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现根据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一、吕氏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史无明文，而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东武侯郭蒙"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吕泽肯定是带兵将领。值得一提的是，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而这正说明吕泽是一支独立部队，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只是在考虑到吕氏有一支独立部队，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那么，其在反秦战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现只能从刘邦及其核心武将的战绩之外寻求被历史遗漏的蛛丝马迹。 根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具体来说有傅宽、靳歙、陈？、丁复、郭蒙、雍齿、蛊逢、王陵、高邑、靳？、冯？诸人的早年事迹不符合刘邦反秦的作战轨迹。 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可见，亦不可能。而阳夏侯陈？是此年从起宛朐，信武侯靳歙亦从起宛朐，只是靳歙起宛朐之时间不详，估计与陈？同时的可能性较大。既然刘邦此年（甚至在秦灭之前）没有在宛朐作战，那么陈、靳二人在宛朐追随吕泽的可能性就相当大。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且其从属时间不详，估计也存在从吕氏起事的可能性。其时间或者是秦二世二年、三年刘邦部定魏地时的事情。至于东武侯郭蒙则明显为从吕氏起事者，则吕泽的作战路线与刘邦时有吻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刘邦功臣汾阳侯靳？"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阳夏又不在刘邦部的作战轨迹之中。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估计刘邦与项羽战李由于雍丘时，吕泽在阳夏作战。很显然，靳？只是追随了刘邦势力的支流，亦可能即吕泽部。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起事地点为柘，此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基本上可以断定，吕泽在反秦时期是一支与刘邦部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一定独立成分的武装。而到了楚怀王命令刘邦西进击秦时，吕泽所部也相机配合刘邦部的行动。并且其作战范围超出了西进的限制，甚至于可以考虑其是否参与了过河救赵的战斗。 刘邦功臣中还有一些人的出身和职衔颇能令人想象其非刘邦核心部队成员。如阿陵侯郭亭、菌侯张平均为秦二世元年从起单父，厌次侯元顷于秦二世元年从起留，而如前所述，此年刘邦的作战半径还没有波及上述地点，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功臣表中有一个称呼曰"连敖"屡屡出现，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前面提到的郭亭也是连敖身份，而且极可能为吕氏部属。《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河陵侯郭亭"定三秦，属周吕侯"，透露出郭亭的早期归属或就是吕泽部下。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隆虑侯周灶，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当然，刘邦部也有可明确指认的连敖，即入汉后的连敖韩信。但入汉之后，刘、吕两部应该合为一体了。 功臣官职或出身中还有"二队将"、"越户将"、"越队将""慎将"人等若干，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因为除了二队将，，还有上队将之称，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部队看作为刘邦的二队，此问题向来无解，但也应该存在这个可能性。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所谓"客"也好，"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也好，均表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还是事实原来如此。今不妨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二队将，东茅侯刘钊二队将，柳丘侯戎赐二队将、海阳侯摇毋馀越队将，博阳侯陈濞刺客将，东武侯郭蒙越将军，贳侯吕元越户将，曲成侯蛊逢二队将，绛阳侯华无害越将，等等。如果吕泽所部并非天然是刘邦的部属，则其称二队亦甚相宜。 在刘邦功臣中还有两人为不愿属刘邦者，他们的早年经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为王陵，其二为雍齿。在《陈丞相世家》中，王陵被描述为独立起兵于南阳，一直到汉攻楚时才加入到刘邦阵营。事实上，他也是追随刘邦起事于丰者。《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记载表明了这一点，"王陵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与《陈丞相世家》不符。那么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王陵与吕泽在一起作战。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王陵过去的地位当在刘邦之上，起义后不愿属刘邦，亦在情理之中。王陵事迹的歧记，或都有一部分真实，非可视任何一种为凭空捏造。因为其既不愿意属刘邦，却又是从起于丰者，这就存在追随吕氏起义或始终与吕氏在一起的可能性。如果从《高祖本纪》及其他人的专门传记中，看不出刘邦部在反秦战事中有分开作战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郦商在刘部攻克南阳后别将定汉中。但根据王陵的事迹，刘邦部或曰刘邦系列的部队肯定有分兵作战的事实。刘邦所部也曾于西进途中与秦朝的东郡尉部发生激战，但最乐观的记载也只是大破东郡尉军于成阳或成武南。比之王陵的"定东郡"尚有一定的差距。当时刘邦部众多核心将领尚未能独当一面，估计王陵亦不得有此殊荣。尤其是其别定东郡之说，表明其与刘邦部的战东郡尉并非一事，那么，王陵当属于一支独立部队。如果王陵部队不是吕氏之外的部队的话，那么极可能与吕氏是同一支部队。于是，吕氏也应有定东郡的功绩。笔者曾作《刘邦西行入关的战争线路与历史功绩辨析》，指出刘邦在正式出击前曾为援赵楚军作过开辟前进线路的贡献。其中的主要战斗即为击东郡与王离军，刘邦部的主要将领曹参、樊哙等均参加了此行动。但其后，刘邦就移师昌邑一带，而不及定东郡。如果王陵是与吕氏协同作战的话，那么，吕氏在西进时与刘邦部配合作战的意图就相当明显了。在刘邦不及定东郡的情况下，或因为其有更重要的战略使命要完成，由吕泽部接手继续在东郡的战斗，亦甚合情理。只是，王陵与吕氏的关系也不是如此轻易能定的。吕后称制时期，王陵坚决反对王诸吕，就不支持其曾为吕氏旧部。但其从起于丰，又不愿意属刘邦一事，终究要有可协调之人之地使之可以容身。不仅如此，吕泽、王陵部还有可能继续为援赵楚军扫清道路，甚至于跟随过河击秦。从地理上说，这样做也非常合理。因为项羽率军北上的同时，刘邦率军南下，两军似应有一个交会时机。还应指出，项羽过河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有过战斗，那么其道路的开辟却必须有人完成。也许吕氏就是在这一时刻协助项羽渡河攻秦，项羽当时是楚国上将军，他有权征用刘邦的部队或其盟军。刘邦在西进前曾击秦于白马，此地为今河南滑县，就在黄河南岸，此举的意图是否有迎接吕部回归的作用，已不得而知。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存在。因为刘击白马为秦二世三年二三月间的事，此时距项羽破秦于钜鹿已过了三月，吕氏从河北前线撤下亦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日后的刘邦定南阳之战，吕氏也会参加。 雍齿为刘邦部的叛徒，在秦二世二年时，他背叛刘邦，以刘邦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丰投降了魏国。刘邦得项梁人力支援后，收复了丰，雍齿就逃到魏国去了。但到了秦二世三年，他又重新加入了刘邦部。刘邦对雍齿恨之入骨，甚至于到了已对雍齿论功行赏后，还不肯宽恕当年曾追随雍齿叛变的丰地百姓。如此看来，雍齿再度加入刘邦部一事，极可能是加入到由吕泽统率的刘部支脉，其时间正是刘邦西进之时。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雍齿是以赵将的身份加入刘部的，而刘邦在西进途中并未能行进到赵地。据刘邦在鸿门宴对项羽的解释，刘与项的战略分工为，刘战于黄河以南，项战于黄河以北。刘邦及其主力肯定没有北渡黄河，但刘邦的势力又肯定有机会北渡黄河，并在赵地扩大了队伍。雍齿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的。除雍齿外，还有阳都侯丁复亦为在秦二世三年加入刘部的赵将。丁复的加入地点是邺（今河北省邯郸与河南安阳之间），地点在黄河以北。而刘邦部活动的最北区域也只是白马（今河南滑县），且在黄河以南。