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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国瑜先生在当代于中国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云南地方文献、纳西语言文化等领域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为研究文本，探讨方国瑜先生对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方国瑜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思想”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石，同时继承了传统考据的学术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扬，在研究民族地区的历史地名演变中，将音韵学和语言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工具。在对边疆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中，方国瑜辩证地使用人地关系研究法，从民族分布的视角来考释地理，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方国瑜；纳西族；西南历史地理；贡献 在方国瑜先生众多研究领域中，西南历史地理学是先生穷尽毕生心血且成就斐然的一个领域。先生的巨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的出版，标志着西南边疆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215。该书因资料翔实、考据严谨、内容丰富而被誉为“西南历史地理的奠基之作”[2]105。  1922年7月，19岁的方国瑜离家北上求学。此时，由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方兴未艾，在北师大国文系和北大国学门学习的方国瑜便以汉语史和音韵学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取得优异成绩，屡有佳作，成为学界的后起之秀。然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不断在民族问题上挑拨是非，对中国边疆蚕食鲸吞。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更能感知民族和边疆问题的重要性[3]79。因此，方国瑜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对国故的整理转向更为迫切的西南史地研究。 1935年4月，中英准备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并公之与报纸，这引起了正在南京辑录云南史料的方国瑜的注意。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英、法帝国主义觊觎西南边疆，蚕食鲸吞，凶相毕露。一直留心滇事的方国瑜相继在《新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滇缅边界的菖蒲桶》《葫芦王地之今夕》《条约上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地名》等文章，考证了菖蒲桶、葫芦王等地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及民族成分，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这些地区归属于中国的合法性。同时，方国瑜希望国人：“借此机会，督促政府与英人交涉，据理力争，以保我滇边之完整而杜外人之觊觎，幸勿再事含糊敷衍，以贻民族国家前途之祸也。”[4]51方国瑜有理有据的考证引起了勘界委员会中方委员尹明德的注意，尹明德通过李根源找到了方国瑜，意请方国瑜担任勘界委员随员，由此，方国瑜踏上了勘界的路程。行程艰难，方国瑜却不以为苦，反而以“不能遍履极边之区为恨事”[5]2。边疆的危机、边民的拳拳爱国之心、边地官僚的无为、世人对边事的无知和漠视，给方国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勘界过程中，历史地理资料的匮乏和勘界人员对历史地理的无知更让他震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界务会议结束之后，方国瑜对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的严峻性有了深刻认识，学者有义务通过边疆研究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统一。正是基于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方国瑜放弃了在语言学和音韵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坚定地回到云南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6]149。其后，方国瑜毕生以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与教学为己任，在西南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作出丰硕的成果，成为西南史地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7]89。 西南历史地理的记载，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传统的乾嘉学者如钱坫、郑珍、洪亮吉等都已对西南地理做了一定的考据工作，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有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正如方国瑜所言，考释西南地区的地名，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资料稀少。缺少资料让地理考释举步维艰，因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时期都会有新的地名产生，变化极大，再加上地名沿革的记载本来就有许多缺略，没有办法通过前后照应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历代学者，都为资料缺略而感到痛苦。虽然前人在考校郡县地名时，以今地释古地，作出了不少的成绩，但由于记录缺略，不能确说，只凭单文孤证，任意摆布，各家所说往往不同，莫衷一是[8]56。方国瑜先生在考释西南历史地名时，认真研读了历代学者的著述，认为这些著作中虽然有一些精审的论点，但大多数著作都不能畅通，且有些观点极为潦草，有些甚至故意附会错误的观点，最终导致同一个地方、相同的地名，在不同的著述中位置却相差数百里甚至数千里。这些研究，不但不能明晓西南历史地理，反而会使人迷惑不已[8]2。