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实践传统

传统的自主自治

　　行医、绘画、教育、政治甚至战争，形成了一个一个各自有别的实践传统。我们说到实践传统，或泛泛说到传统，首先是说，它多多少少是自主自治的。一串前后相续的活动和事件不足以构成传统；“传统”总是指某种自主自治的发展。

　　一个实践传统有它的自主性，这不只是说，每个传统都有它突出的甚至特有的技术、品德、规矩，这特别是说，这种实践活动要达到何种效果多多少少要由这个传统来界定。以绘画为例。一幅画的好坏，我们不仅要看受众是否喜欢它，而且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绘画这门实践自身的发展，看它在美术史上是否做出了贡献。绘画的目的随着绘画活动不断改变，我们无法完全在绘画传统之外客观地评价一幅画是优是劣。

　　行医也是如此，只不过没有这么突出。行医不是巫术，其中包含一些科学的因素，但传统行医所需的知识、技术、规矩，只有一部分具有明确的科学根据，一个单独的病例，通常并不能通过一个机械程序来诊治。病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也没有把握确切验证治疗的效果。什么病该怎么治，很大程度上你会看你师傅曾经是怎样去治的，看看同行一向都怎么做，你得了解这个业行的一般行为方式。所有这些使得一位医师总体上得按照一个传统来行医。这说的还只是诊疗部分，没有说到行医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品德，没有说到单个医师脱离了传统就很难判断的益害——延长寿命有益吗？救护这个杀人犯有益吗？我们把这些判断信托给社会和实践传统，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虽然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性，不需要诉诸某种传统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却是一种实践。即使在现代科学这样规制性的行当里，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仍然作用重大。研究科学发展的学者告诉我们，澳大利亚什么条件都有，但很多很多年过去，科学研究始终落后。听说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的情况更糟。难怪，科学要发展，必须从科学传统深厚的地方引进人才来指导后起之秀。从一个细处说，研究科学造假的贾德森发现，“出身名门”的研究者几乎不可能造假。科学界造假案例增多，部分即由于“随着科学事业的增长，研究者的血统在逐渐地淡化，导师的言传身教作用也在削弱”。

　　甚至战争也是一个多多少少自主的传统。兵以胜为功，而且，战争是极为残酷的人类活动，但战争形成了一个传统，还是有它自己的一套规矩，有不能完全由胜败评价的一面，此即所谓“武德”，如禁暴、戢兵、安民。也许“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也许待其已陈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大概从前是打仗的规矩，只是到了泓水之战那个时期，这些“古例”已开始瓦解。败军之将何敢言勇，但我们也看到在南北战争之后、在日本海大海战之后得胜一方向败军的统帅致敬。这些也许都是过时的贵族遗风吧，但即使今天，不宣而战、使用化学武器、杀降、杀害平民尤其杀害妇孺，这些“不择手段”的做法仍然会让为战者遭受更多谴责。这些也把战争与恐怖袭击区分开来。古人既然有武德的观念，于是也有“胜之不武”的说法，这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今人更多用明文订立条约法规来代替惯习。

　　对实践活动来说，没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一说，实践活动的目的本身受到实践方式的调整。一套政治活动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政治传统，无论一开始所设立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它最后多多少少是由这个传统来定义的。

威望与权力

　　实践活动没有一套完全依靠取效来制定的客观标准，优秀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杰出实践者形成的。这样的杰出实践者即是权威或威望者。

　　权威自己并不制定标准。司马迁一心写《史记》，华佗一心给病人治病，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表率，更不是为了树立威望。威望是由众多实践者的追慕和仿效树立起来的。众多实践者以权威为核心和标准，从而使一个业行具有凝聚力。榜样激发从业者的热情，调动着他的心智，权威则不仅如此，他还激发从业者对自己的业行的敬畏之心。爱一个业行与对该业行权威的尊崇编织在一起。我们知道，不带敬畏的热情来去无端。权威保障了传统的稳定性，没有权威就谈不上传统。两千多年的儒学传统提供了一个突出的实例。我们曾引用C.C.霍鲁日的说法，他说：在静修实践中，“我获得了一种经验，如何知道这个经验是否正确呢？当然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去问问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人。”这个“问问”，不是站在一个传统之外去打听什么，而是“彻底融入长老的经验和个性之中”。