如此看来，刘部到了白马便折回南方，而刘的盟军吕氏军，则极有可能渡河击秦。尽管此问题的提出实在匪夷所思，但不作此解释，则无法面对丁复加入刘邦部的问题。《汉书》以丁复加入刘邦部的地点为薛，其身份为越将，但未给出加入的时间。很明显，如果丁复是如《汉书》所称以越将于薛加入，则时间肯定是前元年或前二年，之所以不提时间，是因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以前三年从于邺而非从于薛。班固以意改《史记》处甚多，《功臣表》尤其明显。而《汉书》对雍齿的赵将身份就没有改，既然雍齿可以是以赵将身份加入刘邦军，则丁复亦可。甚至于丁复就是由雍齿的关系加入到刘邦阵营中来的。丁复事颇不简单，《史记》、《汉书》均标示其受封七千八百户，此人的功劳当在樊、郦、滕、灌之上，居然除《功臣表》外，再不见其有何功绩。可以肯定其或在反秦战事中很有作为，或是因为由赵将转入刘邦阵营，起始地位就相当高，否则无法解释其最后的功劳。总之，由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出入，丁复是否肯定于薛加入，无法确定。那么，只要刘邦阵营中有赵地的部队加入，其渡河救赵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对于丁复，顾炎武曾经提及，其曰："楼烦即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兵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其实刘邦部即使渡河击秦也不违背楚怀王的命令。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楚上将军，诸别将皆属。表明宋义有权调动楚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刘邦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刘邦受命后最初的军事行动，正是帮助援赵楚军打通前进道路。那么刘邦部或者其协同部队过河击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刘邦军救赵至栗的记载。只不过刘部至栗本身却与救赵无涉。但其早期行动是救赵行动的组成部分，则毫无疑问。在雍齿与王陵的归属问题上，吕泽为其主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些人的功劳薄上并没有记什么具体的战功，只有与吕氏有牵连的关系。《张耳陈馀列传》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及代地之兵。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还有与田安、田都一样，因不满田荣龟缩政策而擅自出兵的齐军。楚字前人以为有误，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或几支部队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破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总之，吕泽部过河救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王陵确实是吕泽部属的话，吕泽部则又参加了攻击南阳的战斗。至于雍齿，虽然其受汉封有策略的考虑，但刘邦亲口说其功多。以刘邦早先的分封原则，击秦之功居先，雍齿的功多是否包括了击秦之功，则不得而知。只是从道理上来说，应该如此。 总括吕泽部的作战轨迹，大致为前元年曾在丰、沛、薛、留、亢父、单父、宛朐作战，或也参加了刘邦击胡陵方与之战。前二年，于柘、阳夏（可能还有横阳）作战，或也参加了刘邦军的击东阿、濮阳、雍丘、陈留之战。前三年，参加了攻击东郡战斗（此前或有在横阳及安阳附近的战斗）、平定南阳战斗，或许还参加了救赵于钜鹿之战，攻击武关及秦关内之战。 二、吕氏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在楚汉战争的作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倒是有记载，其曰："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另外，《项羽本纪》补充提到"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在日后的记载中的吕泽"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说皆源于此。此言亦是吕泽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重要依据。可以肯定，吕泽在秦灭后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带兵打仗。 那么，吕泽的军事生涯又是如何呢。首先，他肯定参加了汉定三秦的战争。汉元年八月，刘邦发汉中军击三秦，吕泽参与其事。证据是，位次于汉初十八功臣的蛊逢（又作虫达）当时为吕泽部将，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蛊逢入汉时仅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即吕泽）入汉定三秦。则吕泽在定三秦时出力甚多当无可疑。《高祖本纪》等均以三秦王中的塞王、翟王为投降汉王，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明确记载，旧赵将丁复俘虏了翟王董翳。参加了三秦之战的吕泽旧部可指认者尚有东武侯郭蒙。丁复的部下朱轸。三秦之战在《史记》中着墨甚少，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实际上，三秦之战亦相当不容易。刘邦军事集团的所有重要将领基本上都参与了三秦之战。汉军出陈仓时，遇三秦兵阻挡，刘邦甚至于准备退兵，因寻到另外的出路，才重新发动进攻的。三秦军队相当顽固，章邯之弟章平兵败后又卷土重来，嚣张的很。章邯被围于废丘长达八九个月，就是顽抗到底。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战三秦死事者就有纪成。尽管史料中没有吕泽的事迹，但从其部将的功绩中可以窥出他对克服三秦的贡献。 汉二年，刘邦率五诸侯兵东击彭城时，吕泽先将兵攻下砀。砀为梁楚交会地，楚国在此的势力或相当可观。曹参等击定陶，攻砀、彭城、萧，不知是否与吕泽有协同之功。砀为刘邦早年起兵之地，刘邦任吕泽攻下砀并经营于彼，显然是非常看重那块旧根据地的。幸亏吕泽在砀有所经营，后刘邦彭城败退至下邑，得吕氏助乃能再度振兴。刘邦收拢残部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之初，吕泽或仍在砀地。日后，项羽攻下邑，估计吕泽不能当其锋，便退至荥阳与刘邦会合。只是不详项羽攻克下邑的具体时间。据《黥布列传》，项羽击下邑的时间是黥布反时，时间或在汉二年及汉三年之交。果然如此，则其后，吕泽当与刘邦一同在荥阳作战。此年之中，刘邦回关中灭章邯，而此役似有吕泽部队参加。章邯就是受擒于丁复部下朱轸。经此一役，关中获得彻底安定。此前，汉军击楚全力出击，曹参、周勃、樊郦滕灌都出关了，而章邯仍然盘踞在废丘，成为关中的心腹之患。很难想象，刘邦会置章邯于不顾，其一定安排了足以制约章邯的人选，这个人选为谁，已没有任何材料可借鉴，只能从功臣表分析推测。时有陈？者，为入关封侯的为数不多之人，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语，其素为刘邦所重，且没有材料证明其曾随刘邦出关击楚，当是镇守关中的最佳人选。其次是丁复，丁复入汉并未封侯，甚至连封君都没有，但其有虏塞王之功，可能受提拔。而且日后章邯就是由其部下朱轸擒获，则可能是在得到刘邦等人的增援后取得的战绩。陈、丁二人都可能是吕泽的部下，因此，吕泽部队参加关内最后之战的可能性甚大。 汉三年，楚围荥阳急，刘邦在纪信的掩护下跳出楚之包围。而吕氏肯定没有随同刘邦潜逃，而是与魏豹周苛等人留守荥阳。关于这一点，只有《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博成侯冯无择的功劳条下透露了一丝信息，其曰"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那么，吕泽的最后突围，当是在刘邦出逃以后、荥阳陷落之前的事。其时的情形当是间不容发的危机，故需要力战才能脱身。此年靳歙战功累累，而靳歙原本或为吕泽所辖（其归刘邦阵营地点为宛朐，亦为刘邦部重要武将所未到之地），只不过到此开始独立作战，成为刘邦阵营的重要机动力量。只是靳歙的战功前常有一从字，其所从何人，史无明证。以司马迁的笔法，所谓从击某，往往是从刘邦。而刘邦于当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其脱身击赵的可能性不存在。则靳歙所从何人，就成为一大悬案。根据其未参加击魏与击齐战斗，基本上可以排除其从韩信的可能。靳歙的作战呈独立性质，似与有案可稽的任何人都不相干，其所从之人必是一地位高于他的人。靳歙也是入汉前就受封侯之人，与陈？同。而恰好他又是与陈？同为起于宛朐者，很可能在其击赵地一带时，受辖于陈？。果然如此，则陈？之功劳又要写上重重一笔。而吕氏体系的功劳也要写上重重一笔。 汉四年，吕泽在楚汉战争中之功劳最大者，或当属不见于史的歼灭龙且之战。《史记》将歼灭龙且之功完全划到韩信与灌婴等名下，但实际上，参与战斗者远不止韩信所部。依《汉书*陈胜项籍传》，楚军援齐之主帅为项羽之从兄子项它，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此说当有所据。只是到了《史记》中，消灭龙且部的全部功劳都归了韩信。但就《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来看，击破龙且则远不是韩信一人之功。阳都侯丁复就"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此为非韩信部击龙且的旁证。