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方国瑜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史料整理和考据上，完成了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殿军之功，被世人称为“20世纪的朴学大师”[9]384。 方国瑜在考释民族历史与地理时使用的资料主要有两类，即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其中，文献资料主要是指各时期的正史、野史、笔记等撰述类资料，而文物资料则为各时期的实体及原件[10]2。在史料学上，方国瑜深受老师陈垣的影响，在考释地理之前，先将所有能够看到的材料一网打尽，做到“竭泽而渔”，并充分研究所需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不会陷入无尽的史料而不能自拔，而是能看透史源学中的“文”与“献”的相互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对自己的史学研究深有体悟[11]4。正因如此，方国瑜的历史地理考释不仅以资料厚重见长，而且重视资料的整理研究，考镜源流，并校勘其得失，做到准确无误。 以大理前期和后期的政区史料问题为例，由于许多资料出自大理后期编成的图志之书，原书已经亡佚，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后来人根据当时所见加以编纂的，在辗转抄录的过程中，亡佚、缺略、错漏很多，针对这些问题，方国瑜认为，只有批判地分析资料，从错综的联系和交互作用出发，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才可能揭示历史实际，并使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关于大理史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政区地名资料依据问题。后人研究大理史所依据的资料，多取自元初编修的《一统志》及元《混一方舆胜览》，而这些书中政区所载，多以蒙氏、段氏相分，使后人在考释大理历史地理长期以来迷惑不已，并一直将蒙氏看作为南诏史料来研究。方国瑜考镜源流，考证《元志》所载大理相关地志资料都出自于大理后期的图志之书，而大理统治家族，前后为两时期，虽然都用大理称号，却有新旧朝之分。故其后来图志，称大理前期为前朝或前代，而后期为“本朝”或“今朝”。后来元人则把段氏认作一朝，又将大理图志所载的“前朝”误认为是南诏，故元人把大理前朝误为蒙氏，而“今朝”称段氏。实则所称“段氏”，只是大理后期的事，致使后人迷惑[8]626。方国瑜并未像一些学者一般，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不能自拔，从而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12]19。而是通过扎实的史料根基，辅以金石资料，如铜镜铭文、碑刻等发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对大理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分析规律，通过各种史料联系和交互的研究，最终理清了这一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大理古代史地的研究之路。 考释西南历史地理，史料考证是所有工作的基础，通过史料校勘来完成对地名的考证也是方国瑜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主要方法。对每个地名的考释都是“先提出历史史料，校录原文；然后列举不同说法，详加考证；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史料的错误，不厌其烦地辨析鉴别，为读者提供信得过的结论”[13]342。对史料的严谨考证，使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成为西南地理考证最为精确、史料最为翔实的一部著作。方国瑜的史料考据之功，完成了前人未能完成的关于西南史地考证的资料收集和考证，开创了这一研究的新境界，使后来者的研究在资料、方法上都站在较高的起点。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一直以来，由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都是最具影响力的治学方法之一[14]45。方国瑜在历史地理考释的资料使用中，也不仅限于历史文献，实地调查和地下文物两方面的资料也为他的考证服务。考古发掘资料和碑刻是他使用较多的地下资料。考释古地名，多凭借记录和遗迹，但是在西南却资料甚少，因此，地下资料就成为实地考证不可多得的材料。这和方国瑜早年的学习和经历是分不开的，方国瑜早年随李根源编纂《永昌府文征》时，已经收集了较多的金石资料，并作概说，又于1938年冬至1942年夏，编纂《云南金石考》。搜访文字所得，拓片及史志所载悉录之[15]308。这对他后来地理考释助益很多。前文所述，他发现大理史料中存在前后朝分歧的问题，以及关于爨氏史实的研究，都大量使用了金石碑刻。 方国瑜在北京求学时，曾经同时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他在这两所学校得到陈垣、钱玄同、余嘉锡等著名学者的教益，使他在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及经学、史地之学等研究中都获益良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105。同时，民国时期的学者除对传世少数民族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外，在进行民族调查的同时注意整理调查所得的少数民族文献。方国瑜曾在东巴经师帮助下编成《么些文字汇》，用国际音标为东巴文标音，以汉文解释东巴文的文义，并分析其结构[16]106。这些音韵学和民族语言学的学术积累为方国瑜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尤其在研究民族地区的历史地名演变中，音韵学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方国瑜先生在考释地理名称时，立足于云南民族众多的地方特点，民族地名比比皆是，在考释中，多以自己丰富的音韵学和语言知识进行考证。 关于民族语言和地名关系，集中体现在关于元初五城的考释中。元初五城指鸭赤、哈剌章、茶罕章、金齿和赤秃哥儿，皆为民族地名，历代都有考证，但都不能确说。方国瑜在音韵学的基础上，对五城进行了系统的考证。方国瑜旁征博引，用蒙古语、纳西语、彝语等多种语言，对五城进行了系统的考释。 对于音韵学的使用，方国瑜是极为谨慎的，他认为，前人对云南地名考释多有讹误的原因即是乱用音韵考释，常以音对字，造成混乱。因此，他在考释中对音韵学的使用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多用“盖”“疑”等词，轻易不下结论。例如：在考证六诏地名时，疑越澹诏为登赕诏，只列按语为佐证，但不下结论[8]361。足见其治学严谨缜密。 方国瑜对音韵学的使用，都极具针对性，尤其在关于边境地区民族语言地名问题上，更是同那些意图颠倒历史真相、妄图在地名学上为分裂中国造势的学者针锋相对。