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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使用从“巫史”祭祀占卜范畴脱离开来，史掌天官，亦掌文书，文字从创造出来就有其书写的规定性，定笔环中而书。《周礼》载“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太史以试学童”，周秦之际以文书治天下，秦建立“书同文字”，汉字的字体古文字系统发展演变为今文字系统，由篆而隶而草而楷，这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正是手写的实践活动，其中重要的群体便是作为早期掌握文字应用的史官群体，他们是笔法的创造者者，也是笔法的推动者和发展者。
翰墨之道生焉 笔法历来都是高深莫测的，笼罩着神秘色彩，一如传说中的武林秘籍，似乎一但得到就会功力倍增。因其神秘，常人难以见到，又加上不少人故弄玄虚，所以常令人疑而难信。但据历代典籍记载，自古以来，笔法一直便是私下通过师徒亲授的方式秘传，得笔法者即能迅速登堂入室，领略书法真谛。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对于古人留下来的书论，我们应该选择相信，否则便难以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假如一朝不能通会，就否认笔法的存在，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会对传承文化造成阻碍。 文字由仓颉所造，被巫史们用于人神沟通和记录重要事件，而且相关文字的书写有其规定性。虽然这些文字在审美上并不能与后世的书法相比拟，但其书写的演变是伴随着书体的演变的。史官在先秦时期基本是家传的，史官“教学童以授六艺”、“掌达书名于四方”，文字的职掌与书写依存于礼制，依靠国家之政治力量加以规范与操控，使之自成体系的。《礼记》云：“史载笔，士载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在先秦社会是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文诰、法令的起草者，还是典籍的保管者，负有文化传承之责，早期的而典籍皆出自史官之手，如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著《道德经》，春秋以降，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普遍出现，如《史记》中常载“某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 秦汉郡县制的推行，各级地方政府都需要大量的掾史，所以秦汉都有史学僮的教育，国家对书写风格的规范与考课，使文字书写更加规范，需要“讽籀书”，习“八体六书”。 秦汉掾史需精熟文字、书法和实用文章，在他们日常文书行政的工作中，渐渐形成一种审美的情趣，书写形制、简册编联方式、缮写的审美取向都对书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书法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在书法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史”官集体对书法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极为关键的贡献，文献所载“善史书”现象，说明社会从上到下对“史”“书”的兴趣和关注，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如汉元帝本人就“多才艺，善史书”。创章草的史游,是元帝时的黄门令史。两汉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善书的人，如西汉的陈遵，曾任大司徒掾史，《汉书》记载，“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东汉时期的书家有曹喜、杜操、崔瑗、蔡邕等人，如书写第一篇书论的《草势》的崔瑗，《后汉书》记载其曾任故度辽将军掾史、 大将军掾史。蔡邕，曾任司徒掾史，《后汉书》记载，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公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书写最初只是出于实用，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多儒生走入官府，掾史与儒士融合，书写追求艺术的倾向开始显现。随着一些文人士大夫加入，许多贵族士人开始耽玩于点画之神韵，加上皇帝及后宫的推波助澜，从西汉初的掾史文法吏，到东汉晚期后的儒吏，经过四百多年的书写实践，掾史不仅使书法的创作主体得到扩展，也使得书法理论逐渐建立起来，书法体系也由此发展起来，并以多种形式得到很好的延续，促进了真正意义上“书法”的出现。 世家大族的加入 东汉时期，统治者尊崇儒术，大力兴办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其时，书法发展迎来了辉煌时期，被列为官吏考试标准之一，刺激了人们对书法的学习。光武帝之后，东汉诸多皇帝好学善书，使得习书之风遍及全国。 东汉初朱浮谏言光武帝宽待旧吏时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世族的加强，于西汉中晚期己经明朗，到东汉末期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魏晋的门阀政治。汉代掾史艺术创造才能的培养、创作能力的展现，以及群体的形成、风气的互相感染，既是这个进程的需要，也是这个进程的产物。他们或受父祖师长的启蒙与扶持，或承姻亲友朋的推崇与举荐，在成长为博学才艺之士后，又带动家族文化的传承，促成地方经艺的繁盛，艺术世家便由此形成。见载于史籍的一些才艺世家，可以反映出家族成员才艺传承和创作的历时性变化，比如东汉时期扶风班氏、琢郡崔氏、敦煌张氏，赵壹的《非草书》抨击社会沉溺于草书的风尚，尖锐激烈，但不能阻止草书审美在全社会所造成的燎原之势。