而韩信部击破龙且的证明也不少，除曹参、灌婴传外，《功臣表》明确记载，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看来，击破龙且之战要成悬案。有一种可能性，即歼灭龙且是两支以上军队合力的结果。汉五年，击灭临江王共尉事，就分属于刘贾、卢绾和靳歙两个部分，且无隶属关系。尤其是共尉之擒及献俘均为靳歙，则刘贾在此役的从属地位及配合作用显而易见。龙且的覆灭或与此情况相类，为韩信与吕泽部合作的结果。此年，汉已肃清了楚的周边势力，与楚决战的时机接近成熟。而与楚决战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楚军主力。及龙且以脱离项羽掌握且兵员众多，刘邦集团认为一举聚歼该部，将极大地打击楚军。于是，刘邦部的重要部队都加入到灭齐及灭龙且之战，就不足为奇了。此年，丁复以大司马击项羽军于叶，刘邦部以大司马署官者仅见于此，说明吕泽部队系列即便在楚汉战争中也具相当的独立性。曲成侯蛊逢（《汉书》作虫达）此年击项羽军于陈。以上丁、蛊二年的事迹也可能是汉五年事。 汉五年垓下之战，不详吕泽本人参加否。但从刘邦因败于项羽，而召集所有方面的武装参与会战的情况来看，吕泽参加的可能性不小。 总而言之，吕泽部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不小，且随着刘邦阵营的扩大，吕泽部也分化成几支独立部队。陈？部主要在北方作战，参与了定代、魏、赵、燕之战；靳歙部成为刘邦阵营中最重要的机动部队，战功累累；丁复可能参与了镇守关中及击龙且的会战；傅宽于汉四年前后补充到韩信的部队之中；吕泽自己也应该有一支部队。吕泽在汉定天下后被封为周吕侯，死后谥为令武，表明其作战方面的特长。 三、汉初政治与吕氏的结局 笔者以为吕泽在秦楚之际功劳甚大，但吕氏之功有几处不可解。若依笔者所论，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因此在笔者所论中，如同《史记》将一些不完全属于韩信、曹参的功劳收归二人所有那样，肯定将一些不属于吕氏之功归到了他的名下。这是因为史料阙如，而无可奈何的事。考虑到其部下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作为主将的吕泽则有低封的遭遇。据有关记载，刘邦建国后有废太子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的打算，压低吕氏功劳或与此有关联。而最终刘邦未能如愿以偿改立太子，也与吕泽的战功及其属下众多有关。 尽管汉初改换太子事件中传闻甚多，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为虑，欲以戚姬所生子如意替代之，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广泛的反对声中，是否有吕氏的影响在内，值得考虑。《留侯世家》记张良闭关修练以避免为此事表态，因遭吕后兄吕建成的劫持而开关主持其事。因此，吕氏家族肯定动用了一切手段，力图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而刘邦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吕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的打算彻底落空。而吕泽的薄封或是刘邦在立嗣之争时出于权宜考虑的结果。应该看到，由于共同参加了反秦及楚汉战争，吕泽与刘邦阵营的众多武将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大家也愿意为老战友抗颜犯上。但事成之后，尤其是吕太后执政时期，吕氏家庭的势力骤然膨胀，则使得原本不错的同僚关系终于恶化，最终造成吕氏灭族。 吕后称制时期，以吕代刘的用心已毫不掩饰，而刘邦给众部下的恩情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以拥吕还是拥刘的两大政治集团。吕后大封吕氏子弟，其家族称王者达三人之多，而且又有多人功未有，得以封侯。此等行径肯定要触怒为汉家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已封功臣和未及封侯的战将（汉文帝时，又对参加战争的武官论功行封）。据说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动了诛杀大臣的念头，这使得众大臣对吕后离心离德。吕后害死三个赵王的罪行，无疑给刘邦的老部下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待吕后本人去世，朝廷大权落到了吕氏子侄手中，众功臣肯定担心三赵王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于是，众人合力灭了吕氏。灭吕氏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汉朝廷上下或开始将吕氏的战功从史册中有计划地删除。最终造成了史料的残缺。即使在史料明显残缺，又认定是受政治斗争牵连，但仍然解释不了为何同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韩信的功绩并未受到削弱，甚至于还可能将吕氏之功合并到他的名下的事实。其中原因是否是韩信之死罪原本有冤屈的成分，故朝野上下默认了他的功绩，从而使其战功得以在功劳薄上体现出来。究竟如何，则已无法得其详。有关汉初谋反事件与史料的关系，似能理出一个大致脉络，即凡是可以有确凿事实的反叛，其人之功多从史料中略去，而只是怀疑其叛者，则多保留了他们的功劳。可以确认的反叛有韩王信、黥布及陈？，这三个人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就不见了。可以肯定，此三人能得到重用，乃至封王，如无大功是不可能的。从其反叛后，刘邦亲自挂帅出征一事来看，这三人的作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以致于刘邦不敢掉以轻心。反观韩信与彭越，其是否反，则难说的很，其罪名多半是莫须有，不足为凭。故官方档案中没有削删他们的功绩。至于卢绾之反，亦属真实，也不见其有什么具体功劳被记载下来，其情况与前述三人又有区别。其传记资料中已明确说是因为与刘邦关系好，而封王。则其原本就功劳甚小，不得与前三人类比。之所以要说这些关联不大的人和事，只是为了说明汉代因政治斗争的关系，存在削删档案的事实。 由于史料的缺乏，今天欲弄清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功已无可能。但作为一种疑问提出，有助于对当时具体史实之理解。可以肯定的是，秦楚之际的战争绝非如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那么简单。刘邦军事集团的整个战事，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被弄得模糊不清了。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提高对实际情况的估价。 成也吕后，败也吕后 1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语出《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高后纪》基本沿袭了这段内容） 就是说，因为惠帝和吕后的无所作为，所以天下很平静，老百姓日子过得好。 吕后，史称高后，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正妻，名雉，字娥姁。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人（战国时的秦宣太后是诸侯王太后，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最高领袖）。作为一个强力介入男性为绝对主导的政治领域的女性，她的形象很复杂。 我不指望能一句话就概括这个人。一来，是历史的记录留下了大段空白；二来，在现存的记录中，人物的性格曾经发生过深刻的裂变，而我们无从知道，这种近乎逆转的人生是从何而来，是她天性的充分暴露，还是在身心遭遇巨创后的忽然苏醒？ 吕雉最为影视剧所留恋的场景，有时是一个深宫怨妇，她永远不知道她的夫君刘邦在哪座宫殿里风流快活，她只能搂着她未成年的女儿和儿子，怅然，愤怒，无可奈何；有时，又是一个威严的女君主，群臣匍匐在她的脚下，忐忑地等待着她疲惫的声音响起；有时，她藏身于深宫的阴影中，却不动声色地让一代枭雄韩信、彭越都身死族灭，并把美艳的戚姬变成一团“人彘”被扔在厕所里……当然，时光如果倒流，还可以看到当年曾有一位年轻姑娘，把稚嫩的小儿女背在竹筐里，在田间挥汗如雨地锄地；而她的丈夫，却躲在小酒馆里喝酒，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呢。 其实，关于吕后，不仅是一个小白兔如何转变成大灰狼的故事，也不仅是社会大革命当中女人的角色和定位的问题，它还与封建时代政治制度的确定、流变、变革和颠覆重组的过程有关。如果说，吕雉的丈夫刘邦建立了一个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和格局的话，那么，吕雉本人的贡献，就是试图撞击这个制度，迫使制度在防御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她给中国的专制王朝们贡献了对外戚两千年的恐惧，也为中国传统下的厌女症找到了借口。 这就是一个女性的逆袭史。不管是她维持了大汉帝国初年的平稳局面，赢得史家赞誉；还是她凶残阴狠，为后世所忌，深层的根源，都因为她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乡下姑娘。 2 吕雉的出身，大约是农村的乡绅家庭那一阶层。她的父亲吕公，要躲避仇家，来到沛县定居，因为沛县当时的县令和他是好友。沛中的有钱有名有官职的人纷纷来看望这位沛令的重要客人。萧何当时是主吏，看到人多，就出了个主意：贺钱不足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这看得出来吕公在当地是有一定声望的。 