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腊月底,年的文化味首先是在写门对子和贴门对子上表现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小县城里的人是不用“春联”一词的,只叫“门对子”。市面上也没有门对子的印刷品出售,全是毛笔手书。我家前面邻居唐家,文化人,唐琢唐三哥更是从其叔叔唐熙老人得了真传,是书法家。左邻右舍的门对子,也就基本上由唐三哥包了。门对子的内容没有今天这么丰富,更没有发财之类的大话套话,全是从毛泽东主席的诗词里辑录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和“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是被用得最多的。唐三哥家用得最多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边四个大字,很好看。也有人家会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时的我还太小,不懂那些话的意思,只知道有大人对那样的对子感到好笑,再后来,上了大学之后,想想,那与旧时人家贴门神不有同样的功效吗? 看展览,是在苏北的那个小县城里印象最深刻的文化记忆。能搜罗得到的最早关于展览的印象都是极恐怖的,所以也是最深刻的。那是雕塑展览。一个是在我四五岁时候看的,是本地一个叫“谢兰英”的农村妇女不幸遭遇的展览。说的是解放前一个叫陈德威的地主得了脑病,听信了传言要吃活人的脑子来治病,他们选中了贫农的小女儿谢兰英。地主家人们将斧头磨好,把谢兰英的头发都剃光了,准备劈脑的时候,幸好及时传来了陈地主已经断气的消息,这才使得这个小贫农得了一条性命。记得清楚的是,那天是跟着姐姐去看展览的,天很,那个展厅又布置得特别的阴森,加上绿的灯光,就更寒冷了。一个个的塑像就像鬼一样,小谢兰英被一个狗腿子夹在腋下,挣扎着。人物是泥塑的,狗腿子手里的斧头却是真的,磨得特别的亮,吓得我拉着姐姐拼命往外跑。这个故事也被编为我们的地方戏淮剧,唱腔还被收入一本淮剧曲牌的书中。后来,一听到淮剧的“拉调”,“家住在射阳县海河公社……”那一大段悲得不能再悲的旋律,尤其是业余二胡爱好者拉出来的那一段,我总会在脑海里浮现那一个展览的恐怖。当然,这个故事的内容,也多是后来听曲调、听故事才有的更深的印象的。另一个展览是跟着大我十四岁的哥哥去看的,还是在那个地方,主题是“收租院”,因为有哥哥带着,好像没怎么怕,那内容多是后来在画报上经常复习才记住了的。后来,县文化馆搬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依然会在过年的时候有展览,但多是书法、绘画展览,展出的全是当时县里的名人,如陶上谷、蔡氏几兄弟、唐琢,还有县文化馆的一些名人,那时,唐熙老人还正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是“四类分子”,作品虽然明显高于展览的那些人,却是不能有资格展出的。
过年,是要去看电影看戏的。1960年代的后半期到1970年代初期,能看到的电影是《新闻简报》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电影只是一种形式或是仪式。倒是看戏有内容,只是代价要比看电影大。电影票三分五分一张,戏票是前排一角五,后排一角。本地淮剧团演得多是的革命样板戏,看得多了,觉得还不及业余宣传队演得好呢。倒是县里的杂技团的演出是可看的,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演出都算是有创意的,将杂技、魔术等“戏剧化”。一段时间在县人民大会堂演出了多少日子的是《红卫兵长征之歌》,其中给我的记忆便是有一个红卫兵为什么人修理电灯,是用高车踢碗的技法。还有一个戏,名字已经彻底忘记了,是一个类似于地道战之类的,咱们的民兵进入到锅灶里,人不见了,又从外面出来了,当时看得特别过瘾。 现在,至少是在这二三十的时间里,物质生活是一年更比一年好,从吃的方面来说,都需要“管住嘴”了,精神生活也日趋丰富,电视、互联网的普及已经被提醒“不要娱乐死”了。过年的时候,全国一道年夜饭“央视春晚”已经被人吐槽多年了。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的活动也不太被人关注了,这个城市里也几乎难有什么展览之类的,文化馆也不再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剧场倒是比当年不知豪华了多少,名字也叫什么“文化艺术中心”了,可就是没有戏可看,也没有人去看戏。大人们过年的项目是打牌喝酒,孩子们过年的唯一文化便是“复习功课”“完成作业”“做奥数”。 这,不能不是遗憾。这,也是我想起儿时过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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