随着书法的发展变革，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也随即出现，并在具体的笔法和形体结构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一方面是融入了一些隶书的偏旁和结构，字形整体扁方，另一方面则是笔画盘曲成装饰性极强的艺术形态，成为现实中重要场合内使用的书体，而不仅仅只作为实用性的手写书体。东汉时期，丰碑巨制大量涌现，正文多用隶书，碑额多用篆书。在用日常手写书体完成的简牍、墓石题记、墨书砖文中，带有楷书特征的用笔和结构开始出现，这些都预示着新书体的诞生。 汉晋以降，由于社会与政治状况的变化，传统的皇权中衰，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大一统局面被打破。昔日的京都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学术文化中心逐步下移到地方，自汉代以来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局面被改变，各地区的社会与文化一度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条件。这一时期，世家大族作为时代的宠儿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把持朝政，控制经济，甚至垄断文化。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开启了一个地主贵族的时代，许多在汉代积累了经济实力或大量土地的商人、地主阶层得以在制度的认可下挤进了政治权力范围，这种局面历经司马氏的支持而形成典型的士族门阀政治。 九品中正制是从官府任职官员中选拔贤能有识见者，按其本人籍贯担任本州郡的中正，负责考察本州郡士人的品行，根据家世和品行定分为九品，官府依据其品定授予官职。由于担任中正者皆为世家大族之人，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世族获得评定人品、控制入仕的特权，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并由此产生世族豪门的特权阶层。 在政治、文化资源聚拢于地方世家大族的情况下，家族成员个人才艺的培养和社会声誉的获得，便具有先天的优势，宗亲友朋的请托举荐也更容易发生。 门第中人最重要的品行，一是孝友之内行，表现为良好的家风；二是能够具有文史学业之修养，表现为家学，两者共同组成家教。书法是当时士人最基本的修养，也是家学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在政权迭变过程中，官学荒废，门阀世族家学成为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方式，同官宦世家一起产生的还有书法世家。最具代表性的，从曹魏时期的卫觊到卫瓘，再到西晋时期的卫恒祖孙三代，都是高官和书法名家。卫恒的族妹卫铄，即卫夫人，嫁江夏李矩，西晋败亡之后南渡，将书法传授给王羲之，对开创东晋书法新风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书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体现艺术本体意识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产生了第一批最早觉醒的书法家群体，为书法理论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书法的赏评和鉴藏渐成社会时尚，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这一时期，朝野上下尚艺之风尤为炽热，帝王臣子对新书风趋之若鹜，草、行、楷书各体演进日渐成熟，书法已成为一门学问，时人称之“书学”。由于政务日繁，从事书写的官吏也逐渐多了起来，“令史”、“侍书”、“书学博士”、“中书舍人”等官职得以建立，从事书写的官吏系统较之汉代明显更为发达，因书入仕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书法在世家大族中的广泛传播，在魏晋时达到髙峰。世家大族属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表明了书法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得到广泛的欢迎，并且地位显赫。另一方面，书法步入第一个自觉期和繁荣期，士人交流的频繁也带来了对文字更大的需求量。在这个时代，书法既是个人修身养性的技艺，也是一种宣泄情感的方式。 大量世家大族及达官显贵的参与，促使书法理论著述陆续问世，并逐渐形成一门“书学”。这些理论著述包含书法艺术的理论，书法家技法的心得，还有欣赏批评等等。东汉崔瑗《草书势》首创用“法象”原则探讨书法现象，揭示了书法之“势”的含义，包含了对书法艺术本质构成要素的理解。在探索书法艺术本质、提出批评方式、创建批评标准等方面给后世书法理论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史传、文学、汉字论等形态开启书法理论之源。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书法理论方面的文章，流传下来的有蔡邕的《书论》、《笔论》、《九势》等，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成公绥的《隶书体》，卫铄（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说十二章》等。这些书论理论，内容涉及面广，文字简短而意蕴深长，既有对各种书体的深刻剖析，又有对基本笔画的形象描述，各家理论一起，奠定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学基础。书法发展到这个时期，正如张怀瓘《文字论》所云“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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