接着，就在这顿饭上，吕公看中了刘邦，一个小小亭长，一个吹牛自己能出一万贺钱实际上分文未付的老混混；不仅让他白吃了一顿饭，白喝了酒，还提出把女儿吕雉许配给他。吕媪很生气：你不是老说自己这个女儿一看就是有出息的样子，想把她嫁给贵人吗？沛令跟你的关系这么好，想娶她，你都不肯，现在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她嫁给了刘季那小子？吕公根本不理会老婆，把吕雉嫁过去了。 刘邦当时是亭长，亭长是乡官，秦、汉时在乡村每十里设一亭；如果比附现在的级别的话，有点像是街道派出所所长；吕公虽然没有公职，但他是沛令（秦汉时，县拥有万户以上者称“县令”，不满万户者称为“县长”）的好友，沛令曾向吕雉求婚——就是说，吕公拒绝了县长，而主动向一个街道派出所所长联姻。考虑到刘邦比吕雉大15岁，这桩婚姻无论是在年龄上、身份上都是不匹配的。这桩许配的婚姻里，起码在最初，吕雉与刘邦是没有感情可言的。 如果说刘邦是一个勤奋、踏实的顾家男人，或许夫妻感情会略好一些。但显然不是，“延中吏无所不狎侮”，就是说他对官署中的官吏，没有不加捉弄的；“贳酒，时饮醉卧”，经常赊酒，喝醉了躺倒就睡。加上刘邦的爹也老是说他不治产业，是个“无赖”，刘邦在村民中的形象如何，可想而知。 不要忘了，刘邦此时还有一个外室曹氏，而且有一私生子刘肥，比吕雉的第一个女儿鲁元公主年龄还要大。曹氏与刘邦的关系，是在吕雉之前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一直没有娶妻，哪怕有私生子了也不成亲，这是为什么？无非是因为刘邦没有谋生的本领，人又不可靠，还贪酒好色。家境还算不错的黄花闺女吕雉下嫁给这样的人，不能不说，吕雉是有委屈的。 如我们所知，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婚姻恪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一般是作为家族利益的联合，或是共同养家糊口、养儿育女、延续后代的需要。感情在其中不仅不重要，而且是禁忌。这也就有了《儒林外史》中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的杜少卿被大家所鄙视，也就有了《红楼梦》中贾母不介意男人三妻四妾却痛恨男女之间有爱情。 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全世界都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婚姻和爱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美国学者玛丽莲·亚隆在一本畅销的学术书《老婆的历史》中谈到，直到16世纪，才逐渐有人在婚姻中考虑爱情的位置；18世纪中后期，欧美地区的中等阶层中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开始成为主流。甚至直到20世纪，上流社会家庭中选择妻子或丈夫还要更多地考虑财富、血统和地位，爱情还不是最重要的位置。而在中国，这方面比起西方社会慢了远远不止半拍。感情这种东西，在古代的婚姻中差不多是必须忽略的东西。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社会》的《家族》一节中谈到： 不仅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工做完了，男子们也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两人之间的婚姻匹配情况来看，吕雉和刘邦的关系，与此非常类似。 在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女性的价值是完全附丽于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她与男性的关系如何，直接决定了她存在的合法性。有一段描述就很形象。当年刘邦当亭长的时候，吕雉曾经带着两个孩子在田里面耨麦，她招待一位路过的老父吃饭，这位老父看了吕后的面相说：“夫人是天下贵人。”吕雉自然高兴，请他看了看儿子刘盈，老父说：“原来夫人之所以贵，是因为这个儿子。”请他看女儿，也都是贵人。老父走了之后，吕雉把这件事告诉刘邦，刘邦一听人家还没走远，就赶紧去追。老父看了刘邦，说：“刚才的夫人和一双儿女都长得像你，你的面相贵不可言。”这段话，有可能是刘邦登基之后对其身世的渲染；但也能说明，吕雉日后之所以贵重，一是因为有一个皇帝老公，二是因为有一个皇帝儿子。 在吕雉生下刘盈之后两年，刘邦起兵反秦，之后就消失在吕雉和一双儿女的生活当中了。 3 直到刘邦登基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吕雉，仍然是一个符号，一个木头人，看不到她的所思所想。这很正常，她此时只是作为刘邦的一个附庸，她的地位实际上还比不上刘邦身边的随便一个将领。吕雉并非没有意志，但她的意志在战争中完全不重要。她对刘邦是否有感情，是否甘心为他付出这么多，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若是和平年代，吕雉与刘邦的婚姻，大概也不过就这样终老一生了；但刘邦造反了，起兵了，从此就踏上了不归路，这种平淡而无甚感情的关系也迅速地扭曲。刘邦多年不归家就是一例。在没有刘邦的日子里，吕雉至少还为刘邦做了几项重大的牺牲： 一、 养育一双儿女； 二、 赡养双亲； 三、 在刘邦逃亡期间，沛县抓住了吕雉，扔到了监狱里，而且对她非常不好，具体是怎么殴打怎么凌辱不得而知，但这在当时激怒了一个狱卒：任敖。任敖和刘邦关系好，看到刘邦的老婆被人欺负，就打伤了狱吏。此人也成了吕雉的恩人，在吕后掌权时，任敖当过御史大夫。 四、 刘邦参加了三年的反秦战斗，又与项羽对抗，攻打到彭城；此时，刘邦的父亲、妻子、儿女都 在彭城；但刘邦并没有去接家人。于是，项羽抓住了吕雉、刘太公，一双儿女侥幸逃脱。吕雉与太公在项羽的军营中做了二十八个月的人质。 这些功劳或苦劳，是吕雉重要的政治资本。连太子太傅叔孙通也说，“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岂可背哉！” 但如果仅仅以为吕雉的存在感，只是因为她是刘邦未下堂的糟糠妻，那就错了；吕雉虽是女儿身，但她还有两个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参与了刘邦的起义，而且吕泽是一员大将。所谓的婚姻，无非就是把两个家族的利益绑在同一架战车上，虽然不过是乡间的小门小户， 然而，也颇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味道。 关于吕泽的事迹记录很少，不过在《史记》的《功臣表》上记载了他的功劳：“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看得出来，吕泽多次带兵；前面的《项羽本纪》也提到，“是时，吕太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表明当时吕泽是带兵守卫下邑，独当一面的，是独立于刘邦之外的军队。 就是说，吕泽本身也是军功集团的重要代表。关于吕氏部的情况，只能零星地找到一些线索，《功臣表》记东武侯郭蒙有“属悼武王（即吕泽），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表明吕泽是带兵将领；被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还有如丁复、蛊逢（《汉书》作虫达）、朱轸、冯无择、周信、吕婴等。其中，丁复的受封地居然达到七千八百户，此人的功劳当在樊、郦、滕、灌之上，但除了《功臣表》外却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录。 对此现象，史学界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吕氏家族被诛后，把握朝政的军功集团对历史进行了篡改，抹去了吕泽及其部下的战斗和功勋，所以在史料记载中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另一种则是认为吕氏一家的军功其实很有限，是吕雉的运作，把吕氏及其部下的功劳大大抬升，论功行赏时居然比樊哙等还高。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无非常确凿的证据。 应该说，就现在看到的史料而言，刘邦对待吕雉及其一家，是没有什么亏欠的。在分封功臣当中，吕泽被封为周吕侯。这个待遇与功劳是相匹配的。虽然有学者认为，以吕泽的功劳封为王也不为过，不过那只是一家之言；再说了，吕雉的父亲吕公貌似没有什么功劳，也被封侯了；这样就扯平了。 问题是，夫妻之间，并非只有利益交换和家族联盟的作用，还是一个应当有温情和感情的地方。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开国君主，刘邦有大局观，所以能把大的利益关系撸顺，但他忽略了妻子的内心——也不能怪刘邦，我猜想古代的任何一个“做大事”的男人都会视之为理所当然，今天也仍然差不多——他的许多做法，严重地伤害了吕雉。 如果说刘邦起兵反秦时，生死未卜，不带妻子还是合理的话，那么，他到了彭城，迟迟不接只有两百多里外的沛县的妻儿，显然就是太不把吕雉和一双儿女放在心上了。的确如此，吕雉和太公被项羽抓走当人质了，刘邦碰上了失散的儿子和女儿，但为了能逃得快一些，他三番几次把一对小孩从车上踹下去。吕雉不知道犹罢了，若是日后知道了，对这样的丈夫心生恨意也不足为奇。 吕雉在当项羽的人质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刘、项在荥阳对峙时，项羽为了胁迫刘邦投降，以烹太公相威胁；大概，烹吕雉更不在话下。结果刘邦嬉皮笑脸地说，我和你项羽结拜过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烹你爹，也让我分一杯羹吧。项羽发现这一招不管用，加上项伯的游说，只好放弃了。 作为父亲、作为妻子，眼睁睁看着刘邦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能没有心病吗？