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2014思想·广场 |陈嘉映：西方美德观念的转变

2014年9月21日·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我的题目是“西方美德观念的转变”，这个题目听起来很大，大家现在讨论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道德比较多，我想将西方美德衍变作为参照。我挑衍变的片断来讲，主要讲希腊、基督教。我觉得题目应该叫“从几个片断来看西方美德观念的转变”。

首先从荷马时代讲起，荷马时代也称为英雄时代，强调“善”“好”，“善”和“好”主要是用于贵族身上的品质。贵族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观念，我们知道的贵族主要是从西方的封建时代传下来的概念。希腊所谓的贵族，相当于一个乡长、公社书记，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的公社书记可能就显得土头土脑，但是他们的领袖人物的确发展出来非常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可以称作一种贵族的品质。贵族的品质是什么？最突出的是“勇敢”。与“勇敢”连在一起有一个词，大概意思在汉语中比较难翻译，如果硬说的话，我愿意把它叫做“轩昂大气”，像一个领袖人物，能够领导部族处理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今天说这个人蛮善良的，但他有点胆小，这种话在希腊英雄时代和荷马时代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因为不可能说一个人是“善、好”，但他不勇敢。《伊利亚特》里有一个重要的情节，阿基里斯要强行霸占了一个阿扎门农的女奴。我们的理解中他这样做肯定不是善好的，但对于他的朋友来说，作为部族领袖中最有地位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善好的，因为他的本事最大，能力最棒。这是与我们今天对于“善”“好”的理解有非常关键的不同。西方美德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主线——什么东西是善、好的，什么东西是优越的，从当时的观念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样子。

跟“善”“好”相关的，有一个英雄时代的词，也是希腊词里特别重要的一个词，这个词在汉语中曾经被翻译成“道德”，现在学界基本上不会翻译成道德了，因为它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差很远，有时我们把它翻译成“美德”，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有不少人把它翻译成“卓越”。在整个《伊利亚特》里，阿基里斯大概是所有英雄里最具有卓越性的，实际上这部史诗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阿基里斯卓越的描写，是《伊利亚特》战争中头号的英雄。但从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去衡量，他肯定不是所谓的道德楷模。阿基里斯想要霸占一个女奴，没有霸占成就与统帅发生了矛盾，发生矛盾后就不去打仗，使整个希腊联军处在危急的状态下。我们的道德楷模是像“孔融让梨”那样把最好的给别人，自己留下比较差一点的。我们看到，和所谓英雄时代的人，我们的观念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在希腊英雄时代会将阿基里斯这样的人认为是最具有“美德、卓越”的人？当然是因为阿基里斯特别的勇敢，特别的善战，只要他参加这场战争，希腊联军胜算就大得多。

“卓越”用来翻译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品质，它一方面是有一种勇气，勇敢、勇气是属于道德层面的。另一方面，非常本领高强，本领高强与道德领域没有关系，只是本领高强而已。恰恰这个词无法翻译出来。在希腊时，这个观念不是将一个人的性情和德性与本事分开来看，而是笼统划在一起来看的。

我们说的轩昂大气，与勇敢也连在一起，也是希腊英雄时代常谈到的品质，就是贵族、头领的性格、性情，或者它的品质。轩昂大气使这个个人整体上非常卓越。在《伊利亚特》、《奥德赛》里有一个重要角色尤利西斯，他的特点多谋善断。这个人经常会支一些诡计，会骗人，包括骗敌人、怪兽，诡计多端。在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人诡计多端就不诚实，不诚实很难用轩昂大气来说。但在希腊的英雄时代，他们对于诚实的理解与我们对于诚实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对诚实的理解可能更接近于《论语》中所讲的“言必信、行必果”。但我们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我们不是特别觉得骗人使他变成一个不轩昂大气的人，他仍然是一个轩昂大气的人。

也就是说在荷马史诗英雄时代，区分人不是看人骗人，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为什么骗人，如果他是拯救自己的生命骗一个恶魔般的巨人，他仍然可以是堂堂男子的欺骗。这种欺骗与为了蝇头小利耍小聪明是另外一种欺骗。我们可能在区别绝对的诚实和说谎是不同的，在荷马史诗中界线不是划在这儿，是划在你是轩昂大气地骗还是小气地骗。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的美德观念与现在的美德观念不同。

