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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纹铜戈 战国 成都交通巷出土 长25.2、宽6.3厘米 援部两面均饰以兽面纹。内部正反两面均饰有蚕形图像，实证了先秦时期蜀人种桑养蚕、从事纺织的悠久历史。 1976年7月，成都交通巷出土了一件仅有少量绿锈、异常精美的铜戈。戈上的纹饰大都是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图案，其纹饰线条刻画细腻，图案构思绝妙，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铜戈上的蚕纹，在四川地区出土的古蜀青铜器中很少见，在青铜兵器中则仅此一件。 交通巷的惊人发现 1976年7月，成都交通巷一在建工地发现一座战国墓葬，文物考古部门立即前往进行发掘。在清理现场，有一件被层层泥土包裹着的东西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大家小心翼翼地工作，当除去一层又一层千年泥土后，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锈迹斑斑的残缺器物，而是一件黑中泛白、仅有少量绿锈、异常精美的铜戈。 这件铜戈长26.5厘米，宽7.6厘米，戈身为长三角形，锋部较圆，本部略曲，有三个不规则圆形“穿”。长方形内，有一菱形圆“穿”。按考古专业习惯的叫法，戈身前半部分被称为援，是戈的主体；后部分主要用来和木柄连接，称为内；援靠近内的部分为本；本与内上的洞孔叫穿；援身的最前端自然就是锋了。 戈上的纹饰大都是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图案，援身至援本处由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等多种纹饰，组成一幅复杂的变形兽体图案。内上则是云雷纹、窃曲纹等纹饰构成的方形图案，图案中有一蚕纹。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流行的装饰图案，用拍压、刻划、彩绘等技法装饰在各种器物上，以达到实用而美观的效果。 远古的工匠制作这件蚕纹戈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纹饰线条刻画细腻、精致，图案构思更是令人叫绝：几种不同的纹饰被巧妙组合在一起，不带一丝牵强痕迹，对构图的把握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考古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古人为何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不同的纹饰组合在一起？仅仅是为了装饰这件铜戈吗？同时，这些组合起来的纹饰所形成的变形兽体又是何物？古人究竟在这些纹饰密码里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问题接踵而来，然而时至今日，也无人能够把这些难题一一加以解答。 可能属于统兵将帅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铜戈上的蚕纹。史籍中不乏有关蚕的记载，如《尔雅·释义》释蚕：“桑中虫也。”《韩非子·说林》：“蚕似蠋。”《诗经·风·东山篇》：“蜎蜎者蠋，蒸在桑野。”许慎《说文解字》中也释道：“蜀，葵中虫也，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这些史籍不仅提到“蚕似蠋”，而且都是桑中虫。《说文解字》“葵中虫也”中的“葵”应为“桑”字之讹，而古蜀族的先祖之一亦被称之为蚕丛氏，所以有学者认为，四川的古称“蜀”与蚕密切相关，或就是直接来源于蚕。这件蚕纹戈的出土似乎又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间接的物证。 蚕纹在四川地区出土的古蜀青铜器中并不常见，据笔者所知在青铜兵器中仅此一件，加之它图案优美、制作精良，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很有可能这件蚕纹戈并不用于实战，而是领兵统帅的标志性兵器。 在我国先秦时代，戈是最重要的作战兵器，也常常被泛指兵器。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戈就是战争的代名词，如枕戈待旦、金戈铁马、大动干戈、反戈一击、化干戈为玉帛等，无不使人对那些充满血与火的遥远年代引发想象。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最早的青铜戈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它距今已有3500余年。商朝时期，铜戈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当时有三种不同形式的戈，即銎内、曲内和直内戈，由于铜戈需要装上木柄（柲）才能使用（用绳索类通过“本”和“内”上的“穿”将戈身与木柄捆绑起来），还要保证格斗时不易脱落。最终戈柲结合最为紧密的直内戈得以保留下来。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场上还在使用这种直内戈，成都交通巷出土的蚕纹戈正是这种流行一时的直内戈。 商末周初时，新出现了一种类似于镰刀的带胡戈。就是戈的援、本处一侧成90度直角，戈与柲的结合面更大也更为牢靠。这种带胡戈既可直劈也可勾杀，在战场上的威力也更大，自然而然取代了直内戈，成为戈的主要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一种将戈、矛合一的新型兵器——戟出现了。由于它的杀伤力更大，一跃而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曾经长期在战争中建功的戈也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西汉以后基本上绝迹于战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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