刘太公一个年过七十的乡下老头，感情比较粗糙可以理解；但二十来岁的年轻女人吕雉，显然会敏感得多。 在做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人质之后，吕雉回到了汉营。而此时，刘邦身边已有了戚姬。吕雉归汉后，已经是“常留守，希见上，益疏”。每次都她在看家，刘邦带着戚姬一起出差。 4 刘邦登基之后，立了吕雉为皇后，刘盈为太子。 汉朝未稳，制度尚未确立和健全，女人干政一点也不稀奇。事实上，在汉初，还出现了几位女人封侯的奇特情况。史书中所能查到的就有临光侯吕媭、鲁侯底氏、阴安侯刘邦之嫂、鸣雌亭侯许负、酂侯萧同五人。帝王史上，女性的爵位既有“君”，也有“夫人”， 女性封“侯爵”却是空前绝后的。女性干政与否，是没有成例可循的。 吕雉对刘邦的政权稳定，立下汗马功劳。 史书中的记载是“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不过，吕雉的“功劳”却是给功臣栽赃，然后杀了他。干这种事，叫做脏活。 韩信是何等人物？当初楚汉争霸时，韩信据齐地，与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三分天下，助汉则楚亡，助楚则汉亡，连项羽都劝他自立。是韩信自己碍于人情而臣服于刘邦。在分封时，刘邦夺了韩信的兵权降为楚王。后来，又找了个借口把他骗出来，说有人告他造反，把他降为淮阴侯。后来，陈豨造反，刘邦亲征。韩信与陈豨的家臣勾结，准备发动官徒奴隶来攻打留守的吕后和太子。 吕后得知了消息之后，让萧何把韩信骗进了未央宫。韩信一入宫，吕雉就命令武士们缚绑起来，把他杀死在长乐钟室。 接着，吕后还干了一件事：夷韩信三族。 这里，我们不再讨论韩信的造反是不是被诬了；尽管蒯通后来说得很清楚：当年实力强大、楚汉的命运都系于他一身的时候，他都愿意臣服于你刘邦；现在天下已经定了，无兵无权了，他怎么会这么傻还背叛你呢？这个有点罗生门，各种说法都有。但刘邦和吕后屡次用欺骗的手段来对付他，谁的心术更不正，不一目了然吗？我们只看看，吕后胆子怎么这么大？刘邦都不敢杀的人，她怎么就敢杀？ 而且，刘邦虽然在外，但这么大的事，吕雉既不事先请示，也不事后汇报，就自己做主了。她甚至都没有派人告诉刘邦，而是等到刘邦已经打败陈豨，回到宫里了，才听说了这件事。刘邦的反应是：“且喜且哀之”。喜，是第一反应；哀，不是痛苦，而是感叹，犹如追忆逝去的青春，失去的朋友，一种抒情而已。可见，在这件事上，吕雉其实秉承的是刘邦的意愿，符合的是刘邦的利益。 韩信造不造反，没证据，如果刘邦去干，势必寒了天下人的心；吕雉干了，就给刘邦留了缓冲带，就有余地了。 类似的事，吕后又干了一次。彭越毫无反心，被与他有隙的手下人诬告，刘邦查了之后，赦他为庶人，先流放着；结果彭越碰到了吕雉，就向她哭泣自己的无辜，想回到昌邑。吕雉一边安慰他，带他回洛阳。一回洛阳，她就劝刘邦杀了彭越。原因无他，仅仅因为彭越是“壮士”，一个有实力的人。杀了之后，又是吕后派人补齐了彭越造反的证据，还把他剁成肉酱分发给各诸侯王吃。接着，又夷灭了彭越的宗族。 当然，这也是脏活。从其政治手段来说，吕雉残暴无耻尤胜于刘邦；从具体的操作方式来说，下作、流氓且变态，吕雉又远超刘邦。 而夷三族，简直是一件专为韩信和彭越而设的刑罚——之前的贯高谋反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实施——而且是吕雉亲自推行的。连班固也在《汉书·刑法志》里讽刺，汉初，虽然只有约法三章，法律宽松得吞舟之鱼都能钻过去，但死刑里还有夷三族之令。意思是宽严不当。 异姓王都被定点清掉了，但同为军功集团的朝廷官员们，对双手沾满鲜血的吕后如何看待，就可想而知了。 吕后敢这么做的自信，来源于几点：她是皇后，儿子是太子；她干的坏事是符合皇帝意愿的；她也在战争中出生入死过，她有功于这个帝国；她自家的吕氏家族也有点实力，本身也是军功集团之一。 但慢慢地，吕后发现情况不对了。这个问题不是出在政治权力上，而是出在感情上。 5 学者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里谈到：“古封建制度之婚姻目的，依典籍所载及后儒衍绎成说。约而分之有三，曰祭祀，曰继嗣，曰内助。”这时的婚姻，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婚姻并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中，除了少数民族政权（如元代）之外，“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基本原则，但男子可以纳妾。只是，中国古代妻与妾有严格区别，妻以外的其他配偶都是妾；妻的家族是丈夫的亲族，而妾的家族一般不算亲族。妻与妾生育的子女待遇也有显著区别，前者称“嫡出”，后者称“庶出”，一般只有嫡子才有继承父亲职位爵位的资格。 当然，我们在谈“婚姻”“婚姻制度”的时候，是忽略了其中的感情因素的。在妻妾地位悬殊的古代，妾只有一项权利是和妻同等享受的，那就是性生活。恰恰是这种亲密的身体亲近，对人的情感有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帝王的正室多数是出于政治考量，所以私底下偏爱某个妃子，是非常常见的。如果这个受宠的妃嫔安分守己，皇帝也默认嫡庶之分，不逾越这个秩序的话，光是一些物质上的赏赐，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在与某个姬妾有了较深厚的感情之后，男性就想进一步提升这个姬妾及其儿子的地位，对没有感情的正妻及嫡子就会难以忍耐。 刘邦就不愿忍受这种没有感情的状态。在他贫贱时没有人愿意嫁给他这样的瘪三的时候，比他年轻十多岁的乡下姑娘吕雉算得上是女神；但他当了帝王，全天下的美女都供他驱使的时候，年纪渐长的吕雉就不算什么了。而且，除了新婚的几年，吕雉与他长期不住在一起，开始仅有的感情也早被消耗殆尽了。而此时，刘邦身边的是戚 姬。刘邦宠戚姬到什么程度？《史记·留侯世家》一节里说到，“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而且还嫌刘盈是“不肖子”，不像自己，想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 史书上一直说刘邦“贪财好色”，在记载中看到他曾经宠幸过的除了早年的曹氏、正妻吕雉、妃子戚姬以外，还有管夫人、赵子儿、薄姬、赵姬等；但受宠时间较长的还是戚夫人。戚夫人年轻漂亮自不待言，更难得的是，她能歌善舞，《西京杂记》中写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又能“歌《出塞》《望归》之曲”，还“善鼓瑟，击筑”，能与刘邦一舞一唱。 此时，刘邦已五六十岁了，已近年迈；虽然后宫佳丽不少，但刘邦的精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他的情感寄托基本上就放在戚姬身上了。温柔乡，就是一个逃避社会责任的地方。而他的正妻，则是他的政治合作伙伴。大势已定，人之将老，现在他觉得感情寄托比责任更重要了。 换太子的危机，自有其深刻的根源。立嫡制可以渊源到先秦时代的王位继承制。《礼记·礼运》说：“大人世及以为礼。”孔颖达疏云：“世及，诸侯传位自与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谓父传与子，无子，则兄传与家也。”西周以后，正式确立了立嫡立长的王位继承制。刘邦登基后，早早就定了嫡子刘盈为太子，然而，他虽预立了太子，随着其他儿子的长大，他却产生了新的想法。 但如果以为选择戚姬之子刘如意只是一个色迷心窍的选择，那就太小看刘邦了。这是一个乱世枭雄，他顾虑得更多的是否能永葆刘姓江山不变色。刘邦担心刘盈软弱仁慈，而朝中的军功集团如周勃等人虎视眈眈，以后将无法掌握局势。而刘如意似乎更像刘邦的性格，更为果敢。从刘盈日后的表现来看，刘邦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吕后在诛韩信、诛彭越中所表现出来的心机，以及吕氏家族在军功集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为刘邦所忌讳。可以想见，懦弱的刘盈完全有可能被母亲吕氏所控制，日后江山是否会改姓吕，还真不好说。而戚姬，既不过问朝政，也无兄弟子侄封侯任官的娘家背景，安全得多。 种种考虑之下，刘邦有所行动了。据有关文献记载：汉九年“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至十二年“ (高祖)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想换太子这件事，至少延宕了三年。 但朝廷诸大臣几乎是一致反对。不仅有耿直的周昌等人，还有以前很狡猾的叔孙通，秉承不入世的姿态的张良，都强烈反对。吕后由此获得了从容活动的时间。 6 吕后如何利用这个时间活动的？史书没有明说，但留下了线索。刘邦问周昌废太子的意见时，周昌拒绝。这个时候，吕后正侧耳于东厢听，周昌出门之后，她跪着对周昌拜谢：“如果没有你，太子就要废了。”实则，想必这种偷听不是一次两次了，她一直在了解情况，伺机寻找同盟者。从另一角度来看，你也可以理解为吕后在监视。 刘邦易储之心坚定，连萧何、周昌等重臣都严禁在他面前劝谏，别人更不必提了。最后，吕后想到了张良。张良此时已辟谷绝食，不问世事。吕后令建成侯吕释之强行令张良出山。张良没办法，建议他们请来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为须眉皆白的四个老人：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刘邦当初四下求天下贤豪，他们坚决不奉诏，刘邦对此非常遗憾。张良称，他知道商山四皓住在哪里，如果太子能把他们请来了，让他们愿意辅佐太子，那么太子就有望保住位置了。 吕后大喜，依计行事，果然请来了四位老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献计献策，而是悄然住进了吕释之的密室中潜伏了下来。 不过，史家历来对于所谓的“商山四皓”的存在都有疑虑，如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就有专论批驳。他们身上疑点太多了，很有可能是张良找来的托。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招奏效了。