“美德”与一个人的身份相联系，这与今天的观念也非常不一样。一个人有他的特殊身份，这种特殊身份就有一种特殊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到道德和美德时，我们倾向于美德与道德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希腊时代、英雄时代非常突出的是，每一种不同的身份会有不同的美德，或者一套不同的美德。

一般今天的道德观念总体上是受普遍主义的影响，普遍主义是认为人在特别基本的意义上都是平等的，因此在道德的意义上，我们也要求人在道德上具备同样的道德责任，具备同样的道德品质，好像是用同一把尺子在衡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灌输给我们的一些观念，我们在实际作出观念时，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关于政治家很可能有着不同的道德判断。像斯大林、希特勒等这些人，也许近代所有这些政治家里很少有一个人个人品质像希特勒这样可圈可点。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很奇怪的话，我建议你读一点希特勒的个人史。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虽然一方面我们已经接受了普遍主义的道德观，但我们在实际作出道德与美德判断时，恐怕很难没有一些修正，而这些修正就能够看到英雄时代的道德观、美德观的影子。在讲英雄时代的美德观时，你们已经听到了我也不是纯粹的考古兴趣，我们的兴趣肯定是以这样的参照来关心和思考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与我们现在的观念很明显的对照，古希腊在讲到一个人的品质、德性、美德时，不只单单在讲一个人内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倾向于把道德看作内心的东西或者是内在的一面。比如我们说一个人长得漂亮肯定与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希腊人、英雄时代的人会怎么看呢？他们那些英雄人物充满着卓越的这些人物，都是气宇轩昂的人物。你完全可以想像希腊的老大作为宗族的领袖，群体领袖外形上的美好和健壮一定是善好的，卓越的。在汉语中像“堂堂男子”，既不能完全是内在的，又不能是完全外在的，对他们来说不能像今天这样把内在品质和外在品质作出很明确的区分，是揉在一起想象的。

在荷马史诗中也好，希腊史诗也好，关心的都是领导人物，群体中最优秀的人物。普通的士兵，普通的老百姓、女人不在他的视野之中。换句话说，所讲的“美德”等都与普通的贫民、女人没有关系，一个普通的人是有道德还是没道德，完全不关心，反正他们与“美德”没有关系。这一点与近代有完全的区别，因为近代人在谈美德时肯定包括所有人群。

回到前面的论述，我们今天会把才能和德性、道德、德性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而希腊人不大区分才能和品德，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今天也许不大需要一种德性，就把才能发展起来，但在古代社会很难。

在冷兵器时代，在频繁的战斗、战争时代，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勇敢。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是战斗的技能。现在我们试着来想象一下，这样一种品质和技能之间，必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比如勇敢和战斗技能，因为我们的确很难想象一个胆小的人会练出一身过硬的战斗素质。换句话说，如果他是一个善战的人，他就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德性和技能的确慢慢分开了。大家想象，在冷兵器时代，一对一的格斗中，很难说这个人格斗技能与勇敢没有关系。但在今天，一半的飞行员根本不离开自己的本土，美国一半的飞行员是在飞机上，一半的飞行员就在操纵室中，我想用不了一二十年，美国的飞行员大多数是在操控室里战斗，这时技能与勇敢是大规模的分开，只要有良好的技能就能打赢，个人的勇敢已经慢慢退出了必要性。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英雄时代时，这种技能和德性联系在一起既是当事人的一种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与充分的历史背景融合在一起的。后来这种观念渐渐演变，演变成技能和德性的区分，既是观念上的转变，也是实际情况的转变。我们今天就不太可能像英雄时代那样考察人的品行和技能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读希腊古典时期和全盛时期的伦理时，就要有一种意识，对这些哲学家来说，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也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变毫不逊色，转变的剧烈程度，我们很难具体去想象。一方面，他们的血液和观念里，仍然流淌着荷马时代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世界已经转变了，而且他们经过不断的反思：传统的美德是不是就是美德？就是道德？他们也怀疑。怀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这之前发生了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打开了希腊的眼界，就像现代战争永远说多么残酷怎样，其实每个战争都发生了眼界的转变。战争之前希腊人对波斯文化已经有所了解，但不是通过争斗、牺牲。因此在希腊哲学的全盛时代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其实也差不多是希腊哲学繁荣的必要条件——固守某一特定传统时，哲学不是那么必要的，哲学是一种反思，在面对不同传统时，当你慢慢理解另外一个跟你不同的、敌对的、相距非常遥远的民族，你最后发现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这样传统——谁是谁非，这是一种怀疑，这几乎是哲学繁荣的必要前提。在这个背景下，希腊的哲人是重新思考过“美德”这个东西。

