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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7日，中原野战军、桐柏军区、陕南军区各一部，共三路大军完成了对襄阳守敌的合围，同时对敌人驻守的樊城形成了威胁。 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因其地势极为险要，故有“铁打的襄阳”之称。 如果我军攻克此城，就将一举击穿蒋军所谓的“汉水防线”，从而向中原地区长驱直入。 可以说，襄樊战役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出身于黄埔军校的蒋军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被老蒋委以，负责襄阳防务。 襄阳这座城市颇有特点，其北面是汉水、紧邻樊城，西南面和南面则是重重叠叠的山地，构成了拱卫襄阳的天然屏障。  康泽为阻击我军攻城，派他手下最精锐的104旅守卫在城南和西南面的多座大山上，妄图凭借地形上和优势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固守襄阳。 由猛将王近山率领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是此战的主攻部队，他们沿袭以往惯用的打法——“先攻山再破城”，首先对城外大山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六纵一开始进展不错，先后夺取了铁帽山、大山头、凤凰山、万山、双背梁子等外围几座山头。 但当部队打算继续攻击时，却发现遇到了几只“拦路虎”，无法再继续往前推进了。 观山、文壁峰及十字架山一线的守敌，凭借险要的地形负隅顽抗，致使我进攻部队猛攻两昼夜仍未能得手，而且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面对这样的僵局，王近山倍受煎熬：到底怎样才能真正突破敌人的防线，顺利攻克襄阳城呢？  他冒着危险多次到前沿进行实地侦察，又回到指挥所反复观看地图，背着双手不停地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苦苦思索了许久，突然停住脚步，重新回到地图前，又反复研究了一下地形，似乎猛然醒悟过来，拍着桌子大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众将盯着王近山，心中都疑惑不解，其中一名团长问道：“司令员，你明白什么啦？” “不能再打这么打了！绝对不能再这么打了！”王近山用一种痛恨自己早该想到的语气说道，“如果我军继续攻山，就中了敌人的圈套！” 王近山指着地图上几个地方说道：“我军继续攻打外围这一串山地，根本徒劳无功！必须打破先攻山再破城这个惯例！否则我们再耗上几天天夜也攻不进去，只会造成巨大的伤亡！”  接下来，王近山给出他苦思良久想出的破敌之策：停止攻山，撇开这些山头的守敌不管，采取迂回夹击战术，来一个“猛虎掏心”，从东面和西面对襄阳城进行夹攻！ 有人提出疑问：“山上的守敌兵力多、火力足，不管他们能行吗？” “不足为虑！”王近山充满信心地答道：“我军攻城时，山上守敌的火力已经打不到我们了，而且我断定他们根本不敢脱离固有阵地。就让他们眼睁睁看着我们如何攻破襄阳城吧！” 按照这一思路，王近山迅速调整战术，做出新的战斗部署。  一是将十字架山、虎头山等大山守敌于不顾，而是集中精力“刀劈三关”——由17旅主攻襄阳城西面的真武山、琵琶山和铁佛寺这三道屏障，从中打开一条通道，直取襄阳西门！ 二是派18旅迂回到襄阳城东面，与西门攻城部队遥相呼应。 三是由桐柏、陕南军区各部队继续对原来打的几座大山实施佯攻，从而牵制敌军。 7月9日黄昏，18旅率先从襄阳城东对敌人发起了攻击，当敌人被迷惑后，17旅突然从西南发起猛攻。49团2营7连只用了15分钟就顺利夺取了琵琶山，一“刀”劈开了第一关。  次日夜间，49团2营乘胜进击，不到半小时就连克真武山守敌的18座地堡，成功攻破了城西的第二关。 13日夜间，17旅50团再传捷报，他们将铁佛寺之敌一举全歼，将通往襄阳西门的最后一道屏障拔除，大军就此兵临城下！ 这一连串无比凌厉迅猛的攻势，让敌人根本无法抵挡。康泽大惊失色，急忙把南面各大山阵地全部放弃，让部队撤进城内，同时把原来守樊城的164旅调来增援。 然而这些被动局势之下的无奈之举根本不足以挽回蒋军的颓势，没有真正起到任何作用。 7月15日下午，王近山指挥各路大军发起了对襄阳之敌的总攻。  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17旅将士气势如虹，一鼓作气攻破了襄阳西门。 紧接着，第18旅、桐柏军区第28旅、陕南军区第12旅等各路部队，也从不同方向对敌军发动了迅猛的冲击，扑向襄阳城的中心。 面对我军的大举夹击，敌军终于溃败了，成批的敌人排成队举手投降。 原本被老蒋寄予厚望的蒋军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副司令郭勋祺，随后也当了我军的俘虏。 在这次名垂军史的战役中，我军派出2万兵力，共歼灭敌军2万余人。更重要的是，此战打穿了蒋军所谓的“分区防御”体系，使中原各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猛将王近山在攻山不利时猛然醒悟过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一举扭转战局，对我军这场大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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