过了许久，刘邦换太子的心意益发急迫了。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中——说不定就是刘邦想摊牌的时候——太子刘盈出现了，身后跟着四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刘邦一看就是他想请而请不到的“商山四皓”，大惊；四位高人敬了杯酒，说： “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引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 现在看起来，这几句话透着的都是虚假。刘邦对自己的儿子是了解的，年纪轻轻又从未有过实际事务的刘盈，何德何能，又何来的影响力，能让天下人都愿为他而死？如果刘邦真相信这几句话，难道不会觉得刘盈或吕后的心机太可怕了，反而要加强警惕了吗？ 商山四皓旋即离去，却让刘邦换太子的计划最终坍塌。刘邦悲伤地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 而此后，这四位高人彻底在史书里消失了，没有留下与其声名相匹配的只言片语。 为什么连张良、萧何等重臣这么长时间都不能劝说刘邦改变换太子的心意，而商山四皓只露个脸就成功了？我以为，在各种反对声中，刘邦的压力已相当大，而商山四皓，就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几方较量中，张良、周昌等代表的朝廷力量、商山四皓代表的民间舆论都坚定地站在太子刘盈这一方；刘邦这个宫廷势力的代表，以及一个只知道在后宫中哭哭啼啼的戚夫人，终于不敌，只能放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山四皓越是无所作为、越草包，就越说明张良和吕后的炒作能力无与伦比。 刘邦在这件事上的优柔寡断，是失败的关键。这个胜利，是刘盈的胜利，更是吕后的胜利。十六七岁的刘盈不一定有多在乎，但吕后在乎。没有她的拼尽全力的运作，西汉后来的历史或许就要改写了。 7 刘邦死之前，吕后曾问刘邦，谁来接任丞相的事情。她一直追问，刘邦从曹参说到王陵、陈平，再说到周勃，吕后还想追问，刘邦说：“此后非汝所知也。” 以前，我以为是吕后有“政治觉悟”的体现。不像许多妃子，在皇帝临终前关注的是自家的族人能否加封进爵；而吕后，关心的是国家如何继续管理下去。但现在再细想，我发现不是。其实，这段话可以进行完全相反的解读。 在刘邦崩后，吕后曾经出了一个昏招：她与亲信审食其商量，因为担心刘邦一死，这些开国的军功重臣们不服从年轻的新皇帝，她想对刘邦之死秘不发丧，准备杀死这些重臣。 这个举动，显然是毫无胜算的，而且会把刚刚稳定下来的江山再一次带进坑里。陈平、灌婴带兵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带兵二十万定燕、代，一旦知道吕后杀功臣，一定会带兵还乡，攻打关中。而且，外面还有齐王等手握重兵的诸侯王呢，他们会帮吕后还是帮这些重臣，孰未可料。从后面的两千年历史来看，皇帝一崩就诛重臣，必定意味着谋反叛乱。 幸好郦商知道这件事，劝审食其说服吕后。吕后大概也想通了，决定发丧，大赦天下。 日后，吕后在任用丞相的时候，基本上全部照搬刘邦生前的安排。只有在很多年以后，已经超出刘邦所能预估的范围了，才有了其面首审其食担任左丞相，而且主要是内务。吕后真的那么温驯地听从先夫的安排么？当然不是。她之所以在丞相的安排上完全遵照刘邦的遗言，是因为她不懂，也无法制服这帮重臣，只有刘邦的遗命才是护身符。 在惠帝执政期间，没有明确记载吕后直接拿大臣来开刀。哪怕是王陵，在惠帝死后，他不同意封吕氏为王，摆明态度与吕太后作对的时候，吕太后也仅仅是夺其宰相实权，任命其为太傅。 吕氏所代表的，是宫廷力量，她并不愿意直接跟军功集团对抗。在处理朝廷大事上，在任免丞相上，吕太后必须依从刘邦的安排，她才能取得合法性。但她内心看不上他们，也懒得给他们好脸色。 的确也是，一个乡下姑娘，没受过多少教育，能够在一群能征善战的男人中间保全孤儿寡母的，已经不容易了，又怎么好意思要求她有政治才能，而且是管理一个国家的才能？ 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吕后政治才能的短缺，固然算是个缺点；然而，正因为如此，她不得不事事依刘邦生前的方针大政，不敢轻举妄动，不敢折腾，却又成了一件好事。 想想历史上，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哪个不是胸怀大志，四方征战，穷奢极侈？有时候，笨有笨的好处，只要知道自己笨，听得进人言，也不算太坏。 8 不仅是吕后，也不仅是女主执政，大部分皇帝都有类似的问题：一时看似权力很大，为所欲为；一时又无法施展，处处受制。 这是一种动态平衡，无论对君还是对臣，都像走钢丝一样，难。还记得吧，司马迁写的是：“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就是因为，惠帝和吕太后在国家的管理事务上，并没有主导权，吕太后的政令出不了未央宫。天下并非真是她说了算，而是倚靠曹参、陈平、周勃等重臣来运作。这个国家在创建伊始的时候，得以与民休息，也与“政不出房户”密切相关。 对于吕后来说，她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并不是治理江山，而是稳固权力。包括诛杀刘氏皇族，加封自己的吕氏家族，无不是围绕这一点来进行。 虽然吕太后无法轻易地撼动军功集团把持的朝廷力量（后来还是借吕氏集团撼动了，后文再谈）；她在处置自己分内的宫廷事务时，就充分体现了一位女性的嫉妒、疯狂、小气，以及不要脸。 吕太后令永巷把戚夫人抓起来，把她的头发剃了，穿上囚衣和镣铐，令她舂米。因为听到戚夫人唱歌，希望儿子赵王来解救她，吕太后大怒，把赵王召进未央宫，鸩杀了赵王。须知，此时的赵王，也不过是个十岁的小儿（一说十三岁）。接着，吕太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瘖药，使居鞠域中”，还请儿子惠帝来看。惠帝看了大哭，病了一年多都起不来，从此只是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几年之后就崩了。 毒死赵王，处置戚夫人的举措，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政客在清除潜在的政治威胁，纯粹就是泄私愤。况且，如此明火执仗、毫无遮掩地杀掉先帝的庶子的行为，即使在乌鸡眼一样你死我活的后宫里，也是极为罕见的。 另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齐王刘肥。有一次太后设宴时，因齐王比惠帝大五岁，惠帝尊齐王上坐，按家人的礼仪。吕太后大怒，令人摆着两杯鸩酒在齐王前面，让齐王起为寿。齐王没明白怎么回事，端起来上寿，惠帝也取另外一杯，同为太后寿。太后赶紧抢走惠帝的酒卮。齐王有点奇怪，假装喝醉循走。知道是鸩酒之后，齐王吓得不轻。还是他的一个谋士劝他：你把自己的一个郡献给太后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太后一定很高兴。齐王赶紧献上城阳郡给鲁元公主，又尊这个异母妹妹为齐王太后（即比他自己高一辈）。太后很高兴，把齐王放回去了。 显见吕太后要杀齐王，并非是谋略的、计划性的；而纯属临时起意，喜怒无常。 在处理家事上，这些作为完全吻合一个缺乏修养、喜怒无常的女性身份。 惠帝即位后，吕后让惠帝娶自己的亲外甥女，也就是亲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此时，张嫣大概十二岁。惠帝根本不满意这种安排。张嫣人也单纯，据说，一直到死她都是处子。不过，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吕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至少是逼迫过惠帝与之圆房的。不得已，吕后让张嫣假装怀孕，把惠帝后宫美人生的孩子交给张皇后抚养，封为皇太子，再把太子生母给杀了。 应该说，在惠帝仍在任上的这七年，吕后没有太多大的举动。就是干了杀死赵王刘如意和把戚姬做成人彘，想毒死齐王刘肥未遂，强迫儿子娶其外甥女这些事而已。这些都是内部矛盾，甚至是正妻和小妾、嫡母和庶子、妈妈和亲生儿子之间的内部矛盾。虽然朝中上下都对吕后的为人有些齿冷，可是，别人也管不着，那是宫廷内部的事。 9 但是，惠帝还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崩了，这时，一切就不同了。 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强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军，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如辟强计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 张辟强这么小就懂得这么多，不得不再一次赞叹权谋术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性。有惠帝的时候，吕后作为名正言顺的太后，她没有身份焦虑。吕后按照刘邦遗言的要求，任用军功集团中的得力人物担任丞相，朝廷大臣们也承认吕后的威权。这个时期，朝廷大臣们与吕后是各司其职，相处基本和谐。但是惠帝崩了，这种均衡就打破了。 为了让吕太后放心，保住自身的平安，陈平提议抬举吕氏，让吕氏家族中的吕台、吕产领兵权，吕氏权由此起。吕后也立了孝惠皇帝的太子刘恭为帝，史称少帝，自己临朝称制。 皇帝之言一曰制，一曰诏，是天子的特权，吕雉“称制”，就是行天子之权，与后世垂帘听政而借皇帝名义颁诏的太后并不一样。其实质，就是皇帝。是以，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有《吕太后纪》（或《高后纪》），把她当成皇帝来对待，而无《少帝纪》。 其实，吕后要掌控局面并不太难，因为惠帝皇后张嫣虽无子，诸妃却生七子，真不愁衣钵接不下去。高后四年，日渐长大的刘恭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张皇后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亲生母亲却是被祖母吕太后所杀的，他生气地说，以后长大了一定要为母亲报仇。 