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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一座城市打拼，你是漂流过客、还是主人翁？关键看两样证件：一是户口本，二是房产证。 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租房也能过活。如果没有该城市的户口，想要长期扎根几乎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就业、医疗、社保，尤其是子女教育，都与户口紧密相连。 上一辈人更了解户口的重要。在那个年代，粮油供应、招工就业、异地调动，没有户口指标万万不行。想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想从小城镇迁入大城市，比登天还难。 一个户口本，凝结了太多家庭的悲欢离合。 时代剧情正在变，城市户口“松口”了 2018年以来，武汉、郑州、南京、合肥、成都、西安等城市，竞相发布吸引人才落户的优惠政策。 一年之内，西安等城市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年轻新市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坐不住了，积极出台政策，吸引高端人才。 “抢人大战”风起云涌，地方性政策力度空前：精英人才自不必说，就连本科生、专科生，甚至在校大学生都成了香饽饽。只要你来投奔，不仅能享受“快捷落户”与“购房优惠”，还给路费和住宿补贴。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有关户籍制度的内容备受瞩目。 文件要点是：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关键词很醒目：“放开、放宽、增加落户规模”。有人据此作出乐观预期：限制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将要成为历史了。 如果真是这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 “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全面放开二胎”。因为这是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事”。 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国史。 历史资料显示：早在商代，就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甲骨文记载为“登人”。从商代到西周，再到春秋战国，人口登记终于演化为严密的户籍管理。 说到户籍，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他虽不是户籍的发明者，却是构建户籍管理制度的祖师爷。 大家知道，商鞅变法有三项重点内容。 第一是强化农业。官府奖励垦荒与耕织，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度（子女成年后必须分家），对商人课以重税。以此扩大税源和兵源。 第二是社会严管。商鞅推行“连坐“之法，让百姓相互监督与检举。譬如有一个人犯法，隐匿不报的邻居要以同罪论处，举报者则会获得奖励。 第三是奖励军功。即“以杀敌数量论军功，按军功奖励土地与爵位”。目的是：让打仗杀敌成为秦人博取富贵的途径，且是最主要的途径。 要实现上述三个重点目标，户籍管理是基础。于是，秦国在商鞅主持下，建立了一套相当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秦法规定：老百姓要按居住地登记户口，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官府按户口征收田赋和人头税、征调兵役和徭役。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进一步强化了户籍管理。记载户口的秦简上，不仅有一个家庭的详细住址（某郡某县某乡某亭某里）、人口情况，还标明了成年男子的年龄。 秦朝覆灭，汉承秦制。 出土的“居延汉简”¹显示：汉朝的户口册，不仅有姓名、籍贯、年龄等内容，还标注了身高与肤色。譬如“身长七尺三寸，面青黑”。记载可谓详尽，就差照片和身份证号了。 而且，汉朝的户籍管控十分严格。想把户口从乡下迁到城市、从地方迁到京城，别说一般百姓，就连官员也很难办到。 汉元帝时期有一位名叫陈汤的官员，本是山阳瑕丘人(今山东兖州北)；他年轻时投奔长安，做了“京漂”。后来几经打拼，当上了西域都护府副校尉。 时值匈奴的郅支单于与汉朝对抗，陈汤矫诏出兵，大破北匈奴，斩杀了郅支单于报捷长安，并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就是这么一位建功封侯的名将，到死也没有获得长安户口。陈汤临终前上表朝廷，希望把家小的户籍留在长安，朝廷不准。陈汤一死，他的妻儿便不得不离开京城、迁往从未居住过的原籍。可见汉代户籍管控之严。 古代的户籍管理也有荒废、瓦解的时候，那便是战乱年代或分裂时代。一旦天下统一，社会回归稳定，王朝便会重建户籍制度，并视为重要国策。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负责京城保安工作的靖安司，可以随意调阅户籍资料，甚至可以追踪到个人的住址搬迁。 这虽有文学夸张，但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唐帝国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其后的宋、元、明、清各朝，户籍制度虽有演变，但一直是朝廷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除了有登记人口的“黄册“，还有登记土地、房屋的“鱼鳞册”。 当然，古代的户籍管理，主要是为朝廷征税、征粮、征兵服务。百姓为了自我保护，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谎报、瞒报的情况也十分多见。 譬如：某人考中了进士，他的亲友们会想方设法将人口、土地挂靠在他家名下。为啥呢？就是为了享受赋税减免政策。地方官在上报本地户籍人口时，也常会留出余地，就怕完不成朝廷下达的税赋徭役。 古代户籍更体现着身份、等级、权利、义务的差别。 大家知道，古代社会“编户齐民”，是把社会民众进行了阶层与职业划分，即通常所讲的“士农工商”。 在很多朝代，如果某家被编入“匠籍“，那他只有世代做工匠，不得改行。如果某家被编为“商户“，他的社会地位便居于末流，参加科举亦受限制。 相反，如果一个人生在官宦之家、或博取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他便可以获得赋税减免的特权，住宅、车马、服饰也可以享受相应级别待遇。 在满清时代，汉人与旗人的区别更大。有时并非族别差异，而是“籍”别之差。清朝除了“满八旗”，还有“蒙八旗”与“汉八旗”。你有了“旗籍”，就可以享受一份“铁杆庄稼”（旗人不事农工，只许当兵当差，按月领取粮饷）。 活在清朝，最大的恩赐莫过于“抬籍”。譬如康熙朝的佟国纲，便是受到皇帝恩宠，由汉军旗“抬籍”入满洲镶黄旗；佟佳氏由此飞黄腾达。 雍正在位时，对河南巡抚田文镜颇为赏识，便将他从汉籍抬入满洲正黄旗。从此以后，田文镜在上朝奏对之时，就可以自称“奴才”了。这算是天大的恩赐！ 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但古代就有“漂一族” 唐代诗人陈子昂与李白，俱是才高八头，可惜都是四川“户口”。为了谋取功名，他们不得不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漂到首都长安。