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要么做宠物，要么做役畜——《第二性》

否认男女差异不代表男女平等，而只是一种回避的态度。男女事实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有生物性的基础，也有社会文化传统，但是性别差异并不代表男女社会地位必须有个高低。

今天男女平等已然成为价值主流，遗憾的是大部分人既不懂得何为平等，也不明白何为女性权益。一方面女德班之类的妖孽始终贼心不死，生殖、育儿、持家仍然被视为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女人中的佼佼者——那些强人型女性——以获得男人的认同为成功标志，以与男人并肩为荣。而更多的人则叫嚣“女人地位已经够高”“中国男人那女人供起来了”云云。殊不知即便真的如此，就能被称为平等吗？这就是女性的权利么？

汉语词汇中，表示男人用“他”，表示女人用“她”，可如果表示的是复数还是用“他”——除非明确无误的这个复数中没有一个男性。在我们的社会中，男性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但女人不同，女人相比于男性总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被提及。犹太男人晨祷说：“感谢我主和宇宙之主上帝没有让我成为女人。”而他们的妻子则低语：“感谢我主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创世纪》里亚当是上帝直接的造物，而夏娃则来自于亚当的一条肋骨。圣奥古斯丁宣称：“女人是既不坚定又不稳定的畜生”亚里士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我们应该把女人的特性看做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是意外的存在。女人像是一种相对的存在，她们不同于男性，男人是通过自身直接存在的，即使没有女人，男人也还是男人，但是女人不行，她们得依靠男人而存在“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起来就缺乏意义……”。男人是主体，女人是“他者”——属于从属的地位——男女之间从来就缺乏抽象概念上的平等。

今天即使是对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还是出于男性的视角看待女人。他们虽然敬重自己的母亲，尊重自己的妻子，爱护自己的女儿，他们虽然认为两性之间没有社会等级之差，但是丈夫、儿子和父亲的顶梁柱作用，仍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责任，而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责任是做饭洗衣和家务事。人们不认为女性负有养家糊口的义务——那会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这家的男人不行。就像被男人像宠物一样养起来的女人叫作幸福，而如果相反的话男人会被称为“吃软饭”。

固守传统的顽固分子信誓旦旦“鼓噪女人不是用来生儿育女的观点，这是反人类的行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似乎女人天生就有阻止人类灭绝的责任。于是相比于男人，女人始终窠臼在一个被划定的范畴里，在此之内的她才有意义。女人因为这些意义而存在，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人，不是因为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因为她是个女人。

所以两性关系中，女性事实上居于从属地位，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女性是“他者”、是客体，女性虽然事实上是一个整体的人的主体，只能在男性（或者说社会）为其划定的“他者”的世界里展露

什么是他者呢？

他者的对立面是自我，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构成最基本的自我认知，对每一个人来说其他人都是他者。如果人类社会的现实是建立在团结和友爱基础的的，那么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如果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们在意识本身发现一种对任何其他意识完全敌对的态度，即自我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能呈现。也就是说，自我主体力图作为本质得到确立，就必须将他者构成非本质或客体，即自我和他者必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这种例子有很多：对于本地人来说异乡客是他者，对于种族主义者来说少数民族是他者，对于大众来说同性恋者是他者，对于殖民主义者来说土著人是他者，对于有产者来说无产者是他者，对人类来说其他物种是他者。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仅将人作为动物来看待的，它认为历史现实更重要。就像女人对自身的看待不是由她动物性的性欲来决定的，而是女人在劳动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随着新工具的发明，劳动分工出现新变化，更适合在家里工作的女人的劳动相比男人的劳动变得无足轻重，于是父权代替了母权。

个体占有财物是一种人类内在的倾向，只是最初没有合适的工具实现它。当技术的发展使人在生产劳动的考验中发现自身是创造者后，敢于把自身把握为自主的主动性就成为了一种可能，者就是私有制出现的基础。私有制意味着压迫的出现，同样女人地位的降低使她们成为被压迫的对象。

但是仅从私有制的产生无法解释女人受压迫的原因，因为性别的劳动分工也可以成为友好的联合关系。所以压迫必然得先有一个意图获得主宰地位的意识，得再意识里有一个他者的概念。男女之间与阶级之间是由很大区别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再男女之间不存在，女人的处境是不同的，特别是由于生活与利益使她与男人相联。女人并不要求消灭男人。另外女人也不仅仅是个劳动者，她的生育能力与劳动能力同样重要，而生育是不能被简单比作一种工作职能的——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强制性交。