吕太后知道了，把他幽禁在永巷，这个小孩不久就死了。吕后又立了年龄也很小的恒山王刘弘为皇帝，史称为后少帝。 吕后对自己的亲儿子和亲孙子也不好，对刘氏的宗族就更不必提了。在杀死赵王如意之后，吕后徙淮阳王刘友为赵王。新的赵王刘友，颇得吕太后信任，娶了吕氏女。悲剧就来了。刘友不喜欢吕氏女，喜欢别的姬妾。这个吕氏女妒嫉，就向吕后告发刘友说吕氏的坏话。吕后大怒，诏召刘友回京，把刘友关在府邸里。刘友被活活饿死，吕后就以民礼把他葬在长安的民冢中。 接着，吕后又徒梁王刘恢为赵王。新的赵王， 又娶了吕产的女儿。悲剧又来了。这个吕氏女权势很大，杀死了刘恢的爱妃。刘恢又悲伤又不得自由，自杀了。吕后大怒，废掉他的名位。可怜的刘恢，当赵王才四个月就身死，简直是前一任赵王的悲剧复刻版。 代王刘恒也差点被征去做赵王了。幸亏他没有去，坚决要求守在代这种小地方，吕后想到他和母亲都不受宠，也就作罢。 至于吕后还派人杀死燕王的儿子，让燕王无嗣这些事，就不值一提了。 吕后的这些行为，毫无技术含量，更说不上深谋远虑，完全就是恣意妄为，给刘氏与吕氏之间种下不共戴天的仇恨。如果还认为吕后杀庶子是权谋的话，请看一看汉文帝：哪怕他很恨淮南王刘长，但刘长死了，世人都认为文帝仁厚孝悌而刘长死有余辜。真要说权谋，这才是权谋。 与此同时，吕后大力地在抬举吕氏家族。这是惠帝在朝的时候她没有做或者说不好意思去做的。到了吕后七年的时候，吕后已经立了吕台为吕王，吕台弟吕产为梁王，建成侯吕释之之子吕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父亲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其中，四个吕姓王里，有三个是吕后杀了刘邦的儿子或废了刘邦的儿子的嗣位，空出来的位置。 10 历史上，女性掌权都必然大力地推举自己的亲戚。这种外戚，一般和皇帝不是同一个姓。因为皇后或者皇太后，势力再大，也无法一人独力与皇帝庞大的王族及庞大的满朝文武对抗，必须援引自己的父兄或叔侄来协助。有时候，主政的是女主本身；有时候，实际权力是操纵在她背后的亲族手中的。 可矛盾就来了。既说“出嫁从夫”，那到底是夫族的利益重要，还是娘家的利益重要？ 武则天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把这个矛盾推向了极端。武氏称帝时，已是六十六岁了，皇位继承成了女皇帝最棘手的问题。若以儿子为皇位继承人，那么，武氏千辛万苦夺来的“大周”政权便重新改姓李，辛苦就白费了；若让侄子继位呢，政权是姓武了，但侄子哪有儿子亲？谁听说过侄子给姑母立庙祭祀的？ 同样，情形类似的还有元后王政君。她身为五朝皇太后，一心一意扶植娘家的势力，王氏“一日五封侯”震惊朝野，其侄王莽更是位极人臣，由大司马大将军至安汉公、至宰衡、再至摄皇帝，都得她支持；然而，当王莽最后要由假皇帝即位为真皇帝时，她非常愤怒，把玉玺砸在了地上，玉玺崩了一角。此后的余生里，王政君也不愿意搭理这个篡位的皇帝侄子。她是刘氏的媳妇，想让娘家人荣华富贵，可并不想娘家人篡了刘氏天下。 可以看出来，执政的女性身份都非常尴尬。她们必须依赖与君主的性关系或者生殖的关系，才能接近或走上权力核心，她们的权力不可能独立于男性而存在。所以，不管是她们自身有政治野心（如武则天），或者是她们的亲族有政治野心（如王政君），势必要甩掉她们当初依附的皇族势力，背叛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这一点，无论是从政治伦理上，还是感情因素上，都是她们难以承受的。同时，一旦缺少皇族男性的加持，这些后妃们不管势力多大，都会立即丧失权力的合法性；必须靠强权和鲜血来维护。 可惜，中国的历史上，女主称制，外戚专政，又偏偏层出不穷。这既是中国皇权政治的怪胎，也是中国男女关系极端不平等之下的怪胎。 吕后便是处于这种状态下。她必须牢牢地抓住权力。权力是春药。不独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吕后尝到了，就不想失去，哪怕因此身上背着杀子杀孙之名，也在所不惜。 随着吕太后年岁渐高，她显然意识到：因为诛杀功臣和立吕氏为侯等事，她已和功臣集团及诸侯王侯处于翻脸的临界状态；如果不尽快扶植吕氏势力，等她死后，吕氏必然会被剿灭。 在惠帝执政的七年、吕后执政的八年当中，功臣集团们一直在忍让。他们暂时无力与吕太后抗衡。惠帝崩时，侍中张辟强劝陈平先放权给吕氏，说，“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事实上，陈平一直惧怕吕太后，害怕会祸及自己；他是假装不务正业、喝酒玩女人才逃过吕后的陷害的。 很遗憾，看似强大的军功集团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利益虽近，却没有结盟。他们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只能在吕后的手下战战兢兢地讨生活。即使陈平与周勃，也是在吕氏已经权力熏天之后，才有谋士陆贾为这两人牵线搭桥的。 比起刘邦，大臣更畏惧吕后。为何？同为独裁者，刘邦讲道理，要面子，行事讲规则；而吕后则不然。刘邦虽欲杀韩信、彭越等人，但他既找不到理由，就下不了手；吕后不管，先把人杀了再去找理由。周昌骂过刘邦“纣桀不如”，又责备刘邦不该换太子，刘邦只能赔笑，从此对周昌更尊重；但周昌救过吕后母子，吕后不仅不听他的劝谏杀了赵王，还对他破口大骂。唐代韦瓘诗作云：“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木强，即周昌。再加上吕后无故诛杀或凌辱赵王、齐王、燕王的行 为，都成了大臣们的前车之鉴。他们可以苦劝刘邦，但没人敢劝吕后。 吕后出乎常理的残暴，以及对皇族、宗族们过激的反应，都不难理解：那是源自于她对失去权势的恐惧。所以，在掌有权势之时，她既要小心地维护、生怕失去它，又忍不住穷凶极恶地挥霍它。 11 吕后在政治势力的斗争，以及抢班夺权上，她是暂时赢了的。但在国家管理层面，吕后就出现了种种困窘。也难怪，一个村里干农活出身的女人，何曾受过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教育？ 实际上，吕后执政期间，中央与诸侯国的关系，非常紧张。 2001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墓主死于吕后二年，里面收录了不少当时的律令。书中的“简1－2.133”中记载称：“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贼律》）” 类似的内容还有：“捕从诸侯来国间者一人，拜爵一级，又购二万钱……（《捕律》）” 又有：“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者，令它国毋得取（娶）它国人也。阑虽不故来，而实诱汉民之齐国，即从诸侯来诱也。（《奏谳书》）” 以上的这些文字都不难懂，大意是说，诸侯国的人来盗攻，必须坚守；捕一个诸侯国来的人可以赏多少多少；不得与诸侯国的人通婚……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在中央与诸侯国之间，已到达剑拔弩张的程度了。这种紧张，不是上层的勾心斗角，而是犹如敌国一样的全民提防，互相仇视，以至于写入当时的法律。 高祖在位时，铲除功臣，很多都是吕后参与的，尤其冤屈最深的彭越和韩信。高祖崩后，功臣和诸侯对吕后的疑虑极深。吕后没有能力缓和与六国旧贵族的关系，还把新封的得罪了个遍。 内政不行，外交就更难了。 公元前195年，刘邦派出陆贾出使南越国，本意是想训斥这位总是在南方的边境挑起事端、掳掠人口财物的南越君主赵佗。赵佗原是秦朝的南海都尉，因为秦朝无道，他自立为国，并且吞并了南越三郡，俨然一方枭雄。当时，对汉中央来说，南北有两大隐患，“北有胡（匈奴），南有越”。但陆贾的嘴皮子功夫一流，居然把赵佗嚣张的气焰打下去了，赵佗决定归汉。这一年，赵佗正式接受了汉朝皇室赐予的南越王印，对西汉称臣奉贡。 这时，中原皇帝已换了惠帝了。 吕后与诸侯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赵佗作为外番之人，他可以买刘邦的账，也可以买刘盈的账，但他未必接受儿皇帝的领导，况且他本身就强悍骄横又有实力。《汉书》中，直接就说：“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这是与南越交恶的导火索。 善意地猜度，想必吕后并非愚不可及，吕后与赵佗交恶，应当与赵佗开始不把西汉朝廷放在眼中有关。但不管怎么说，吕后的主动翻脸，让赵佗立马发飙了。他说：“高皇帝立我，让南越和中原互通人和物，现在高后听谗臣，把我当成蛮夷，不把我们需要的器物卖给我们，此必长沙王计，想消灭我们。”后面那句不重要，因为谁都不能直接说是皇帝（或称制的执政者）不对，只能说是奸臣干的，这样反抗的行为才能符合当时的君臣伦理；重要的是后果：赵佗自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打败好几个县。 重新回到铁器这个导火索中。铁器的使用，是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南越地区本来就是经济和技术较为落后的地区，许多地区仍是部落组成的，由于与汉族文明交流和交易日益增多，他们也逐渐转变成农耕文明。而这里的冶铁业显然还无法跟中原地区的相提并论，需要大量从西汉进口。吕后断了铁器的交易，就是断了他们的口粮，也是断了南越的生命线。 不同于战争时代，赵佗的挑衅未必想占领土地，他只需要抢掠人和物。长沙地区失守了。如果吕后改用抚慰等政策，事情便有转机；但吕后一面派遣将军隆虑侯周灶出兵打南越，一面还派人去挖掉了赵佗的祖坟！这能不把人家气得七窍生烟吗？当然要对抗！结果呢，战争还没开打，中原的士兵在炎热湿毒的夏天，无法适应南越的气候，纷纷得了传染病，大批死亡，连南岭都过不了。 赵佗看着有机可乘，软的用财物贿赂，硬的靠兵马压境，恩威并施，闽粤、西瓯、骆越等地都归属于他了，东西达万余里。赵佗俨然成了与汉朝分庭抗礼的国家。 刘邦若泉下得知，大概会恨不得把这个搞得南北分裂、“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婆娘一巴掌拍趴下。 