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国族”与“民族”概念相互缠绕，它一出现就与现代“国民”概念不可分离，且与各民族人民一体化的族群整体意识之兴起联系在一起。 在清末立宪运动的浪潮中，体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观念的“国族”一词，已经出现。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几纪言》一文里，就与“国民”和“民族”两词并列，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文中非常自觉地称全中国人民为“一族人”，称报馆同人“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与之共同喜怒哀乐已然40年，并立志今后还要继续“与国族永聚于斯”、 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 《申报》对“国族”一词的现代使用，同时也是对传统“国族”的词语含义加以转化的结果。1903年，邹容《革命军》一书中的有关使用则流传甚广，且明显系由《礼记》中“国族”一词转化而来。 邹容对《礼记》里那段文字的借用，其中的“国族”一词已是与“家族”、“乡族”、“部族”相对而言的更大的族体单位。对此，《革命军》中另一处使用“国族”的文字可以为证： 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然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大原因也。 很有意思的是，邹容《革命军》中使用“国族”的第二处，实际上由前一年即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一文中“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有关文字直接“加工”而成。也就是说，梁启超化用传统“国族”一词较邹容还要早一年。 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写道：“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其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 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在思想上相互影响之一斑。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揭示“人群进化”规律、塑造“新国民”为目标，它强调“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可知梁氏对“国族”的理解，具有某种将族类、人种意识与国民的政治含义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把“民族”建立在“国民”基础之上的内涵，这与现代“nation”的意思已经相当接近。 据研究，在清末，明确以“国族”来对译“nation”或“nationality”的情形也已经出现了。张君劢乃是一个自觉的先行者。这位崇拜梁启超、经常阅看《新民丛报》的青年人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第一年，编译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发表在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 在此文中，他就借助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家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学说，来阐释对“国族”的理解。 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同受制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凡可以成为一国族者，其根本不一，而其要不出四者：同人种，同血统，同言语，同宗教。虽然，有其最要者，则政治上之沿革，即共戴一国民的历史，同其怀旧之思、同其荣辱之感、同其苦乐之情，而以往之盛衰起伏无不同之是也。虽然，凡此数者不必事事皆居必要，亦有即具之而无补于事者。有人种异、言语异、宗教异，而不害为一国族者，瑞士是也；有宗教同、言语同、历史同，而不克成为一国族者，西雪里岛之于拿坡黎是也。 张君劢此文编译自约翰·密尔的名著《代议制政府》，此文是他初登思想舞台的首篇文字。 在《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中，张君劢还传译了密尔关于“民族同化”的思想，并对满、汉两个民族的“同化”前景抱有期待。这与梁启超的有关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张氏此文刊登于《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的赏识，次年即与梁启超一道发起成立政闻社，加入立宪派阵营，开始了其一生追随梁启超、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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