生育、性欲也不能被纳入社会性，人们不能管理性本能，就像管理生产劳动那样。不可能把女人仅仅看做一种生产力，她对男人来说是性伙伴、生儿育女者、性欲对象和他者，男人通过女人寻找自己。所以必须超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经济实体论，拒绝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

那么女性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这一点与男人并无不同——而沦为“他者”范畴里的客体的呢？

自然界中两性分科其实并不天经地义，无性繁殖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有性繁殖的杂交效应似乎并不足以构成繁殖的必然条件。另外就像蚯蚓、蜗牛、寄生蜂等很多物种是雌雄同体的。异质配子（精子和卵子）的存在也不足以界定两性，也就是说在自然界中，异质配子不是决定性别的必然性。蝌蚪因为环境温度决定性别。后嗌是一种海洋生物，其配子（或者称之为精子也可以）随水漂流，遇到岩石附着其上发育成雌性，遇到雌性就发育成雄性，寄生在雌性的体内。有些生物会因为环境条件改变性别，例如一种群居的鱼类，一群中只有一个雄性负责交配，当这个雄性死亡或者消失，群体中个头最大的雌性就转变成雄性继续履行义务。由此可见，雌雄之分既不是动物繁衍必然的要求，也没有任何天然的高低之分。既然如此，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持久的男尊女卑呢？

在哺乳动物中生命具有复杂的形式，其中雌性的整个机体被生育所控制。雌雄的根本区别在于，雄性提供精子，然后随着交媾的一掠而过，精子再与己无关。而雌性不但提供了卵子，还需要提供身体孕育胎儿。产生精子和卵子对身体影响不大，但是准备孕育生命的过程却需要调动身体机能的全部，就人类来说不管会不会生孩子，每个女人都要承受这一切。这包括青春期性成熟时的体质女性化，每月一次的生理期煎熬：血压升高、脉搏加快、体温升高、发烧腹痛、便秘腹泻、肝脏肿大、尿滞留、神经脆弱、听力视力紊乱、盗汗、头痛、心理紊乱等等。

但这却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生殖本身。如果说白蚁等昆虫将产卵、受精、抚养等工作分解成类似工业流水线作业，不同种类的职虫在生殖的流水线上负责不同职责。那么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尤其是对于人类来说，同样的工作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这整个流程基本由雌性完成。

首先怀孕是件累人的事，对女人个体而言没有任何好处——那更像是一种牺牲。对个体来说怀孕是对个体极致的掠夺，微量元素极度缺乏、内分泌系统高度失衡、神经系统时刻处于亢奋。再来分娩是一件痛苦而危险的事，每天全世界有1500名女性死于妊娠或分娩相关的并发症。今天我们的卫生条件大幅改善，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在中国每十万个活产的孕产妇死亡率在10例至199例之间，这个数字远低于尼日尔每十万活产超过1000例的孕产妇死亡率。但是分娩的痛苦并不因此而减少，分娩的危险仍然高居不下。最后哺乳是一种累人的奴役，女性是通过耗费自我来抚养新生儿的。在我们强调母乳是幼儿最好的食物的时候，一般是忽略哺乳者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的。当妈妈们表达说她们唯一的愿望是能够好好睡一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的在说那是她们作为人的唯一愿望，而是在哺乳的折磨下，妈妈们只剩下最低限度的需要，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只剩下活下去这一个愿望一样。

所以生育实际上是物种/个体的冲突，是物种对女性的奴役。也就是说物种/个体的冲突才是女性面对生育的本质，至于对伟大母亲的讴歌，或者将生孩子视为女性应尽的义务，甚至是女性存在的意义，就像是“公正世界信念”的冷血世界观的变种，或者“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现象一样，是自然演化来的物种需要对女性个体的奴役的美化。

我们也许应该建立这样一种观点：繁殖是物种的需要，不是个体的需要。经期、怀孕、分娩、哺乳这些累人又危险的工作，事实上是女性为物种的需要所作出的牺牲，而不是什么份内的责任。对女性个体来说，物种与个体的利益冲突才是她们面对生育的本质。如果仅仅着眼于个体自身的利益，拒绝生育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对于人类来说，仅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物种繁衍的牺牲几乎完全由女性来承担。