看看后来的汉文帝吧，人家就比她机灵百倍，好好地赏赐了赵佗的亲戚，又派陆贾去了趟南越，说了番好话，赵佗二话不说，立马臣服，愿意上贡献礼。成本比吕太后的低无数倍，效果却好了无数倍。 12 然而，如果只看到吕后愚蠢的一面，又实在太把这个称制的女王低估了。之所以她能够在群狼环伺的情况下，坐稳江山十多年，光是狠，肯定是不够的。还与她懂得适可而止，有时能听从谏言有关。在大政方针上，吕后也能意识到自己的短板，从善如流。 比如，吕后就没有把与匈奴的关系搞砸。 这可不是一个小事，要知道，整个西汉都跟匈奴苦命地纠缠在一起，每一朝君王都被匈奴骚扰，头痛不已。关系不恶化，就是大功。 当初刘邦还在位的时候，匈奴的步步南侵，以及其北方各种反汉势力的存在，也令刘邦内心不安，他召来刘敬问计。刘敬劝刘邦说，天下初定，动武不宜；匈奴野蛮，仁义难施；最好的办法，是派出嫡长公主去和亲。这样，皇帝你就成了单于的老丈人了。 此时，鲁元公主已嫁人，不过刘邦向来是没什么儿女情长的，他赞成这个做法，就跟吕后商量。吕后当然哭哭啼啼不能同意。何况，其兄吕泽就是在匈奴侵犯代地时出征受伤的，再让女儿嫁到匈奴实在不合适。刘邦不得不让步，挑了个宗室女封为长公主送到匈奴，再送了丰厚的陪嫁。 终究，刘邦还是暂时笼络住了匈奴。 到了惠帝的时候，冒顿单于写信派人对吕后说，我对你们的中国土地很感兴趣啊，看你也是单身了，也没什么玩的，不如嫁给我吧，那么你的就是我的了。吕后大怒，叫来陈平和樊哙、季布等人，想要斩掉使者，发兵出击。樊哙说要出兵十万，必然能打败匈奴，“横行匈奴中”。季布极力反对：樊哙你这是误国！当初你为上将军，隅兵三十二万，把高祖皇帝围在平城里，都快死在那里了。现在伤疤还没好呢，你还敢在这里吹牛！ 吕后一想有理，听取了经验，写了一封信，把汉朝贬损了一番，更把自己也贬损了一番：“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无法满足单于的欲望，请单于放过她；而且“蔽邑无罪，宜在见赦”。低声下气，一至于此。与此同时，大汉还答应“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 一个人若是自己趴得很低，低到尘埃里，吃灰，那么，想踩你的人也觉得没劲了。冒顿同意了，并接受宗室女的和亲。 由于有娄敬（后赐姓刘）、季布等人的协助，且念及刘邦在世时吃过匈奴的大亏，虽然匈奴时时在边境抢掠挑衅，吕后都一直奉行哑忍、退让、和亲、送礼的政策，在惠帝年间、吕后执政年间，均与匈奴相安无事。虽然后世对吕后的自污、自保的行为一直有争议，但我觉得，在具体的情境下，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当时，民生凋敝的汉朝实在无力和蒸蒸日上的草原民族为敌，出兵挑事，确为不智。 吕后在国家大政和外交上面，总体来说，奉行的是消极的态度，对老百姓的干扰较少。而这种无能力、无作为，恰恰成了她的优点。正如曹参整天喝酒宴会，不务正业，拿着丞相的薪水啥也不干，反而成了“萧规曹随”的美德和佳话一样。这是历史的吊诡，还是人性的反讽？不能不令人唏嘘。 事实上，直到文帝和景帝时，汉朝都对匈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策略，总算存了点家底。 13 在惠帝死后，吕后还临朝称制了八年。她是怎么死的呢？原来是她到霸上祓祭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苍狗，这只狗擦伤吕后的腋，忽然就不见了。 史书的记载里，《史记》言“据高后掖”，《汉书》说“撠高后掖”，不信神的王充《论衡·死伪篇》里则干脆写“噬其左腋”，三者说法不一致，但其义已明，就是被狗咬了或者弄伤了。四个月后，吕后因为腋伤，崩。 狂犬病的潜伏期长短不一，一般平均20—90天；在潜伏期中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从记载来看，吕后的死因与狂犬病很像。一代威风凛凛的女主，死于狂犬病，真让人唏嘘。 吕后在伤重的时候，安排好以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并告诫产、禄说：“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就是说，吕后已经完全预感到会发生政变了。 其实，吕氏家族虽然掌重权，但与朝中的军功大臣，以及地方的诸侯，已经产生了严重裂痕。因为吕氏为王时间尚短，还来不及有什么作为，这种敌对情绪，完全是吕后自己一手造成的。而且，吕后当初为了提高家族地位，安排的许多桩吕氏与刘氏的婚姻，没想到却成了他们的催命符——吕禄之女嫁给了齐悼惠王子硃虚侯刘章，结果刘章因此知道了吕禄与吕产准备要作乱之事。刘章派人告诉了哥哥齐王刘襄，刘襄联系上琅琊王刘泽，一起准备发兵；又联系了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为内应。吕产、吕禄这两个二货，派大将军灌婴出击刘襄、刘泽；殊不知，灌婴马上就倒戈了，和刘氏联合起来，准备找合适的机会干掉吕氏。 郦商的儿子郦寄和吕禄是好朋友，陈平、周勃就逼迫郦寄骗吕禄放弃军权，吕禄居然也信了，把兵权给了周勃。周勃进入军门，问大军：“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军士们皆左袒。周勃掌握了北军。至此，拥刘的军队势如破竹；吕产虽然还想杀进未央宫，却为时已晚，刘章率兵入宫，把吕产杀死在厕所里了。 刘氏皇族和朝中大臣们大获全胜，接下来，斩吕禄，笞杀吕媭。悉捕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而后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被陈平等人声称非惠帝之子，也一道杀了；尊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孝文皇帝。 这场兵变，规模不大，意义却不小。吕氏家族中，基本上都是些扶不起的阿斗。吕后的妹妹吕媭虽然封侯，却是个长舌妇，这就不用说了；而将兵的吕禄、吕产，基本上还未能组织起抵抗就全被灭了；吕禄还是自己放弃兵权的，见识连粗鄙妇人吕媭都比不上。 从这一场迹近滑稽的反抗就看得出来，在吕后掌权的十五年里，吕氏家族的权力远远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大；吕氏封王（除了追悼性质的之外），主要集中在吕后七年，也就是吕后临死前。他们匆匆坐了相位，拿了兵权，但权力还没有抓牢；在朝中，除了自家人，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 其实，吕后并非真不懂这点，她对刘氏子弟也有笼络之意（如把齐王之次子刘章、刘兴破格封侯），让吕氏和刘氏联姻，对一些帮助过她的老臣更是知恩图报（如灌婴、郦商之郦寄、张良的儿子张辟强等都得到重用），试图强化自己的政治版图；但这些恩泽雨露，比起她封赏娘家人的赤裸裸，都不值一提。 更可笑的是，吕氏一族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有多单薄：难得交一个好友郦寄，就能把吕禄给骗惨了；派出大将灌婴，人家却临阵倒戈；交出兵权，结果士兵们全都支持刘氏灭吕氏；甚至把女儿嫁出去，女儿就帮着刘家来灭爹爹……当初，吕后对别的权力集团的拉拢和怀柔，恰恰方便了他们对吕氏集团的反扑；她最厚待的人，恰恰都是铲灭吕氏的“大功臣”。 史书总说吕氏权重，又重在何处呢？吕后的兄侄辈固然无能，但所有的症结还是在吕后这里：明明拥有人人畏惧、大权独揽的黄金十五年，她却只知道给吕家的人封侯封王，却没有培养出势力集团，吕氏门下，几乎没有一个支持者。还和朝廷大臣与各地诸侯翻了脸，愚不可及。 只能说，有了这样的好姑母，吕产吕禄不管怎么做，覆灭都是板上钉钉的。 在中国历史上，太后掌权听政者比比皆是，吕后是较早的一个。然而，握有这个权力，与是否具有管理能力、治国能力是两码事。绝大部分从小就受严格的专业教育的太子，登基后也无法称职，何况是远离教育的女性？两汉、两宋期间偶尔有个别口碑不错的垂帘听政的太后，并非是因为她们有治国才能，而是她们把权力让渡出来了，交给了有专业能力、品行较好的大臣。 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一个当真称得上是有政治才能的女主，那就是武则天。她是真的热爱管理国家，《新唐书·本纪第四》中，就有“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既专宠与政，乃数上书言天下利害，务收人心”，“军国大务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吕后无法与武后相比。 这不奇怪，武则天是官宦世家，而且酷爱读书；而吕后，不过是乡下村妇，靠着一己的勇气和运气爬上来的。 看完吕后的一生，不由叹息，这个女人聪慧、果敢、坚韧，也有心计有手腕，运气奇佳，不如此，焉能手无寸铁在戎马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事实上的女皇帝？然而，在掌控天下这一层面上，她狭隘的女性心性，以及政治能力的短缺，又让她无法善终，骨灰未冷吕氏族诛，连幼小的皇孙们，都无一幸免。 没有权力滋养的满足感，没有那种杀伐决断的快感，吕后会幸福吗？很难想象。在她的个人生活当中，她与丈夫刘邦的关系，不仅冷淡，而且恶化，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边缘；她的女儿鲁元公主，差点“被离婚”嫁到匈奴，女婿又以谋反论罪，九死一生，外甥女张嫣也一生不幸，吕后对这个女儿想必是深怀歉疚的。而亲生儿子惠帝呢？几乎与之反目成仇，英年早逝。 回想起当年,吕后处心积虑地给惠帝处理掉最大的威胁赵王刘如意，又把戚夫人断手断脚、毒哑、熏聋、扔到茅坑里做“人彘”，还兴致勃勃地请儿子来观看她的政治斗争成果的时候，想必是很得意的。她大概认为，这是为儿子谋福利。 却没有想到，善良的儿子当场崩溃，一病不起。惠帝对母亲声讨道： “这种事不是人做出来的。我是你的儿子，你让我蒙羞，我没有脸再治理天下了。” 无从推测吕后的反应。她会后悔吗？还是恨这个儿子不能理解她的一番好意？或许，在后半生众叛亲离的孤独当中，她会怀念当年田间耕作时，一双小儿女绕膝嬉笑的好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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