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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威尼斯宪章》经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介绍到中国。《威尼斯宪章》认为，古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初建时的价值，还取决于它在历史变迁中的添加、去除的东西——历史信息。之后，保护文物古迹的历史信息成为古建筑保护的一条重要原则，对历史信息的提炼和总结成为古建筑价值体现的内涵之一；在保护的原则下，古建筑本身所具有的遗产真实性的讨论在 1994 年于日本通过《奈良真实性文件》之后，渐渐引起了中国文物保护界的注意。真实性是一个基于时间和物质的双重概念，如何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古建筑的历史信息及价值成为古建保护的新方向。 到今天，对于建筑遗产的理解，在不同领域有着不一样的认知。9月30日，由群岛Archipelago发起的【阅读时间的能力：从遗产保护设计谈起】将在群岛直播间上线，我们邀请了建筑师、建筑评论家、遗产保护专家、城市规划师、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直播开始前，我们整理了除主持人以外参与讨论的嘉宾对于这个话题的部分观点，期待各种观点的碰撞，能为遗产保护设计提供一种新的认识和方向。  '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目的其实是修补建筑基本要素中衰败、缺损的部分，重建完整的建筑品质。' 建筑遗产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建筑，摆脱不了建筑的基本要素。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建筑遗产基本要素中的某个方面或者几个方面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出现不同步的变化，造成建筑品质的非均质改变，影响建筑遗产的长久保存和继续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目的其实是修补建筑基本要素中衰败、缺损的部分，重建完整的建筑品质。 建筑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是因其承载一定的价值，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和表达这种价值。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维修设计都是围绕遗产价值展开的。虽然存在完善建筑基本要素的现实诉求，但是保持建筑遗产价值的要求将维修设计限定在极度苛刻的设计条件下。就此而言，建筑遗产的维修设计只能是“不得不设计”。“不得不设计”，正是为了完善建筑遗产缺损的基本要素。修复设计只有在整体的层面上思考问题、协调问题、解决问题，才可能让新的设计与建筑遗产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自然而然地化解问题。“不得不设计”，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设计对建筑遗产价值的干扰和破坏。在某些时候，虽然修复设计面临的问题与建筑直接相关，但是解决的途径却未必局限于建筑本体的范畴。“不得不设计”，不是无奈妥协，也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建筑遗产保护的一种基本态度，一种务实谨慎的态度，一种谦虚恭敬的态度，一种积极自信的态度。 ——《不得不设计云南剑川县沙溪复兴工程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几个例子》 黄印武，《时代建筑》2011年02期 文化遗产通常陷于保护与利用的两难选择中，而在沙溪，处于社会与经济整体发展框架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并不因缺乏其独立性而弱化。应该说，在沙溪复兴工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轻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后只能是限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沙溪复兴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国际通行的修复原则，与沙溪的现实条件相结合，因地制宜地确定修复方法，与当地工匠一起合作，挖掘和传承地方工艺，最大限度上取得文化遗产价值、历史信息、工艺水平、资金预算、合理利用等方面的平衡与协调。 在不损害文化遗产价值的前提下，我们提倡必要的灵活性，来帮助文化遗产适应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对于那些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遗产。不过，提倡必要的灵活性并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而应以有助于体现和增强文化遗产重要性和独特性为前提，而且这种变化是与发展的方向相结合的。这就要求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有清晰的、全面的认识，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受破坏。 ——《基于文化遗产保护地沙溪实践》 黄印武，《广西城镇建设》2018年08期  如果说“文物”的“展览价值”在于符号化，那么作为升级版的“博物”的“展览价值”则在于体验化，在所有的“文物 ”中，它“ ”进了人。 这种从物理实体转移为文本符号的本体论转移是一种价值转移，契合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的艺术作品从“崇拜价值”向“展览价值”转移的观点。本雅明认为，在今天文化传播领域流传的艺术作品，辅之以机械复制手段( 如印刷术、照相术)，早已脱离了产生它的原始条件。例如，源于巫术崇拜的艺术作品，已经无法再用原真的宗教礼仪目光来审视。而不断发明的机械复制手段，又使跌下神坛的艺术作品越来越适合于展览，并使后世观众可以完全脱离其原初语境，找到新的关注点。因此，我们在艺术作品上看到的是“展览价值”，而渐渐脱离了“崇拜价值”。这种转移也使艺术作品的“灵韵”消散了。梁、林等开创的东大殿研究方法，是去“崇拜价值”的一个典型：这个唐代宫殿型建筑的孤本的研究价值，在学科问题上，自然是建筑学重于人类学；在建筑学问题上，则侧重于这个孤本如何代表了唐以前消失的整体，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千篇一律的形制下东大殿的独立个性。因此，作为“一栋建筑”的东大殿，当有了“文物”的身份，就不是“一栋建筑”，而是解开所有遗失的建筑传统的一条通路，我们无法醉心于其特殊的“崇拜价值”，必须去无限地拓展其“展览价值”。当我们讨论这件艺术作品的艺术性时，不是在讨论它不可琢磨的“灵韵”，而是可以科学描述的艺术规律。 活化文物是一个被当下关注的话题。其实，文物哪里需要活化，是人在文物面前被活化了。历史遗迹文物化后，变成了一种学术陈述，把具体事物抽象化，个体的事物普遍化，神性的事物去魅化。文物的存在完全可以脱离当下人的存在，即使文物面前围满了观众，观众的主体性也是被剥夺的。现实的悖论是，大众一方面愈来愈把文物作为旅游消费的目的地，而在文物面前，大众又会不自觉地认为这是属于专家才能够看得懂的东西。深深认同本雅明观点的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 伯格说：“古代艺术的意义理应谁属？属于那些能够把它应用在自己实际生活中的人，还是属于古董专家这一文化阶层？”如果说“文物”的“展览价值”在于符号化，那么作为升级版的“博物”的“展览价值”则在于体验化，在所有的“文物 ”中，它“ ”进了人。它即使没有彻底否定文物的本体只是那个已经死去的古迹，也开宗明义地把鲜活的当下人作为文物本体的另一极。 ——《从文物到博物》 王辉，《建筑学报》2018年09期  在“人格神”神话日趋破灭之后，重塑“文化之神”的相关叙事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使命。 引人，是建筑师设计公共空间的看家本领；而“通神”，则显非一件易事。所谓“通神”，可以理解为对现代“祛魅”空间某种特殊的“复魅”(re-enchantment)过程，而这种“复魅”的最终目标，是为场所营造一种非功利、超越性的“神性氛围”。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言，宗教式微后的现代社会，反而更需要一种作为宗教替代物的新神话，从而“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 事实上，神话作为一个虚构的意义框架，对人类个体短暂而偶然的存在给予一种意义性的解释和定位，这个有关人类存在终极价值的解释与定位功能，是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演化论/进步论的思想形态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可以说，一切文明的价值内核必然是“神话”，而“神性空间”也标志着一种文明在空间想象上能够达到的巅峰。在“人格神”神话日趋破灭之后，重塑“文化之神”的相关叙事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使命。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化演进，现代建筑也走出了一条从功能性到人性、再从人性到神性探索的历史轨迹。而在终极关切的价值意义上探索空间“神性”，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中尚处于一片幽暗的空白。 被文保专家所集体默认的五龙庙披檐红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文保领域对环境“虚构”的两个认识误区：其一，是用“类型化”的普泛方式处理“虚构”。一般而论，文保领域内的“遗产”概念，其关联对象必然是一个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出自文保专家之手的环境“虚构”，往往与文物本体的独特状态无关，而更多地考虑其是否符合文化共同体对“历史风格”的普遍化想象；其二，是混淆了“虚构”与“伪造”的界限，将文物本体以外的周边环境统一进行仿古式处理，以达到“拟真”甚至“乱真”的和谐效果，但其结果，却往往使文物本体的“真实性”遭到文物环境“虚假性”的强烈破坏，从而将文保对象置于一个真伪难辨的可疑历史状态。 ——《有龙则灵— 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批判性复盘”》 周榕，《建筑学报》2016年08期  建筑群中一处微小的建筑亦可能存在未知的设计匠心，不能将其轻易抹去。 如今，晋祠“新”山门的位置似乎“理所当然”，基于这种貌似“毫无争议”的现状，对晋祠的解读也就所谓“水到渠成”了——其实，山门的移位与时空的误读互为因果。 