关于早期母系社会的论述有这样一个证据，即今天尚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类社会中，食物的主要来源是以采集为主的，甚至就是以女人为主的，所以人们认为这个阶段的女人地位更高。但这是以现代社会环境的僵化视角的判断。即默认谁主要提供了食物，谁的地位就更高，这种思路很可能不是事实。对于正常的女人来说，怀孕、分娩、月经无疑削弱她们的工作能力，生育的束缚代表着可怕的障碍，迫使她们长期行动不便。人类不存在发情期，女人既不能控制怀孕的期限和次数，也无法保证孩子一定能够存活。想一想在人类肇始的艰难岁月里，女人在延续人种的努力中，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她们创造生命，而保护和维持生命却只能依赖于战士——即男性，因为所有的孕妇都自顾不暇。

繁衍对物种来说很重要，但对于个体来说那只是重复，生命本身不具有超越的价值，只有超越生命的价值才能定义人类，而完成这一切的是男人。女人只是从属于男人，就像奴隶从属于奴隶主，事实上女人还不如奴隶。因为奴隶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尽管希望渺茫，但理论上来说奴隶拥有成为奴隶主的潜能。但女人不行，女人的从属源自于她的卵巢和生殖器官，她无法改变这一点。

历史著作用一般会设想一个母系的属于女性主宰的时代，世界各地发现的女性形象的图腾或者神像，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种神话。女人只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神，而社会总归是男人的。男人即使跪在女人面前把她当神一样跪拜，她仍然来自于男人创造的概念。就像女人代表的各自图腾仍是男人看重和创造的。女人只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他者，社会仍是属于男人的领域。《伊利亚特》中出现的忠贞妻子的形象就是证明——但凡被歌颂的忠贞，其社会地位都高不了，历史上有那个伟大的帝王是忠贞的呢？只有平头百姓才看重贞节牌坊。

而且随着技术发展，人逐渐摆脱了神的控制，男人也同时摆脱了女人的控制，这时女人就只剩下了他者的身份，其神的价值不再了。相反的，她们变成了一种恶，女人成了复杂、被动和混乱的形象，她们是统一、形式和秩序的敌人。但是不同于真正敌人的是，女人无法从肉体上被消灭，因为她们必不可少，于是社会的所有者——男人就制定法则，让女人屈从。

农业出现后，定居社会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家庭。列维斯特劳斯说：“构成婚姻的相互关系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建立的，而是利用女人在男人之间建立的，女人只不过是形成这种关系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婚姻不是为了调和与维护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利益而来，它是为了维护男人的利益，是避免男人之间的竞争或者划定一种有规则的竞争方式，女人只是这种利益的主要原因罢了。女人是一无所有的，男人拥有血统，而女人则要入住夫家。女人的孩子属于丈夫的家族。她和孩子都是丈夫的财产，她一无所有。她不持有财产，没有谁属于她自己，她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甚至于殉葬的权利都只有高贵的女人才拥有，她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只能被继承——嫁给继承亡夫财产的那个人。

罗马时代女人受制于财产和家庭，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没有担任公职的权利，她永远被置于监护之中——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丈夫。基督教意识形态大大助长了对女人的压迫，在这种肉体受到诅咒的宗教里，女人被看成是魔鬼最可怕的诱惑。甚至婚姻都被看成是对人类弱点的一种让步，所有教父都宣称女人的卑劣。基督教的肉体灵魂二分法使肉体变成灵魂的敌人，既然灵魂是绝对的根本，那么肉体的欲望就是绝对的罪恶，而这种罪恶的诱惑就体现在女人身上，以至于天主必须死去以抛弃肉身，圣母必须以处女之身孕育基督。

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中世纪，女人一样绝对从属于父亲和丈夫，到查理曼时代，压在女人身上的“监护权”——这既是保护也是奴役——属于国王。

大约到十一世纪时，封建制度允许女继承人，但这也并没有改变女人的命运，她只是变成了领地转让的工具，女人自己变成了不动产，她是领地的奴隶。一个女继承人就是一块肥肉。由于封建体制中的丈夫是监护者和暴君，女人便在婚姻之外寻找情人，十二世纪的骑士爱情是对正统风俗的野蛮的补偿。所以恩格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是在社会之外才有的”波伏娃认为，实际上爱情具有的这种形式，与婚姻制度延续的时间一样长。