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他们渐渐倾向于把“才能”与“德性”区分开来。德性或者美德是一种更加属于个人不变的东西，而才能是一种过上好日子的能力，更多是受到运气的影响。比如说，一个男人长得威武雄壮，它的确是轩昂大气的一部分，但我们知道那是爹娘把他生成这样，可能也有后天的因素。生成我这样在德性是有提高的，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己的控制和修炼之中；而另外很多东西，比如肌肉的强度、外貌的样子，不大在我的控制和修炼之中。这样自然而然就带来了另外一重区分，就是内与外的区分，也就是人要对自己内在的东西付更多的责任，如果推到极端，人只对内在的东西负责。这种希腊哲学往这个方向去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体现在基督教教义里。讲到希腊的两个文明是“两希”文明，也可以说是雅典和耶路撒冷的文明。这两支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我们所了解的基督教与犹太教虽然关系密切，但与希腊的思想观念也关系密切。

在希腊文化的全盛时期，也就是刚才所讲的悲剧诗人、哲学家等人，最后进入了希腊化时期，整个欧亚大陆打通了，这时整个的西方包括现在的阿拉伯世界成为一大片，大西方成为了同一个世界的人。希腊是由很多小城邦组成的，在那么一小块土地上，一个城邦是一个很小的政治单位，经过亚历山大征伐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帝国。

希腊的典型城邦是几千个个人，也就是成年的，有点像我们所说的中等大学的人数那么多。这里有一些公民吃饱了干着自己的活，有些人就积极参加集体的事务。这些积极参加集体事务的人，能够想象他本人的言行，以及他在战场上和其他事务中的表现，能够影响共同体，在塑造这个共同体，一个积极公民的所作所为就和这种共同体的命运有一种直接的关系。而在一个巨大的帝国中，一个公民所想、所做，对政治共同体不会有什么影响。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伦理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个人在反思伦理中，不是面对一个生活共同体，面对的是一个茫茫的世界——这个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帝国，巨大的人类共同体，谁都不认识谁，谁的行动都不可能改变谁；你可以把他想象成面对茫茫的宇宙，也可以想象成面对上帝的存在。

也就是说，在希腊的全盛时期，一个人在寻求自己的意义、灵魂的安顿时，他不大需要上帝的存在。希腊人都信神的，信几百个神，他信神与我们现在所信仰的神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希腊化时期，差不多是拿一个个人与宇宙之间直接发生关系。希腊化时期已经为基督教做好了相当充分的准备。罗马在精神观念上创新并不多，罗马提供的是法律、建筑、城市规划、战争技术；罗马人更多传承了希腊人外部的一面，能征善战、英勇这些方面。而基督教更多的传承了内在的一面。

希腊无论是好或坏，是内外融在一起的。在罗马与基督教都兴起的情况下，我们大致有了更明确的区分，这个区分就是对于西方人的西方和东方。希腊的这种观念和精神差不多是处于中间的。

基督教的兴起影响了我们今天最能够看到的几个观念，一是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这是现代世界中极为重要的一面。基督教讲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大涉及人的外在地位。并没有特别强烈地要去改变世界的结构，这种平等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平等基督教引入了这样一种信仰，引入了这样一种灵魂生活时，在美德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在讲到希腊时特别强调像勇敢、轩昂大气等不太适当的贵族品质。而基督教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我们知道它最重要的品质是谦卑。这与英雄时代的观念有着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整个荷马史诗中找不到谦卑的品质，可按照基督教的道德，谦卑恰恰排在第一位，因为它更重视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人之间的关系。

基督教大概在5世纪左右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之后整个西方进入了基督教时代，一直延续了大概10个世纪，也就是从公元6世纪到15世纪。