幸而他们都是富家子弟，否则只会老死山林无人知。 白居易年轻时，也跑到长安求发展。文坛老前辈顾况一看他名字便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其实，帝都长安何止米贵，房价更贵！但是想来的人还是挤破头。这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 说到底，正因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才会出现那么多“漂一族”。但以农为本的王朝绝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 你们不老老老实实守着土地，谁来种田纳粮？你们想四处游走做生意，谁来当兵服役？你们都想挤到京城，帝都如何能承受？ 这时候，户籍管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绝大多数王朝不容许百姓自由迁徙，连和尚、道士都要登记在册。譬如在宋朝，一个人若要出门远行，须取得当地官吏开具的“路引”(相当于“通信证”或“介绍信”)。若投奔到城里的亲友家，也须到官府登记（相当于申报“临时户口”）。 你若没有户口或“路引”，就会被官府当作流民或逃奴抓捕，待遇很惨。因为官府对流民一贯警惕。流民四起、百姓脱籍，意味着一个王朝出现了大危机。 人口流动与地区差距有关，统治者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偶尔会出台调节措施。 以科举考试为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相差甚大。同为读书人，生在贵州与苏州大不一样。两地产生的举人、进士数量十分悬殊。 雍正皇帝就对此产生过警觉：大量的京官都操一口江浙方言，这不太正常！其实他未必知道，官府衙门的师爷们，十有七八都操一口绍兴话，因为“绍兴师爷遍天下”。这放映出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如何调节平衡呢？古代王朝在科举录取时，会在名额上适当照顾落后地区。就像现在，西藏、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定比浙江、湖北低很多。 有倾斜政策，就有人钻空子，最典型的就是“高考移民”。其实这种情况在古代就有。 人口要流动，户籍是“闸门”，根源在于“水位差”。 从秦汉直到民国，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农业税赋也一直是政府的主要税源。安土重迁、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最有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 户籍制度像一道“闸门”，限制人口流动；又像一个“筛子”，把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们筛分为三六九等，让他们安于“身份社会”。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为什么户籍制度会在中国长兴不衰。 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才开启了追赶式的工业化进程。 缺少积累、又要优先发展工业。怎么办？只好让广大农村与农民做出牺牲。于是乎，工农业“剪刀差”、城乡差别、户口壁垒，便成为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 上年纪的人都熟悉三样东西：户口本、粮票、介绍信。无论从乡下进城，还是跨地区出差，这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寸步难行。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大发展，粮票、布票逐渐淡出了历史。介绍信也越来越少用了，因为市场主体多元化了，自带名片就行，不必凡事都申请批准。 只有城市户口，很长时期都像一堵高墙：墙外的人想进去，墙里的人不想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户口背后的福利差别。 子女读书、医疗社保、以及大城市的购房资质，都与城市户口紧密相连。而且，不同城市的就业机会、创业条件、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也存在着显著差别。 因此我们看到：一线发达城市，人口流入压力大；三四五线不发达城市，人口流出现象严重。 市场经济在深化，人流、物流、信息流日趋加大。财税来源、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城乡之间的“水位差”、城市之间的“水位差”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户口这道”闸门”，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 从“闸门”变成“滤网”，户口随时代而进步。 对比而言，改革之前的城市户口，像一道严密的“闸门”；而今天的城市户口，更像一道“滤网”。虽然门槛还在，但个人的选择机会明显增加了。 在最近两年发生的城市“抢人大战”中，高端人才很抢手，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也成了香饽饽。更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我们也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基础差、负债高、产业弱的欠发达城市，即使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也乏人问津。一二线大城市虽好，但其高昂的房价与生活成本，也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另一个隐忧是：许多年轻人到二线城市落户，并非是冲着就业、创业而来，而是看中其相对较低、且给予优惠的“房票“。他们未必会成为常住人口。而另一些常年在城市打拼的人，却因学历、年龄、收入等原因，很难在城市落户。 有人认为，正因为资源不平衡、发展不平衡，设置户口门槛很有必要。殊不知，正是户口门槛固化了这种不平衡。就像一所学校设置了重点班，其实并没有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反而使学生出现分化。 户口“松口”了，从“闸门”变成了“滤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区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供给不足是客观现实；全面放开户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把户口本换个名称很容易，但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充足化、均衡化尚需时日，绝非一纸文件就能办到的。 中国的户籍制度已延续了两千多年。伴随着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们终于看到了户口松动、走向消解的趋势。 当“户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庆贺呢？也许，应该建一座“中国户口博物馆“。 我们期待这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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