例如，关于南诏“十賧”的“赕”字考释，向达认为睑为泰语，而许云樵引英人拉古柏“睑即暹罗语chiang(城)之对音”的谬论[8]443。方国瑜则认为睑同赕，并为译音，以《元史·地理志》及《景泰云南通志》都作赕为证，认为赕又作甸，土语谓州为甸，并且古今相延。 方国瑜先生在西南历史地理、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纳西族语言文化等学科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方先生取得这些杰出的成就，和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正是早年教育开拓的多学科视野，使方先生具有广博的学识。而语言学、音韵学、考据学等扎实的学科训练，使方先生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成为西南历史地理的奠基之作[2]105。 在对边疆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中，方国瑜辩证地使用人地关系研究法，从民族分布的视角来考释地理，具有开创性意义。 方国瑜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考证仅仅是个开始而远不是目的。在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方国瑜逐渐拓展了西南史地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深入历史资料和文献的整理和校勘，并以此为基础，开阔视野，将人地关系视为其研究的重要方法，针对西南史地的特殊情况，从地理与民族的关系、人口迁徙、交通路线、历代设置分合、郡县分合等方面进行研究，不但理清了西南沿革地理长期不明的问题，同时，也开辟了西南人口地理、军事地理、交通地理、人文地理、政区地理的研究，为后来者的西南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早在编纂《新纂云南通志》的时候，方国瑜就针对云南史地研究资料少、前人研究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五条考释方法，即郡县分合、地理环境、水道流经、交通沿线、历史沿革。虽然这五种考释方法，是针对传统历史地理的研究而提出的，但不难看出，此时方国瑜已经注意到在地理考释中人地关系的重要性，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居住地的选择，而先民的居住地又因“以邑长所居，立为县治”，同时，将交通线路视为研究历史地理的有利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方国瑜认识到：“部族社会之联系有稳定性，故各时代之区划相互对照，可知其因革，亦有相互印证之功。”针对云南多民族聚居的情况，提出以部族稳定性来考释政区地理。在对西南历史地理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方国瑜采用发展联系的史观，运用史料、移民、政区分合、民族分合、交通、移民等多位研究的方法，认为：“每一地名，并非孤立，当全面来看，根据地理历史，以及居民分布的各种因素，从其联系上发展上来看问题，则地名之区域与位置，有可能确定者，有不至大误者，有可假定者，不至于迷惑也。”[8]57 在具体研究中，方国瑜极为重视地理与民族的关系。例如，在汉初地名考释中，针对汉朝初年设置郡县以前西南地区的地名没有记录可以考察的情况，方国瑜认为，这些县都是以原来的部族为基础设置的，郡县的名称都是转写部族的名号，由此，就可以大概知道设置郡县之前的部族名称，只不过无法详细了解部族的事迹罢了[8]28。用后来地理志所记载的郡县之名来推证汉初时期部族的分布。在汉代地理考释中，方国瑜明确提出政区的改易和消失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的，因此，政区的“兴废、有分合、有增减，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并非偶然”。而且，这并不是统治阶级所能摆布的。针对云南特殊的多民族聚居特点，方国瑜认为：“以行政区划与政权形式来说，在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各部族区域与政区有很大关系。由于历史记录以及考古资料的缺少，其历史实际还讲不清楚。但通过许多现象，可以说明部族区域和行政区域的具体问题，可能正确或近于正确。”针对西南地区在西汉至南朝的行政区划“载于各史《地理志》的地名，多无事迹可寻”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以民族分布、居民分布和地理区划结合进行论证的观点：“从部族区域与历史发展，不难得其大概。”并且，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这些郡县的设置区划都是以部族原来的区划为基础的，即所谓由部族的分合来决定郡县的分合。缺乏史料记载的部族区域，可以通过后来设置的郡县了解其范围。大多数情况下，居民分布形成了部族，而部族的区划又是设置郡县的基础，因此，了解当时的新政区划和地名的具体位置，一定要通过居民分布、部族和郡县三个方面互相证明，才能考证具体的地名[8]29-30。 1938年，方国瑜编纂《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时，就注意到了云南移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发表一系列文章，从云南古代民族之由来、云南本地民族的迁徙以及汉民族的迁入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以庄蹻为“汉人入云南之始”[17]608。通过对云南具体地理形式的考察，方国瑜认为，移民对云南地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南地区族属自古复杂的原因既是“人口迁移，相互交错，且各族属、各部落之间，为社会生活的要求，相互依赖，友好合作，得到共同发展”，又在具体的考释中，将居民分布地名列为和政区地名及山川名称同等重要的位置。方国瑜在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十分重视移民对云南地理尤其是政区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改变，提出政区研究的基础是由人的具体发展决定的观点[8]1236。 在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方国瑜极为重视水道流经和交通路线的考证。他认为：“记录地理，多言水道，交通往还，多记路程，以河流路线之相续而知地理之远近，且可辨其方位。”[17]241而在《考释》中又将其分为水道流经和交通沿线两条。这是针对西南地区历史地理古今名称变动大，资料少而提出的考释方法：“所见历史资料，有记通道，有记旅程，所经历之地名，可供考究。又叙事涉及地名，存在空间之活动，足资考究地名之位置。”而在具体考释中，如在考释汉初部族社会时，方国瑜将交通视为考释地理的重要条件，每篇考释中都多有论及。