下面我讲讲人文主义的复兴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词，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伦理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人文主义。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以及对启蒙运动的逆转，还不如说是人文主义的逆转。与我们今天联系最紧密的，一口气可以追溯到15世纪、16世纪人文主义关于个人的觉醒。

我们今天的想象差不多都是把自己先想象成个人，对于我们来说太自然了，我们简直很难想象我们除了个人还能首先是什么？但是在15、16世纪之前情况正好相反，就是会把自己想象成任何，不大任意把自己想象成个人。例如，在希腊城邦时代个人英雄主义相当旺盛，但一个人在联想自己美德时，差不多都联系着自己的城邦在想，做的任何事都与城邦联系在一起。当时把一个人流放到城邦之外是对这个人除死刑外最严厉的惩罚，一个人离开了城邦就失去了整个的伦理背景。希腊化时代，个人的原则已经开始了。但那时的个人是与整个宇宙、上帝、唯一的神联系在一起的。而15、16世纪后，个人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可以触摸、感到的真正的个体。

很有关系的例子是现代文学的兴起，我们至少都听说过像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与古希腊的戏剧重要的区别是，古希腊的戏剧是没有个性的。古希腊戏剧中描写了很多个人，但用文学研究者的话说都是“类型”，它是这样的类型，它是那样的类型。基本上是受命运的驱使，经历了命运和悲剧。莎士比亚不同，都是像今天这样充满着个性，多方面的品质交织在一起。莎士比亚之后，我们所熟悉的小说中性格的描述和刻画都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对美德、对道德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都与我们对于个性的理解相关。我们可以从好多方面去想我们今天的美德观念会与古人有什么区别，比如关于“诚实”。作为家长都会觉得成绩差一点就罢了，但不能说谎，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在尤利西斯那里，说句谎话骗骗人，希腊人觉得不是问题，问题是以什么方式，为什么说了谎话。

为什么诚实在近代之后作为了一种高标特例的品质提出来，这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有关。骗人不在说谎话，最根本的是在对自己不真实、不真诚。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不诚实，那么你的个性就不复存在，而你的个性不复存在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个人的根本。

我们都知道卢梭的《忏悔录》，卢梭在追求一种绝对的真诚，这种真诚不是不骗你，而在于他对你的绝对真诚是建立自我的根本方式。卢梭在建立近代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好多观念的关键意义。我们知道卢梭当然讲了很多不诚实的话，我们不去考究，但我们可以问的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做到对他人的绝对真诚？讲到卢梭，我还愿意提到狄德罗写过一篇《拉摩的侄儿》，我们在身边会见到很多这样的人，那时的艺术家是跟着达官贵人混吃混喝的，所以就不得不做很多违心的事，有时很慷慨，有时很小气，在与狄德罗谈话时很坦诚，他说：我是一个无赖，看我干了这么多无赖的事，但至少有一条你不能说我不好。我知道我自己无赖，我不虚伪。

也就是说，在现代道德观念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不反省自己的时候，我可以是一个无赖，但只要我对我这种无赖是给予一种完全真诚的自我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就把我自己从无赖中解救出来。我希望你们想想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倾向，或者想想你自己是否多多少少有时也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自我透视是不是足够真诚。

回到我刚才讲的大的框架，如果你个人足够真诚，那么你在道德上、美德上基本上站住了，其他的事情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我们从外部来说，我现在所讲的现代人的真诚或者诚实，这一点谈到的人比较少，所以我多谈了几句。

提问：讲到最后的诚实和诚恳这个问题，我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您怎么看在目前、当下，尤其是官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的虚伪性。

陈嘉映：在政治领域，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领域上，近代、当代已经习惯了一种谎言，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像批判，其实我不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古代可能也有一种谎言，但在一个意义上，今天的谎言是突出的谎言。在古代和中世纪没有说不说谎，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统治者就是在编造一套意识形态或者神话。也许信，也许不信，但这没有必要。而近代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在当代我们把诚实看作是天然的前提，就是我对自己是诚实的，对他人是诚实的，政府与我的关系应该是诚实的关系，我应该有这样的要求。

就像我们现在说近代的社会不平等，就是因为以前的社会没有这样强烈的要求。今天是从政府的角度装作在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的确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我所讲的当然不只是在中国。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当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会很有收获。

