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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回说到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战争、日耳曼人纷纷建国，以及日耳曼人的优秀分支——法兰克人，建立了决定后世欧洲格局的法兰克王国。 在金戈铁马、腥风血雨的背后，日耳曼人的社会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继前几回的政治、军事活动之后，这回咱们看看，“野蛮人”是如何变得“比猴精”的。 告别流浪，安家落户，共建“俺家小村” 第一回我们说过，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农业生产，或者说是食物来源，主要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狩猎，就是出门遇上什么野兽畜生，大伙儿一窝蜂上去按倒、捅死，大块儿分割尸体；采集，就是不能打猎的妇女，在家门口的树底下或者泥巴地里，捡些果子、叶子，带回家吃。 1. 畜牧和耕作的产生，带来了“血缘关系”以外的人口聚集 后来逐渐地，生产力（人口、技能）提升了、工具（武器、农具）先进了、长见识了（主要是通过观察发现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大家也逐渐地发现，男的不用再整天冒着生命危险去找猛兽玩命、女的也不用成天出门碰运气捡东西吃。他们尝试着养些相对温顺的牲口（猪牛羊狗，等等）、把常见能吃的植物种子播到土壤里，于是发展出了畜牧和耕作。 从此，漂泊不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被食物来源稳定、更加省力安全的生产、生活方式代替，人们也就逐渐习惯了定居生活，在稳定的区域内养牲口、种粮食。 与此同时，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单一的血缘联系被地区联系所取代，日耳曼人的领地形成比较牢固的“区”（Gau）的联盟。在区域的架构下，农村公社成为生产方式的基础。 2. “村民”、“村官”及其财产 当时，一个农村公社大约包含几个村庄。农地逐渐从公社公有制，转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即农地是可以自由转让和继承的自主地。但是，荒地、森林、草原和水域依然保留作为共有财产。 氏族成员成为独立的小农，他们定期向公社缴纳一定的财产作为赋税。 而农村公社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由公社大会选举产生，公社大会也是公社的法庭。这有点像我们在第1回中说到的“军事民主制”，首领由群众选举产生。 既然是人民选你上台的，“村官”就不能是吃干饭的，得为村民保安全、谋福利、开展公共管理事业。农村公社除了有责任维持自己的边界外，还负责筑路、保障度量衡制度等公共性工作。 同时，除了“交通”、“安保”、“市场监督”之外，公社的管理者还有生产队长的职责，负责调节农地的利用，指导播种和收获，监管磨坊、烤炉、酿酒所和其它类似设施。 另外，“村官”还要履行“村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责，惩罚盗窃行为。你说当个村长，起早贪黑的，容易么？ 封建等级阶层的形成 私有制的产生，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贵贱分层。那么，上层社会精英和底层人民大众，分别是怎么定格的呢？ 1. 王侯将相“确有种尔” 封建主的产生，主要依靠“拼爹”、“抱大腿”和“以权谋私”，有以下几种途径： a) 原先氏族的军师首领，在瓜分战利品时，利用职权获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逐渐转化成国王和公侯。 b) 氏族贵族延续，成为封建贵族。在战利品少的部落，大家都穷，但是贵族更优先进入封建主阶级。 c) 为国王服役而至贵。国王为了维持和控制自己的扈从，往往将尚未被人占有的大片土地送给他们，并授予他们其它经济政治特权。 d) 农村公社中的管理者，他们利用支配依附农的有利地位，大力开垦荒地，增加地产、获得权势。 2. 农民的产生——“有幸升为”和“不幸沦为” 依附农的来源，主要有2种： a) 原先的奴隶、战俘等日耳曼非自由人，“有幸升为”依附农 这些原先的非自由人，都是幸运的，因为逐渐地获得了自由。他们中，混得好的，由于伺候领主得力，升为陪臣或宠臣；即使剩余的混得差的，由于原先的全部劳动都是“上税”，而现在仅仅上缴“部分实物”税收，获得了部分劳动、生活自由。 因此，非自由人的社会、经济、法律地位，都有所上升。 b) 原先的自由农民，他们被纳入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范围，“不幸沦为”依附农。主要成因有以下几种： i. 封建主滥用权力，通过欺骗、阴谋和暴力等手段，迫使他们交出土地和茅舍。 ii. 小自由农遭到战争摧残，长年服役，背井离乡，不从事农业生产，陷入困境。 iii. 部分自有农为寻求组织庇护，资源依附于有实力的领主。 ix. 教会忽悠自由农，许诺予以虚妄的“幸福”，或以“地狱之苦”威胁相逼。 面对领主的苛刻盘剥，底层农民苦不堪言 封建主的依附农，承担着沉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
1. 徭役 依附农必须在春天和秋天，要自带农具、耕牛和犁，为领主无偿耕作其自营地，如果两季中只耕作一季的，往往还要参与管理领主的葡萄园。另外，还要保护领主的庄园和栅栏、值岗，为领主酿酒、做面包、放牧、运输、伐木等等。 2. 赋税 初期缴纳实物，包括面包、面粉、葡萄、酒类、牲畜、木料等，后期缴纳货币。据史料记载，依附农在自己的收获物中，大约有1/3，甚至1/2上缴给领主。 但是，这种集中的徭役，为领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是集中了人力、物力、土地资源。与小农经济相比，由于土地面积大，推广三圃制，同时实施专业种植，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国王走马管天下，领主坐地怀鬼胎 以法兰克王国为典型，王国宫廷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宫廷官吏同时就是国家官吏，都由大、中领主担任。（所以世代宫相出身的卡罗林家族，才有能力篡了墨洛温王朝的权，建立了卡罗林王朝） 1. 国王胸怀天下、宫廷流动四海 法兰克王国实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首都，国王及其随从一千多人，浩浩荡荡，从王国领域的一处走向另一处。驻地也是“普法尔茨”的行宫，例如查理大帝执政时期，经常使用的行宫包括了：亚琛、迪特尔霍芬、英格尔海姆、尼姆维根。在没有行宫的地区，流动宫廷会租用当地富户的房屋。 之所以采用流动宫廷官吏的方式，目的在于： a) 在各处就地消耗本该送往王佳仓库的食物，节省了运输劳力和费用 b) “旅行办公”，有利于体察实际民情 c) 当面监督“各方诸侯”动向，严防领主越权谋反行为 2. 领主发展扩张，威胁王权 国王的统治基础，是各地的大小领主。他们一方面使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地产，增加依附者人数，另一方面设法从国王处取得“特恩权”，借此获得行政、司法、财政、军事方面的自主权，俨然是一个个“土皇帝”。 法兰克王国的架构，是由采邑制构筑的金字塔统治结构。顶端是国王，向上层人士赏赐封土，起初这些土地仅限于受封者自己终身享用，后来演变为领主的世袭领地。获得封地的领主，又从中拿出一部分土地，授予各自的封臣。由此形成采邑链，并最终构成采邑金字塔。配套的伯爵统治制度进一步强化，甚至戍边的伯爵有权自行招募军队。 虽然王室为防止伯爵势力坐大，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制止伯爵世袭；派遣“王室特命全权大臣”监督伯爵行为；为防止伯爵收买特命大臣，采取定期换岗制度。然而，这些“封疆大吏”的势力还是日益增强，到10~11世纪，伯爵已经变为世袭制，王室丧失任命权。 后期，国家已经由众多封建庄园构成，每个庄园则相当于“伯爵的封建庄园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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