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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记忆碎片63:常忆是射中之二

 品茗客人 2020-10-01

射中,母校

1970年代的母校,办学还是有着很多探索与创新的。

尽管,那些探索有些可能并不符合教育的规律,但毕竟,在那样特殊的政治大背景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能努力地开展“教育革命”了,也还是值得赞赏的。

  特殊的课程  我们1974年进入射中的时候,课程与教材的名称已经与文革鼎盛时期不同,已经恢复为“语文”、“数学”等,特别是物理和化学,不再叫“工基(工业基础知识)”与“农基(农业基础知识)”了。

  但我们那一届的至少两门课程,肯定是空前绝后的。

  样板戏课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高一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开设音乐课,但高一下学期到高二上学期,开设了样板戏课。一周有一节,或是两节的。任教的是教语文课、有着二胡特长的林保才老师。

  印象中,还有过一本教材。是“样板戏唱段”。

  每次上课,林老师总是空手进教室。他是擅长拉二胡的,唱得也算过得去。但毕竟是没什么“京味”的,像唱歌。记得最清楚的是林老师在教唱《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他是很吃力地将调子往上吊,一只手还在讲台上打着节拍。唱得脸通红。

  赤脚医生课  那个时候,还在开展“上山下乡”。农村户口的学生毕业了,要回乡;城镇定量户口的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着下放。学校在那样的时候开设这一门课程,可能有些为学生的未来考虑吧,懂一点医学常识,将来到了农村,做个赤脚医生也是不错的。

  给我们上课的是当时刚刚调到射中校医室不久的吴校医,名字里有个“宏”字的。

  他给我们上的课中,有针灸、中医药常识,注射,还曾讲练结合,在班级里接种过一次“牛痘疫苗”,而且采用的是嘴吹法。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呢。

  在教注射的时候,没有“实习”。但在教针灸的时候,吴校医还真的带着针具来的。

  这两门课程中,“样板戏课”我是学得不认真的,毕竟,那些唱段我全会唱,而且唱得不比林老师差,加上与林老师在宣传队里太熟悉了,课上,只是努力支持他上课,在下面唱得响一些而已;“赤脚医生课”我是很认真地学的,因为我当时是“下放对象”,总觉得多学到一门技术,将来在农村里也能有用。

  特殊的教师  文革期间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便是“开门办法”,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当年的射中不仅有常驻学校的机构“工宣队”,还请县农机厂的工人师傅到学校来上政治课。

  那一次是一堂特别大型的公开课,是在食堂还是在一间大的会议室里,后面坐了许多的人在听课,还用上了扩音器的。教学内容是《社会发展史》,好像也是结合评法批儒还是什么的。那堂课上的一个奇葩是,讲课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陈胜吴广的起义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立马就有一位班干同学起来回答了,“因为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老师居然只好说回答得好呢。

  派学校的两位年青老师送到学校附近的合东大队去挑粪,又请进了两位来自农村的青年人请到学校来讲课,也是一大创举

  派出去的一位是李老师,黄沙河南口音,“”得很,曾教我们农业生产知识,他喜欢用“咋样”一词,偏偏他的嘴里出来时与方言中的“炸药”读音一样,因而同学们背后送他外号“李炸药”;还有一位是陈(程)老师,教数学的女老师,个子高高的。后来,她调到盐城的另一所学校任教,还时常遇到她。

  请进来的,也是两位,全是男性。一位是与我大哥高中的同学好友,蔡文富,是射中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恢复高考之后考上了学校,又回到母校做了语文老师。

  另一位,已经不记得姓什么了,接替李老师来教我们农业生产知识。我们班的几位男生与他闹得厉害,还真让我们的班主任沈志直老师为难得很。

  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考试的时候,他出的题目是“种麦子需要哪些工具”。因为他在讲课的时候曾说过,种麦子,点麦种的工具是大锹。可班里的几个男生就有意识地和他闹了,有的人,用小锹子,有的说用拖拉机,有的说直接用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的。课堂上就吵了起来,一直发展到后排有同学直接拿小东西砸他了。最终,还是沈老师过来平息了风波。

