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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又将到来，除了欢乐长假，我们还应缅怀和回望，缅怀革命先辈，回望激情澎湃的年代。 随着近些年来红色旅游、红色艺术越来越成为文化关注点，艺术头条也在2020国庆来临之际，推出红色艺术纪念专题，致敬从延安走来的一代艺术前辈，和艰苦岁月里的艺术精神。 谈延安，艺术家石鲁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艺术家，一幅《转站陕北》多年来一直展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层展厅，以大景山水为主的革命历史画，气势磅礴，算得上是抗战题材的经典之作。 石鲁和他那一代人一样，裹挟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动荡发展中，探索中国艺术的方向，从中西融合的写实人物画，到革命历史画，再到70年代具有强烈主观表现性艺术风格的大写意水墨画，石鲁所背负的，是一份对艺术的责任。 冯门九子 出走四川 1919年，石鲁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松林湾一个冯姓的大地主家庭，取名冯亚珩。家中高祖经商发财，祖父收买田产雇工务农，有土地千倾，庞大的庄园和万卷藏书的藏书楼，成为当地大地主家族。冯亚珩的父亲石祖父七个儿子中的长子，母亲王氏出身书香门第。在祖父当家的大家族里，冯亚珩在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九，所以他晚年的印章中有“冯门九子”。 冯家对子女的教育尤为看重并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在自家宅院专门办私塾，从成都请知名学者担任老师教学。冯亚珩从6岁起便进入私塾，学习国学经典，直至15岁。 15岁的冯亚珩已经开始临摹起六尺整幅的古画，被哥哥认为石学画的好苗子。这个调皮捣蛋，父母眼中的“熊孩子”，就这样进入了成都“东方美专”中国画系学习，成为该校年龄最小的学生。 后来，这位富家子弟离开了家乡，身上揣着200块大洋，从四川去陕西。 离开家乡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离开了，他便再也没回过四川，一生都留在陕西。后来，他被编入陕北公学学习。入学的履历表上，他改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艺术上崇拜石涛，文学上崇拜鲁迅，从此就改名叫石鲁，“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美术家。” 延安10年 做革命的美术家 1940年起在延安的10年间，石鲁先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西北文艺工作团、《群众日报》社、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并创作过许多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作品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同时他也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 据女儿石丹统计，石鲁目前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国家博物馆加上自己保存的部分，总数不超过10张。而这不足10张的版画中，包含了《群英会》《打倒封建》《妯娌俩》《说理》《民主评议会》这些在新中国版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一时期，石鲁也画了大量速写。 “父亲的绘画风格这时基本上是属于西方素描式的，是有立体光影的，像这样的速写现在依然保留的有400多张。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物造型、人物神态和人物动态的把握，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程度了。”石丹说，她认为，这一阶段父亲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青年，开始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生观。 “要做革命的美术家”这一信念使石鲁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风格。即是绘画形式语言的一种外在表现，作品内部又追求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从四川到延安，动荡严酷的战争年代和艰苦的延安生活，让石鲁从一个大地主阶级的富家子弟，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员。 一个从20岁到30岁的青年石鲁，此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艺术理想，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影响了他后来一生整个的艺术创作。 创作于1949年的《打倒封建》属于石鲁版画创作晚期的作品，根据石丹的了解，“这应该是他在延安的最后一张版画创作”。在作品《打倒封建》中，石鲁刻画了一幅农民大队进入地主庄园的场景。相较于早期的《群英会》，在对人物形象的表现，整体的画面结构以及对艺术形式感和版画技巧的把握上，石鲁已经处理得非常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石鲁秉承着“从生活入手”的宗旨，深入青海西藏、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建筑工地，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 石鲁于1950年创作的《变工队》就是其中的代表，图中，乌鞘岭建设工地上，一群劳动人民正挥着锄头努力工作。三年后，石鲁又创作了《移山》，近年，这件作品在北京保利2019秋拍中以4255万元成交，作品中，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位青年驾着推土机开展推土移山工作。对石鲁来说，“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 新中国成立后，活跃于陕西美术战线的石鲁始终怀念年轻时参加革命和战争的亲身经历，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延安主题的绘画创作对他有着永恒的吸引力。 