又如方国瑜在对唐朝后期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充分运用交通路线考释的方法，以行经路程作为考释标准，通过对南诏通安南道、南诏通西川的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的考释，以及南诏通天竺、骠国的道路，南诏通黔中及邕州的道路的考释，以详实的史料、准确的论述，从整个西南局势出发，驳斥了伯希和关于云南和越南边界的错误观点[8]367。 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激烈而深刻变革的时代，此时中国正在进行伟大而深入的实践和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命题和思想的时代[18]178。而方国瑜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是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是方国瑜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是方国瑜史学研究与教学的原创理论[19]，对当代中国依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和老师陈垣一样，方国瑜先生的史学研究并不以阐发史观、诠释思想见长，常常被人误解为只重考实不谈思想观念的学者[20]43。但在面对分裂国家的险恶用心时，方国瑜以严谨的历史考证为支柱，阐发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试图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将中国历史臆造为汉民族单一的历史。这些意图险恶的观点迷惑了一些中国学者，为之呐喊助威。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员，同时，因对边疆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方国瑜深知将少数民族历史从中国史的整体中分化出去后所带来的危害，因此，他在1963年发表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驳斥那些包藏祸心的言论[21]81。方先生认为，摆在当代历史学者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改造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不应该抱着封建史家的旧观点，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视为中国史的附庸，甚至试图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他指出，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识到中国的历史是这片土地上所有民族人民历史的总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由各民族的祖先在这片大地繁衍生息、共同劳作、共同缔造的。因此，历史研究中应该正视各个民族在缔造中国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要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确定中国历史的范围，即全国各民族的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21]82。 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只有少数大师才能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极为深厚的史学涵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22]90。显然，方国瑜终其一生的研究都在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做着准备。他早年参加中缅勘界时就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和地理对维护边疆统一的重要性。在参加《中古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过程中，方国瑜又注意到中国史研究范围问题[23]312。《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正是在《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的基础上完成的。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弁言》中提出，在研究西南地区的民族和历史地理时，不能将西南和中国的整体割裂，要充分认识到西南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域变化都是随着中国的整体形势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如果离开了中国的整体性谈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是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的[8]2。正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考量，方国瑜在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传统史学就逐渐开始向现代史学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作为其中重要的史学思想之一，开始逐渐在中国传播，并为许多知识精英所服膺，逐渐引领风潮，成为史学思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24]61。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著名史学家，方国瑜显然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视唯物史观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方国瑜在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时，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便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运用在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便是坚持人民立场，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以书写人民历史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影响下形成并展现的本质特征[25]28。 方国瑜在历史地理考释中，就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人民视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根本所在。