  特殊的课堂  在射中的两年时间,算一下,真正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并不是很多。除去每个学期一周时间的农忙假之外,我们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走出小课堂,进入大课堂。等到1977年底开始复习高考的时候,我有好几本教材还没动过呢。

  军训  这是高一第一个学期的项目,时间至少是三个星期。

  与现在中学、大学军训光是站站军姿不同,我们那时候的军训是相当正规的。

  担任我们教官的是6477部队刚刚从东台的教导队集训过了的战士。

  我们的训练科目除了立正、稍息,还有静止间及行进间的四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还有刺杀,光是这个项目可能就练了一个星期,还有枪械分解、组装,单兵战术,高姿前进、匍匐前进等等。

  那段时间,我们的“演兵场”在学校西边的大操场上,而单兵战术的训练则是在学校大门东边的泥路上。

  三年后的1978年,我进入大学的第一个月里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军训,突然觉得,那教官的军事素质与我们中学时的教官一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学工  这是高一下学期安排的项目。整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农机厂和二农机厂学工。

  我被分配在二农机厂的翻砂车间。带教的师傅好像是姓高,与我大哥也是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呢。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就在车间里与师傅们一起工作。

  先是制模。在一个木框里放进木模的一半,填进黑黑的砂子,压实了,盖上木板,翻过来,用刮刀将表面抹平,再将另一半木模入上,并放上一根木棍,做成浇铸孔,盖上木框,继续填埋少子,压实。再用铁钎在上面插出几个出气孔来,小心而吃力地将上面的木框拿下来,取出木模,再合起来。放在一边,去年木框。一个模子就算是制成了。

  学工期间,曾经经历过两个开炉。那时候,师傅们是不让我们靠近的。只在一边看看。第一次感觉到惊心动魄。

  学农  应该是在高二年级时去参加的活动。平时的农忙假,农村户口的同学都是回到自己家里去帮忙务农的。但这一次的学农,好像是全班同学一起参加的。

  比我们更高一级的1975届的同学们学农的地点是比较远的,有一个班曾经被分配在新潮九队的。而我们这一届大多是分配在离县城较近的农村。我们高二(3)的学农地点是在三角镇的一个大队,具体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

  那一次的学农,我并没有能够全程参与,因为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要到各个学农点去慰问演出。因而,我对那次学农的记忆,没有其他同学更深刻。

  特殊的班级  1970年代,射中曾经有过几个特殊的班级。其中的红医班和文艺班,好像是与教师进修学校合办的,因为我还没到射中来读书,只是在小学里听说,觉得特别向往的。

  红医班  感觉有点儿类似于卫生学校的职能了。只是听说,记忆不太准确。

  文艺班  这是我们在射小的时候就曾听说,并且看过他们的演出的。当时他们的一位老师,是吹铜管乐的,就住在兴南街,小闸口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上学放学的时候,常听他在吹奏。我们进入射中的时候,那位老师不在射中。

  这两个班都应该是在1970年代初的事情。

  新文艺班  应该是在1975年下半年,我们进入高二之后办起来的一个新的文艺班。那个时候的文化与教育还合在一个局,“文教局”。

  这个班就是为县杂技团、淮剧团培养人才而办起来的。

  招来的学生年龄差距不小,既有高中毕业了的,比如,我们宣传队的叶同学(是叫宗和吗?),我们这一届的王晓丽同学,也有比我们年级低的同学,比如有一个我们圩子里的邻居,学的是杂技蹬技。

  任教的老师都是杂技团、淮剧团的演员过来担任的。

  后来,这个班里的优秀学员演的一个小戏,《大镜子》,是由我们乐队伴奏的,这个节目还多次参加学校宣传队的演出呢。至今,这个小戏中的唱词、唱腔,我还能记得不少。“我记得方主任曾经登过报,桌子上翻出场再加吊毛……”,叶同学就演的那个保守的、只抓业务的方主任,他出场时的一段唱,用的是《蓝桥调》“东风啊,劲吹红旗扬啊!”他是一个一心要将学生培养成业务骨干的人,是一个终于教育过来了的反面人物。

  我们高中毕业后,这个新文艺班的同学陆续进入了淮剧、杂技团,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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