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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丁酉鸡年已经只剩下三天了。 新年，戊戌狗年的脚步声越发紧了，近了。春节的七天长假也将开始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感慨如今的“年”的年味越来越淡了。可这极少年味的“年”也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不要让一切的传统文化都只保留在博物馆里”。可就目前的情况看，能在博物馆里将传统的文化留存一些也就不错了。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对传统的破坏也实在太多了。 农历的年，成了春节。过年了，还不放假，要过“革命化的春节”。 作为1960年代的那个鼠年里出生的人，我对于“年”的记忆是革命的东西远多于传统的东西。尽管，我的父母亲都一直很重视过年，讲究扫尘、忙年、写对子贴对子、喝“守岁酒”、放开门鞭，也讲究年初一吃开口茶、吃早茶，也讲究到亲戚家去拜年、正月里请喝“春酒”，但我没有在过年的时候磕过头，没有烧过香，更没有关于送灶的记忆。 我曾经过的是“革命化春节”。 将家中的拜垫子摔到门外去，是我关于“革命化春节”的第一个记忆。 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过年之前，中国大陆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放寒假之前，老师特别强调，一定在家中“破四旧、立四新”，不能烧香、不能磕头、不能供菩萨，要将家中和这些四旧活动有关的东西“革命”掉。而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过红卫兵来“革命”过，破过四旧了，印象中好像就没有过什么菩萨，香炉和烛台是有的，“革命”的时候，不知被父母收拾到什么地方去了。能在那个过年时候能再被我这个渴望成为“红小兵”的人革一次命的，也只有那个“拜垫子”——也就是在拜祖先磕头用的那个两面裹了布的草垫子了。那年的三十晚上（我们那时是不称之为“除夕”的），准备吃“守岁酒”（也不叫“年夜饭”）了，不知是母亲还是父亲叫我回家来，先要拜一拜老亡人（也不叫“祖先”），让我跪下来磕头。我革命了，毅然将那拜垫子拎起来，摔到外面的菜地里去了。至于革命之后，有没有被父母打，有没有继续被他们逼着去拜，是没有半点记忆了。毕竟，那一年我才虚六岁。 我的“革命化春节”的第二个印象，是每年大年初一的广场文艺演出。我是在196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是乐队的成员，主业是拉小提琴，也拉二胡弹月琴，同时正规地兼“武场”，最初是敲小锣，后来是打镲子，再后来敲敲鼓，偶尔也到台上演个什么小角色或是在后台帮腔，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沙家浜》中的伤病员小王，帮腔最得意的是《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一折中小常宝唱腔中的“杀上山岗”那一句，演常宝的女生唱不上去，基本上全都是由我在后台给她喊上去的。那个年代里，每到寒假，也就是我们宣传队的人活跃的时候了。先是到学校练功排练，一般要忙碌到快过年的时候，然后等通知，大年初一到什么地方去演出。 那个时候的演出多在白天，是不太可能在正规剧场里演出的，大多数是在广场，那时的县城，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就叫“文化广场”，有一个较正规的水泥台子。广场演出之前，先由我们乐队的人敲一通锣鼓，吸引人家来看。一边敲，我们会一边往台下张望着，看大人来的多，还是小渔船上的小孩子多。这会影响到演出的积极性的。可每一次十之八九是小渔船上的孩子占多数，一是他们有的是时间，二来他们平时没有空儿看到什么节目，三是他们的船在过年的时候就停在文化广场的河边上，就近。这样的演出，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后，还在延续着。这也是我对“革命化春节”印象深的原因。 我的“革命化春节”的第三个印象，是过年时贴标语。过年时贴门对子，这在文革当中似乎没有能被废止，只是门对子的内容革命化了。较多地是集毛泽东诗词中的句子，“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洲尽舜尧”，或者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我家前面一家，是邻居中的文化人，他们最喜欢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横批是“江山如此多娇”。 那时候，除家家户户贴对子之外，各单位往往还要在街道的墙上贴大标语，以强化“革命化春节”的气氛。这些标语也是各单位之间互相竞争的一项目，从选内容到书法的水平。县城里不乏书法好的人，他们一般是将大纸先贴到墙上，然后直接用大排笔在墙上写字，称之为“刷”，叫“刷标语”。标语的内容已经无法记得了，全都是一些革命的口号而已。 时过境迁。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可被那革命的浪潮冲走了的许多许多，现在要想再振兴起来，恐怕太有难度了，能将一些旧时的传统雪藏进博物馆去，总要比什么印记都没了要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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