　　今天的主流观念是反权威的，推崇个性、质疑、独立判断。近年来，更有不少论者把权威和权力完全等同起来。我使用“权威”这个词，取的是词典里的第一解：令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但“权威”由“权”字打头，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业行中有力量和威望的人物往往也手握权力，所以我用这个词时难免心存犹豫。更有甚者，由于实践传统在当今逐渐式微，各行各业的“大佬们”越来越失去其威望，其“权威”越来越依赖于赤裸裸的权力。我们现在广泛诟病学术领域中的行政化，这种情势造成的种种弊端中，最严重的一种就在于它用权力取代了权威。固然，在权力的指挥棒下，“学术成果”仍在一批批生产出来，学术人却渐失对学术的热情和敬畏。然而，这不是我们混淆威望和权力的理由，毋宁说，正因此，我们尤其应当注重威望和权力之间微妙而根本的区别。粗说，一个人的权力来自他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而威望来自他的成就——这包括其成果的外向效用，但更在于其成果的内向效用，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一个传统自身的发展。威望在威望者身上，权力则在权利者所占的位置上。威望者凝聚传统，保障传统的自主性，权力则瓦解传统。

　　“服从权威”不同于“臣服于权力”。臣服于权力完全意在取效，如果不服从权力也能获得同样的收益，没有人愿意服从权力。而我们服从权威，缘于我们对一个业行的热情，缘于我们想要在这个业行中做得优秀的荣誉感。我越是希望成为优秀的实践者，我就越发体会到权威的力量。

传统的自闭

　　艺术和学术坚持其自主性，有利于抵御政治和商业的侵蚀，甚至有人为此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同时，政治和商业本来也是实践传统，各有其界限。最突出的，是政治这个业行应当与商业这个业行隔开，当官的都去大把捞钱，政治一定乌烟瘴气。迈克尔·沃尔泽所谓“复合平等”原则可以用在这里，根据这个原则，钱不能用来买官，用来减刑，反过来，官职不能用来盈利，或谋得学位，一句话，要防止一个领域的优胜者越界扩张到另一个领域。再举一个学术上的例子——近百年来经济学扩张而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破坏了社会领域的其他学术传统。

　　不过，我们也曾说到，每一业行的道理都与其他一些业行的道理相通。据说，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黄帝内经》说是本医书，四时五行无所不论。现在，医学近与生理学远与X光学交织在一起，医疗大与环境保护小与个人清洁卫生交织在一起。实践活动不是游戏，它有取效的一面，你做得好不好，不能单由业内人来评判，也要看受众是否受益是否喜欢。一种实践活动有它自己突出德性，然而，没有哪种德性单属于一个业行。

　　一句话，虽然一个实践传统多多少少是自主自治的，它却不是自闭的。一幅画好不好，固然不只在于受众喜欢不喜欢，但若全不顾受众的感知，艺术品评就变成业内人的自说自话。从实践者方面说，你投入一项实践，原不只是为了取效，你好之乐之，但若我们把业行之外的社会整个排除之外，这种乐趣会退化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乃至退化成一种接近于吸食麻醉品的乐趣。传统的自闭还可能产生更恶性的社会后果。师徒相传的潜移默化可能变成贬义上的潜规则。前面引用过贾德森，他一方面指出自治自律有助于防止造假，但他也发现，造假“特别容易产生于一些宣称实行自治、自律的体制或职业之中”。过度强势的传统会把门槛变成壁垒。美国医学会在维护医疗传统方面功绩卓著，例如它保障了从业医师的水准，但它同时也是个利益集团，不遗余力地维护美国医生畸高的收入水准。

实践传统的式微

　　我们所了解的各种实践传统是在轴心时代一一形成的。到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实践传统都在瓦解之中。海德格尔爱说重话，在他看来，所有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以教育为例吧：教育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以后不再有教育。也许说得过激，但我们的确不妨从这个角度来反思各个实践传统，艺术、文学、学术，甚至医学、商业、政治。

　　近代社会的很多因素促成传统的瓦解——泛商业化，科层官僚体制带来的行政统治，科学技术的发展，反权威与激进革命。每一种因素的成长都有其情理，但在给现代社会带来种种益处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困扰。其中突出的一种，就是人们常说的意义流失。

　　不少论者曾指出意义流失与实践传统衰落有密切联系。昆德拉在《身份》里说，在过去的时代里，“生命的意义那时不是个问题，这种意义自然而然地跟人们在一起，在他们的作坊里，在他们的田野里。每一个职业都创造出了它的思维方式，它的存在方式。一个医生跟农民想的不一样，一个军人跟一个老师的举止不一样。”为什么处在实践传统之中，“生命的意义就不是个问题”呢？粗说，因为意义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被感受到的，通过生存和劳作的直接性感受到。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整个生存，包括他的德性，跟他的劳作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他的劳作跟一个兴趣-劳作共同体结合在一起，于是，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共同的实践和广泛共享的正当性感觉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而当传统瓦解，业行转变为职业，职业要求于个人的，不是他的整个的人，而是他在特定岗位上的效用。个人不再作为整体的人通过他所属的实践传统与社会相关联，他的性情、德性跟他的“效用”隔离开来，“生活的意义”渐渐成为主观的事情，而一旦意义成了主观的事情，就等于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