗纹琴式歙砚 中成堂 藏 Ⅱ式：琴额弱化，除岳山一端的雁足模仿护轸造型外，冠角一端的砚足越发明显并逐渐变为类似古琴雁足的柱形足；砚身匀称，长宽比在2：1至3：1左右，首尾宽度接近。 下面一方砚无琴弦，阴刻冠角，砚背有明显有两长方形扁足，背面墨池鼓出中空呈弧形。 图2-4 宋 琴样歙砚[3] 第三届清河古砚论坛成功举办，《青阳砚事》古砚展展出一端石琴式砚[4]，砚整体匀称，线条优美，琴面琴首阴刻有七弦，琴尾阴刻弧线表示冠角，两边有凹陷部分以示琴项，尾端中部凹刻龙龈。琴首部分靠近岳山处两边凹陷以示琴腰。砚背四足分别表示古琴的护轸和雁足。 图2-5 宋 琴形端砚 长15、宽5、高2厘米 图2-6 宋 琴形端砚 长18.4、宽6.4、高2.6厘米 图2-8 宋 琴式端砚 长15.7 宽5.4-7.7 高1.4厘米 尚有在此基础上做其他花款装饰、或者简略化的，如文渊山房所藏以下两款：
图2-10 宋 简化琴式砚 长14.5、宽5厘米 文渊山房藏 Ⅲ式：砚身较短，长宽比在2：1以内。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有一端石琴式砚，砚身作出明显的琴项和琴腰，琴面两端阴刻有岳山、冠角，砚背四足分别仿护轸和雁足。
由于缺乏确切的纪年，琴式砚形制的演变无从考究。但从上述琴式砚的造型特征来看似乎有章可循，宋代琴式砚可能存在从Ⅰ式到Ⅲ式的演变过程。 Ⅰ式为琴式砚正式成为一种独立样式的阶段，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表现为砚身整体模仿古琴的造型，砚面雕刻出龙龈、冠角、岳山、琴弦等古琴的代表性特征，而砚背，琴额一端模仿古琴护轸做成两足，另一端利用墨池鼓出部分雕成坡形足。 Ⅱ式、Ⅲ式是在Ⅰ式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主要表现在砚身的长宽比逐渐减小，砚身由修长变为短宽，且一端的坡形足进一步演变为类似古琴雁足的圆柱形足。 另外，还有在其他形制砚台的基础上，制成古琴外形或加入古琴的部分元素，琴的特征尚不明显，砚身的长宽比在4：1至5：1左右。这可视为琴式砚的一种特殊形制，但是否为琴式砚的早期形制还需进一步探究。 中成堂藏有一件琴式砚，其整体只简单勾勒出为琴的外形，而无琴弦等其他细节装饰。其砚背有铭文“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鸣山道人‘鸣山款’”，可见为琴砚无疑。因砚厚1厘米，符合宋代“砚板”较薄，两头宽度也不相同的特征，南宋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论笔墨砚”条：“昔人多用砚板，不凿砚池，正孔（墨汁）胶久而凝滞也。”此砚应是在砚板的基础上制成古琴样式。
图3-3 宋 琴式歙石砚 长22宽5.5～6 高4厘米 常州市博物馆藏 三、琴式砚的文化内涵 自古以来，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列于“琴、棋、书、画”四艺之首。“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宋书·隐逸列传》记载：“（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陶渊明不解音律却常抚无弦琴待友，认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自此无弦琴又称无声琴、靖节琴、陶令琴、陶琴。 唐代也有不少借“无弦琴”明志的诗句，如李白的《赠崔秋浦三首》云：“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王昌龄《赵十四兄见访》：“但有无弦琴，共君尽尊中”；宋代郭祥正有《读陶渊明传二首》，其一云：“我爱陶渊明，超然遗世想。一奏无弦琴，妙曲寄玄响”。 高雅文思，无弦自鸣，以琴样制砚，也是文人这般高尚趣味的体现。琴式砚的产生，即是在砚台的实用功能之外，更赋予了“无弦琴”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清代纪昀《题端石琴砚》有“无弦琴，不在音。仿琢砚，置墨林。浸太清，练余心”之句，可见，仿照无弦琴的形制所雕琢而成的琴式砚，同样寄托着文人雅士明心见性的精神追求和高洁脱俗的人生态度。 另一方面，古人认为，琴为古代圣皇所创制，如《礼记》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汉代桓谭《新论》又云：“神农之琴，以纯丝做弦，刻桐木为琴。至五帝时，始改为八尺六寸。虞舜改为五弦，文王武王改为七弦”。古之三皇五帝有圣贤之德，因而“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其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清正平和，多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 而宋代君臣中有着“直溯三代”的复古思潮，追求圣王德治，因而上至帝王，下至具有改革意识、忧患意识的文臣，都对一向被视作“华夏正声”、“元音雅乐”的古琴音乐格外推崇，将其作为“三代之治”理想社会的一种象征，如宋太宗、宋徽宗就醉心于琴，范仲淹更是曾作《鸣琴》一首：“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8]。以古琴为制的琴式砚，或许也同样寄托着宋代帝王和臣民高远的政治理想。 此外，琴式砚除了实用功能，同时也体现了宋代文人阶层的审美意趣。古琴外形修长、弧线优美，本身就极具欣赏价值，将砚台制成古琴样式，也使砚更加兼具实用与观赏性。宋琴式砚的体形普遍较小，加上所依托的砚石材质精良，又经过良工精雕细刻，既是实用佳品，又是珍贵雅玩。 四、余论 除琴式砚外，宋代砚台中也有模仿其他乐器的形制。 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有《胡琴砚铭》留世：“有琴之名，无琴之声。托君之词，哀玉锵鸣”，鼓励砚主以辞章扬名，无负“琴”砚之名[9]。可惜今天未见有胡琴砚实物。 成书于南宋初期的《端溪砚谱》中则另外记载有“琵琶样”、“腰鼓”样、“阮样”等石砚形制。 无锡博物院藏有一宋代琵琶式砚，提取了琵琶的样式，细节加以简化，保留有琴头、弦轴等元素，并琵琶背板部分作为砚池，设计十分巧妙。
图4-1琵琶式石砚 宽8.4-9.5 厚1.65厘米 从存世实物来看，仍以琴式砚数量为多，也最为典型，这可能与乐器本身的地位差异有关。古琴作为“华夏正声”，是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其流行和普及程度自然远大于琵琶、阮、胡琴等外来乐器。 尽管如此，乐器样式砚作为较为特殊的砚台形制，在研究宋代乐器的传播途径、方式、时代特征、流行程度、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值得进行深层次的讨论。 参考资料： ———————— 1.（宋）米芾等：《砚史 歙砚说 歙州砚谱辨歙石说 端溪砚谱》（丛书集成补印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2.（宋）米芾等：《砚史 歙砚说 歙州砚谱 辨歙石说端溪砚谱》（丛书集成补印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 3.萧高洪：《新见唐宋砚图说》，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85页，图七七。 4.潘印华：《青阳砚事：中国·清河第三届古砚论坛精品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5.浙江省博物馆编：《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精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页163、164。 6.萧高洪：《新见唐宋砚图说》，湖北美术出版社，第63页，图五六。 7.上海博物馆工艺美术研究组边：《笔墨纸砚图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91页。 8.张斌：《宋代古琴文化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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