虽然山门是附属建筑，却是中国传统建筑群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所引导的空间特色，也是常常被忽视而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任何一处从属于群体的单体，其细节可能就是价值载体，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先人的创造，首先应以谦逊的态度思考是否由于视野的狭隘阻碍了今人的理解，而非“理所应当”地进行修正。 晋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从未静止，轴线、对称、方位、选址等诸般空间手段，给予了圣母庙作为晋祠主导的空间之势，伴随着建筑的落成而存在，但是却未必能够立刻扭转信众对于叔虞祠的记忆。伴随着时间的变迁，实物与认知的互相影响达到新的平衡，又不断地产生新的错位。晋祠山门及水镜台、对越坊、钟鼓楼等其他明清建筑，其价值或许远不及三大国宝，但作为晋祠发展的见证，每一座建筑都有其独特的建造意义，直接映射了晋祠由叔虞祠到圣母祠直至晋祠博物馆的过程，并共同组成了鲜活的晋祠。 以晋祠山门作为分析晋祠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对其从识别、认知、辩解，进而到实质性的位置变化和习惯，直接映射了晋祠由叔虞祠到圣母祠直至晋祠博物馆的过程。通过还原晋祠山门的位置和作用，重新认知圣母庙的空间组成，赋予水镜台、对越坊、钟鼓楼等晋祠建筑新的建造含义。由此指出，在历史进程中，实物与认知可能存在一定错位；甚至，建筑群中一处微小的建筑亦可能存在未知的设计匠心，不能将其轻易抹去。 ——《晋祠山门移位的时空误读》 沈旸、申童、周小棣，《建筑学报》2019年01期  以文物场域为对象的设计，原本应当是一场精神的对话。 所谓“喧闹的世俗生活对神性领域的袭扰”，或许是一种远离本土的想象。乡土的时空中，神圣与日常自然地共存。从山岳的永恒到喧嚷的日常，五龙庙这样乡间小庙其实正是一种连结、一种提示。用祠庙建筑的方式，标记和揭示“山下有泉”的时空意象。在村庄日常的视线里，高台上有一座古庙的存在；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初一十五开门上香的时间节点，亦是乡土特有的节奏韵律。在乡土上，儒生与里人共同留下历史印记。 在整治设计中，有几个对需求的想象：一是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二是与永乐宫关联的游客驻留目的地；三是的博物馆教育功能；四是体现社会价值。作为一项公益设计，建筑师在露天博物馆上投入了相当的心力，然而，以“需求”来思考文化，导致设计过程中缺乏对名胜及其场域的体悟和推敲，而变成“针对需求的操作”。现代以来建筑师对“个人作品”的普遍焦虑，是否带来了“重塑”神圣的设计目标？ 建筑师认为，“我们面对的文保对象，几乎都是源于实用的目的”，一旦村民不再需要祈雨功能，五龙庙就会在生活中边缘化。在这种叙述中，只有作为精英的建筑师才能修筑通往“神圣”的道路，而村民的信仰实践一定“实用”。这种想象，以及建立在这种想象基础上的设计和批评，反映了对本土知识的隔膜。 五龙庙环境整治工程的优点与缺憾之争，在我看来并非文保界与建筑界的矛盾，而是深刻反映出“文物价值”提取中对文物作为“名胜”之整体的忽视，以及建筑师对本土知识的隔膜。以文物场域为对象的设计，原本应当是一场精神的对话。 ——《原本应当是一场精神对话》 齐晓瑾，《碧山12: 建筑师在乡村》 理解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建筑，亭或许是一种原型。亭是通透的，人在亭中，更身处在各种元素：空气、雨、海洋、风中，在白天或黑夜，在道路或河流的近侧。亭不仅是个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也构成了个体之间可以分享的一个感知世界的切入点，一个被锚定的自然借以向任何人充分显现的空间位置。非居住功能的楼阁、祠庙，与亭共享这种空间精神。 ——《一座建筑和它根植的土地—安海霁云殿的阐释 》 齐晓瑾 ，《建筑学报》2020年07期  村落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又该如何重新建立起拥有共同记忆和群体归属的时间感和场所感？ 我们在对历史建筑和空间进行活化利用时，主要有三种选择：一、恢复其原始功能，但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个选择通常很难实现，因此会转向第二和第三种选择——将其作为一个文物标本来保护管理，或是赋予其一个全新的功能。在普通的村落里，第一、二种选择很少能发生，因为乡村萎缩，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改变的问题，如西戈山村的祠堂一样，恢复原来的功能几乎不可能发生了；而作为文物来保护和维护，需要文物部门投入长期的经费和精力来管理，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这只可能发生在极少数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而且集中在城市或其他人口密集的地方。在第三种选择里，我们现在经常在一些村落里看到历史建筑被改造成民宿、餐厅、酒吧，村落里也会举行艺术节和一些文旅活动，并利用历史建筑或公共空间来设置相关设施。这都是现在“场所营造”（Place Making）理念里常见的设计手法，这些理念和方法源于城市设计的思维，在西方一些历史城市复兴的应用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在尚未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中国乡村里，这种思维模式不一定完全适用。 首先，这些场所营造和利用的主体对象都是外来者，本地村民可能从经济上获利，但这些活动内容并不是就他们的生活习惯设计的，针对短暂停留的游客所设计的活动空间难以在村落里形成稳定的时间感。