整部妇女历史是由男人书写的，妇女问题始终是个一个男人问题。大多数女人对命运逆来顺受，并意识不到行动的必要。企图有所改变的女人，在她们进入世界的进程中，也是采取男人的观点，与男人保持一致。在经济上女人始终处于两种情况下：作为劳动者，她们比男性劳动者更受到奴役。作为统治阶级，她们又是寄生虫，屈从于男人的法律。那些杰出的女性，就像伊莎贝拉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们事实上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她们是君主。宗教上也一样，圣凯瑟琳、圣德肋撒也算不得女人，她们是圣洁的灵魂。犹滴和夏洛特柯黛因为暗杀名留青史。阿斯帕西娅和蓬巴杜夫人则是通过迂回的道路干预男人的事业。真正控制世界的权力从来不在女人手中，她们既没有技术发展也没有对经济变革采取过行动，她们既没有缔造也没有毁灭过国家，她们没有发现新大陆，即使有些事情看似因她们而起，她们多半也只是借口，而不是经手人。女人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了低下的地位。

两性中男性权力有两种确立方式：一是通过对女人的暴力，不管是父亲还是丈夫的权力事实上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二是在女人顺从中把女人变成同谋，就像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所负有的职责——帮助丈夫管理他的后宫众妃。缺乏形而上学的东方一般只满足于视女人为享乐对象，但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女人也可以通过否定自己的肉体变成男人的附属物，就像罗马的维斯塔贞女和童贞女玛利亚——献身于善的女人的身体必须是完整的，她必须否定自己的人性完整，所以她必须放弃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权利。男人看似崇拜圣母，实则是实现了自己的崇高——通过女人否定自己的方式。而女人只能用自己的失败来恢复女人的名誉。于是对女人来说，是要在男人的世界里获得成功呢，还是要保留自己的人性呢，她们只能二选一，不像男人这两点是统一的。

任何文化中的母亲形象都是神圣和光辉的，因为那并不是女人的自然形象，而是社会角色。有鉴于母亲对儿子的影响力，接受母亲对男人主宰的社会是有利的。因此母亲被那么多尊敬包围着，把她变成男人制定的道德的守护人，她成为权力的仆人，帮助权力引导自己的孩子走上规划好的道路，于是颂扬母亲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一致。

神圣化的母亲的背后是一群为男性效力的女性：慈祥的妇人、好女仆、修女、女护士等等，她们温柔而善解人意，男人不用和她们争夺任何威信，她们膺服于他。她们没有自然的力量，只有仁爱的魅力，他顺从她们，但他知道，他虽然顺从，却仍然是她们的主人。

与母亲相似的是贤妻。男人为自己的妻子骄傲，就像他因为自己的财产骄傲一样，他通过她向世人表现自己的力量。妻子的美丽、优雅和魅力是丈夫的脸面，妻子的绫罗绸缎和珠光宝气代表丈夫的富有，妻子的持家有道代表了丈夫的能力。即使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只要拥有一个伺候他的妻子，也代表某种程度的成就——专属于男人的成就。

让自己的意志发挥作用——不管是秦始皇、汉武帝、爱因斯坦还是李白——那都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条件的，但是如果对象是女人的话，却是每个男人都能够期望的。男人喜爱女人或者说意图博得女人的喜爱，并不是为了享受她，而是为了享受自身。男人通过女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于是“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不是为了被采摘，那么还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波伏娃所谓的“女性神话”：一种超越的，超时间的，不变的，必然的概念，这一概念取代了价值、意义、概念和经验论的法则。如果有血有肉的女人行为与这一概念相悖，那么行为就是错误的——女人被这种“女性神话”关进了笼子里。

虽然女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物种繁衍的任务，但却不能把这一任务视为她的天职，女人首先是人。我们不能把女性视为某种功能，似乎那就是女人。女性呆在家里并不是女性天生的使命，而是女性受到物种奴役的表现，正如奴隶状态不是奴隶的天职一样。所谓对女性的爱护——从小就教导她是女人，女人是受保护者——只是一种奴役的手段。最真诚地重视女人的方式，既不是骑士的爱情，也不是绅士的殷勤，而是男人把女人看成同类，承认女人是人，这仅仅是要求行为、感情、激情都建立在真实之上而已。唯有这样，女性才能充分地成为人，届时她将为自身和通过自身生活，然后她才能得到真正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