提问：刚才从您的讲座里，我感觉到美德是历史演变的过程，每个美德，每个历史阶段的美德是有历史背景的，不能评判好坏，从最开始的崇尚勇敢为主，到后来崇尚谦卑为主，到现在讲究个性的时代。我的小问题，一是在这样一个讲究个性的时代，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比较普世和统一的观念作为标准。二是请您做一个展望，下一个历史演变，是更讲究个性还是对一个历史的回归，就是一个普世的回归。

陈嘉映：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的回答是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我问年轻人，而不是年轻人问我。我们老年人只能看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将来发生了什么往往是年轻人去关心的。

第一个问题，一是我觉得美德甚至道德都在不断的演变，二是我不想说它不能评价。我们都知道历史是演变的，但我们不见得不能对历史作出评价。比如刚才讲到希特勒，我们可能是在做评价。还有提到日本人，就会想到侵略一些事情，而且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就可以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国人的历史。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普遍的标准，这样就不至于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我在讲演变时，的确是希望我们能够评价点什么，我主要是想评价我们当前的情况，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我们的道德状况，给出一个演变反而怎么评价，我是想说，我们并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评价。你没有，我也没有，但当我们知道了很多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演变之后，我们的评价倾向于更有内容，而不只是一个武断的、主观的偏好。

提问：刚才您提到基督教的美德、谦卑，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希腊文化当中，我认为谦卑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英雄，希腊神话中也是有这种神，如果他们对神没有敬畏的话会遭到惩罚的。

在中国古代，中国古人对天是有一种敬畏之心的，也是一种谦卑。所以我认为这种谦卑之心，敬畏之心都是以超自然的神的存在为前提的。中国当今社会如何有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或者说这种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是否必要？

陈嘉映：希腊是有对神的敬畏，实际上希腊悲剧最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人们的卓越触怒了神灵，因此遭到了惩罚。但我个人的理解，它的教训不是人要谦卑，而是人要合度，这是这些悲剧的最基本的结论。所以无论你读《伊利亚特》、《荷马史诗》，我不知道里面哪一点是谦卑的体现。比如普罗米修斯，他对神有谦卑吗？我觉得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谦卑还是两回事。

而说到中国，相对来说中国文化还是比较靠中间，在中国文化中谦卑的因素肯定比英雄时代要偏重于谦卑。但对于天的谦卑，我不觉得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强的纬度，涉及到这些经验问题肯定要一点点分析。所以今天的人怎么样恢复这种虔诚、谦卑，我基本上只讲一点我所知道的事情，做一点评论，对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基本上不发表意见。我所讲这些只是提供一个背景，在每个人思考应该怎么做时，我觉得自己或者他人能多一点背景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不知道为什么的东西加给我们或者大家。

提问：你刚才说被洗脑之后，个人进行修复的说法。您个人知道《1984》这部书吗？我特别想来宾，您说的这种洗脑之后，个人再修复是不是相当于《1984》这本书中提到的？这本书是政治形态的冲突，是不是哲学性与美学的冲突呢？

陈嘉映：这个话题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可以说很多，我挑其中一两点来讲。讲到洗脑话题，我对这个话题有很多的思考，与你们不一样，我们是真正经过洗脑时代的人。对于你们来说是相对信息宽松的时代，仍然有很多缺陷，信息的拦截、封锁等等，但与我们年轻相比，简直就是完全开放的社会，要寻找真相，可以不受惩罚，只要你足够努力是可以找到的。

真正达到《1984》年所设想的洗脑是非常之难的，我没去过北朝鲜，它是否达到这种情况，我甚至都怀疑。因为我也看过不少关于北朝鲜的报道，单靠洗脑是非常难成功的，其中一般说来，《1984》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洗脑主要是一种暴力。我们在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一方面在不断的洗脑，一方面在杀人和关人。《1984》那么彻底的洗脑，那么现在回到现实生活中，斯大林时代的洗脑也够严重了，可是1989不是也照样发生了，东柏林居住的人还是在往西柏林跑，当然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我这样说还是有一点简单化，单单说到这一点，我们要不断的关心和反思，但不要把它看成是那么强大。特别我们要看到，它不是一种技术手段，是有其他的手段配合着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