什么是村落里的日常景观，什么又是迎合游客口味打造的消费性景观，后者是否可以经历时间的考验、逐渐成为村落里日常景观的一部分，或是随着消费热潮消失而再度改变？再者，城市居民的人口结构和族群比较多元，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具有创新性的活动只要迎合了部分群体的口味，可以比较容易得到认同开展。相比之下，乡村社会的社群单一，社会风气封闭，注重实用性，场所感的建立并不是这么轻易就可以被设计师或规划师营造出来的，能被营造的是商业概念，真正的场所感是通过人们长期建立的时间感才能显现出来的。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些场所的经营就会需要城市资本的进入，或者说一旦某个村落具备了商业成功的条件，城市资本的进入可以更轻易地取代本地社区的经营。因此我们看到比较成功的旅游村落往往是通过政府或商业投资进入带动，或是某些城市居民或机构在村里启动了符合城市消费审美的项目所带动的效应。城市是消费社会，乡村是生产空间，如何融合两者是个难题。当城市游客离开了村落，每年一度的乡村艺术节、只有游客会光顾的咖啡厅和书店，都停止活动的时候，村落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又该如何重新建立起拥有共同记忆和群体归属的时间感和场所感？以上提问都应该是我们在介入乡村，进行无论是保护、设计、规划、运营或任何其他干预方式所应该思考的。 ——《日常景观视角下的村落价值》 李光涵，《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4期  “工程之轻”能否承托住那拴缚它也滋养它的“生活之重”？ 老房子在改造修缮工程中呈现出可以腾挪变换的轻盈体质，物理空间如期升级变美了，那么“工程之轻”能否承托住那拴缚它也滋养它的“生活之重”？老房子的形象变身后，它牺牲掉的、被打碎掉的文化，可能和新建设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在人人都通过外部景观、图像来认知世界甚至自我的时候，我们是否“在被眼睛牵着脑袋走”？通过“原型”把生活塑封保鲜并封装在博物馆、展览馆里，是否能真的能挽留文化多样性？共同体或许太过理想，在行动协商中的持续碰撞出的或许才是“真实”，哪怕这种真实并不美丽。 ——《老房子的重与轻：人居型遗产的价值认知观察》 李耕，《文化纵横》，2018年4月号 近年国内情况虽然有很多争议，但也已经涌现出很多有本土特色的成就，多个学科与行业的实践者一起在推动平台的建设和共识的达成。实践者和研究者都需要多留一些耐心给自己与他人。在触动有关遗产的话语体系和理顺城乡文化关系上，建筑师的作用已经十分显著。如何处理与当地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知识产权、情感联系等）等伦理问题，人类学更应有所贡献。在新形态的主体性养成方面，仍然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坐标才能有所论断。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人类学前沿观察》 李耕、冯莎、张晖，《民族艺术》2018年第3期 直播预告 议题  近年国内遗产保护案例 建筑师如何介入遗产保护 遗产保护观念的发展历史 遗产保护中的价值判断 遗产保护中多领域跨学科合作的可能 遗产保护实践中的普世价值与文化特殊性 ...... 嘉宾 赵鹏 （对谈主持）
黄印武
王辉 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1999 年王辉与刘晓都、孟岩共同创立 URBANUS 都市实践，在共同经营公司早期在深圳的工作后，王辉于 2003 年起主持北京公司的运营工作，并参与了京津唐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等的许多城市和建筑设计工作。他主持设计的项目包括北京 2019 世园会植物馆、西侯度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圣火采集点、深圳坪山文化聚落图书会议中心、天津·京杭大运河创想中心、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北京白云观珍宝花园、唐山城市展览馆及公园、唐山博物馆改造扩建、天津老城厢商业街区、天津滨海新区响锣湾和余家堡的数栋写字楼、大连海·中国美术馆、上海多媒体谷、上海交大附中嘉定分校、深圳规划大厦、深圳地铁大厦等。王辉还参与了多项城市研究，包括北京前门东四合院保护与重生计划、北京未来科技城核心区研究、北京 CBD 核心区概念性规划设计及单体设计和北京梨花村新型生态社区、浦东水泥厂改造研究、北京二热厂改造研究等。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城市与建筑评论家 “我们的城市” 联合策划人
沈旸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齐晓瑾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人文与创意城市研究所副所长
李光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 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李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 阅读时间的能力——从遗产保护设计谈起 对谈直播 直播时间： 2020年9月30日 19：45-22：00 直播平台： 群岛Archipelago直播间 直播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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