《转战陕北》：用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 经过多年探索，及到50年代末，石鲁对中国画的变革，做好了思想理论和笔墨技法的准备。 1959年建国十周年，石鲁接受了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命题创作。 “父亲创作《转战陕北》的时候，是被抽调到北京，住在齐白石旧居，一个小胡同的院子里。他在小稿纸上面不停地改动他的稿子，从素材稿到创作稿就有四五十幅，他不断地在小稿上面进行构思和变化，力图做到最完美。等到他开始画的时候，非常快，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星期，这张画就画出来了。”石丹说。 《转战陕北》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这就是石鲁所谓的“人亦山水，山水即人”这种理念的一种诠释。在这个画面中，人物占的比例很小，他把山当做人来画，虽然是山水画，表现的却是人。而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显示出无穷的力量，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今仍是美术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 命运转折点《东渡》：用山水画笔法画人物画 Jenny Saville, Virtual, 2020, Oil on canvas, 78 3/4 x 63 inches, 200 x 160 cm ? Jenny Saville, Courtesy Gagosian 365gj.cn 穿越小说 我觉得艺术应该追求的是这个东西。 60年代，石鲁的绘画有一个很明显的分期，1960年至1963年，他的创作以山水画为主，之后的两年又以人物画为主。创作技法上，“他画山水画用了一些花鸟画的技法，到画人物画的时候，他又返回来用了一些山水画的技法。” “1964年建国15周年庆，父亲创作了继《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幅大型革命历史画《东渡》。 用的完全是画山水画的笔法。他把画山水画的笔法用在了人物画方面，是有一定寓意的，这种墨色相混相破的山水画皴法在船工形象中，呈现的是一种力的美感。” 然而，因为这张画在技法上超前太多，表现方式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受到众人的打压和批判，这也致使石鲁的精神发生错乱。而《东渡》也在十年浩劫中不知去向，仅余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东渡》散发出的强劲力量。 旧画新作：癫狂的超现实主义 1970年初，精神分裂症复发的石鲁被安置在了家里，和他一起的还有当时被抄家时被退回来的一堆乱纸，堆在一个院子的棚子下面。他在这个堆里面找出了一些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所画的人物画的写生稿，用浓烈的色彩在上面层层加染，勾勒，再画上巫术般的纹样符号，写上密密麻麻的题跋，在一种梦幻般的精神状态中，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变的复杂而神秘。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0个月之久，期间，石鲁共修改了8张，重画了4张，这些作品都没有流向市场。 因为病情严重，石鲁的精神一直高度亢奋，不吃不喝不睡，整天沉浸在超现实之中，这让他的身体很快憔悴下去，并不得不送去精神病院，经过治疗，石鲁短暂告别了这段短暂的神秘主义状态。 出院后，由于药物的作用，石鲁的思维能力已经变得有点迟缓了，但是他说自己不甘心做一个白痴，要试试看看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画画。他就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画一些小画，用来练习他的手。 题材上，他主要画一些华山、黄河、动物、花卉等文人画形态，诗书画印都包含在其中。因为他的印章都已经在抄家时丢失，他就每画一张画就自己画一个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期每一张画的印都是不一样的，他是根据不同的画面来画不同的印。 绘画形式更像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画，但是和文人画又有非常不同的点，他的很多笔法已经完全打破了文人画中庸和谐的内涵，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冲突感。这时他画得很自由，既不是别人指派的任务，也不是为展览发表，石鲁后来回忆：“谈不上什么构思，但总是有一些感触，感慨……总之，信笔而来，放纵为之。我要画我的画，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不画别人的画，也不画我过去的画，一切都重新来。” 在石鲁70年代绘画当中，花鸟画的数量很大，成为他后期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被人称为“新文人画”。 “艺道方长”只是属于石鲁的时间不多了 直至1978年底，石鲁才彻底解放，耽误多年的他想做许多事情，并制作了创作计划、教学计划，此外，他还有在大学专门讲授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计划。然而，长期的不幸遭遇，夺去了他的健康，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 在缺席的情况下，他当选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石鲁书画展》，这一年他60岁，这是石鲁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也是他生前唯一一次个人画展。展览还巡展至西安、重庆、南京、长沙，而躺在千里之外医院病床上的石鲁，开始了他被中断了20年的《学画录》的续写和修改工作。 “我常常书写‘艺道方长’的字，我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是人民生活使我走上了艺术的道路。过去走了，现在有病，走不动了。这不是正在治疗么。治好后，还要继续走向生活，走向民间。我最感兴趣的是到生活中去。”石鲁1981年说。 这一年，陕西南部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还为赈灾画了一幅大幅《荷花图》。 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他的封笔之作。之后石鲁长病不起。于1982年8月25日下午病逝。 临死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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