他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略例》中指出，伟大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而西南地区是伟大祖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活在西南的各个民族的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创造，和全国各民族的人民不断加强交流，使各族人民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从而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26]36。各族人民的交流和融合并不会因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是建立在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之上的，而不是因为统治者的好勤远略，因此，是劳动人民创造了中国的历史[8]3。 “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原因，这里的理论观点论述同40年代方国瑜关于云南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关系论述是有根本不同的，即将历史的视角从历史大势分析转向了对根本原因的探索，从政治流变深入到“劳动人民”，并认为这是整体性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将人民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推动历史的发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的主人是人民[27]48。方国瑜在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中阐述人民的主人作用，他认为，之所以西南地区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是因为封建帝王的武力征伐和民族压迫，而是因为西南各民族的人民从来没改变过和内陆的联系，这种人民的联系使西南始终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8]2。不难看出，方国瑜将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认为云南为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主要原因即在于决定历史发展的各族劳动人民长久的联系和共同发展。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都会根据研究中具体出现的问题或思想的需要去选择自己的研究立场，他们不仅不会坚持，反而会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也较少主动地去研究、界定自己历史研究的立场。这种现象使历史研究者不明白自己研究的究竟是什么的历史，也不愿追问自己研究的意义，从而使历史研究失去了主体性[28]39。此时，回溯方国瑜先生的历史研究，我们会发现所涉及的所有研究领域，都始终坚持“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思想，这一思想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但又和他的热爱祖国的立场密不可分。方国瑜先生的研究，始终以家国情怀为基石，浓烈的爱国爱乡之情，是方国瑜历史研究中极为亮眼的一抹底色，而他的著作也始终以家国情怀著称于世[23]312。 正是因为强烈的家国情怀，方国瑜严厉驳斥了历史上那些“异内外”“尊王攘夷”“夷夏大防”“内王外霸”的大民族主义观点的统治者，以及为这些统治者服务的反动史学家，因为，这些史家为了贯彻春秋大义，不顾历史事实，将边疆各族人民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对各族人民的记载充满了偏见和歧视[26]38。如班固在《汉书》的《西南夷列传》中将西南少数民族视为“别种殊域”，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将西南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来。又如杨一清在《条处云南土夷疏》中视云南为荒服之地，认为云南历代都不曾隶属中国版图。即使到近代，依然有学者认为云贵高原是从元明以后才开化的[8]3。相对于封建统治者和部分史家的反动观点，方国瑜更为愤慨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大肆污蔑”。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西南大肆侵略，并凭借国人对西南边地史地的不了解，篡改中国历史，对中国西南边界横加干涉和侵略。社会发展至今天，历史学本应是弘扬中华文化实施爱国传统教育的基础[29]45，但让方国瑜痛心的是，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仍然有许多学者不了解西南边疆的历史情况，认为：“南诏、大理相继建国于云南，形成五百多年独立发展的历史。”针对种种观点，方国瑜提出云南的历史发展并没有脱离过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云南始终和内陆有着紧密的联系，南诏和大理绝不是独立发展，而是在中国整体之内的地方割据政权[8]3。 当代中国，处于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面对时代的变革，历史学家应该把握时代的脉搏，关注中国历史的走向，并关心中国人民的福祉[30]143。这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家的良知。1963年，方国瑜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理论。如今，当我们再次面对边疆的许多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时，更应重视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正如林超民教授所言：“我们重新学习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边疆的建设、促进民族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1]84 王国梁（1984—），男，甘肃金昌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nd） 参考文献（滑动以查看全部） 编 辑：丁存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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