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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太史公说他喜形名法术之学，然其本归于黄老。太史公作《老子韩非列传》，其意认为韩非的思想源于老子，所以把老子、韩非放在一起。韩非较老子的时代近，他是先秦诸子第一位注解道德经的人，作《解老》、《喻老》两篇。因韩非离老子时代比较近，没有文字语言障碍，所以我认为他的注解是最有价值的。由于文言文不容易懂，以下翻译成《解老》的白话文。 德，是内部具有的东西。得，是外部得到的东西。上德不德，是说人的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那么自身内在的本质就会保存，保存了自身内在的本质就叫德。德，是说具有自己内在的本质。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用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获得安定，用不役使来得到巩固的。你有作为有欲望，德就游移在外而没有归宿；德游移在外没有归宿，就不全了。你使用它思虑它，德就不能巩固，不巩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就是自以为有德。自以为有德就是没有德，不自以为有德就保全了德。所以说：最高的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它才是有德。 推崇无为、无思作为虚的原因，是说这样人的心意可不受任何牵制。那些没有掌握道术的人，故意用无为、无思来表现虚。故意用无为无思来表现虚，他的心中就常常不能忘记虚，这就被虚所牵制了。虚，是指人的心意不受任何东西牵制。现在被虚所牵制，这就不是真正的虚。真正做到虚的人的无为，是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就虚了；心意中虚了，德就充实；德充实了就是最高的德。所以说：上德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的。 仁，是说内心高兴自然而然地爱人；他喜欢别人得到幸福，而不喜欢别人遭到祸患；是出自内心抑制不住的情感，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报答。所以说：最高的仁有所表现但不是为了什么而表现的。义，是指君臣上下的关系，父子贵贱的差别，知己朋友的交往，亲疏内外的分别。臣子侍奉君主恰如其分，儿子侍奉父亲恰如其分，卑贱的侍奉尊贵的恰如其分，知己朋友的相互帮助恰如其分，血缘关系亲近的人靠近自己而血缘关系疏远的人保持距离也恰如其分。义，说的是各种关系处理得很适宜，适宜才去做。所以说：最高的义就是要去做而且要做得非常恰当。 礼，是用来表现内在实情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有条理的表现，君臣父子的交往准则，贵和贱、贤和不肖分别的形式。内心怀有尊敬的感情而不能说出，所以就用疾趋卑拜的动作来表明心意；内里确实有所爱慕而他人并不了解，所以要用美好动听的言辞来加以申述。礼，是用外在的文饰形式来表明内心情感的方式。所以说：礼是表现情感的。凡是人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有所动作，并不懂得这种动作就是他自身的礼。一般的人行礼，是用来尊重他人的，所以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君子行礼，是为了自身表现真情的需要；为了他自身的需要，所以要专心对待它而使之成为最高的礼；行最高的礼专心一意而一般的人则三心二意，所以两方面不能相应；两方面不能相应，所以说：最高的礼实行起来却没有人相应。 一般的人虽然行礼时三心二意，圣人却仍然保持恭敬去实行一举一动合乎规范的礼仪而不懈怠。所以说：奋臂而仍然实行礼。道是有积聚而成的，而积聚就有功效；德，就是道的功效。功效有实际的表现而实际表现就有光辉；仁，就是德的光辉。光辉有色泽而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的规定而礼表现有文饰；礼，就是义的文饰。所以说：失去了道之后才有德，失去德之后才有仁，失去仁之后才有义，失去义之后才有礼。 礼是内心情感的表现，文彩是内在本质的修饰。君子只要内在情感而不要外在表现，喜欢内在本质而厌恶外在文饰。如果依靠外在的表现而评论内在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就是不好的；需要等待外在的文饰而讨论内在本质，那么这种本质一定是虚弱的。凭什么这样说呢？和氏之璧，不用五彩来装饰；隋侯之珠，不用白银和黄金来装饰。它们二者的内在本质美到了极致，其他物质都不配来装饰它们。一件事物要等待其他东西来装饰以后才流行，它的本质肯定不美。因此父亲和儿子之间，使用的礼仪就很质朴而不拘形式，所以说礼是淡薄的。 大凡事物不能同时旺盛，阴阳就是这样的；事理相互之间正反互相排斥，威德就是这样的；真情深厚的外貌却淡薄，父子之间的礼就是这样的。由此看来，礼仪繁琐的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就衰弱。既然这样，说明施行礼，这种事情是为了沟通人的朴实的内心。一般人施行礼，别人回应就轻佻地欢乐，不回应就怨愤责备。现在行礼的人把本来用于沟通人的朴实之心的方式变成了一种提供众人互相指责的尺度，这能不发生争执吗？有争执就乱，所以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而且是争乱的开端。 在事物出现之前就行动、在事理表现出之前就判断叫做前识。前识，是没有根据而主观臆测。凭什么这样断言呢？詹何在屋里坐，弟子在旁边侍候，有牛在门外鸣叫。弟子说：正在叫的是一头黑牛，蹄子是白色的。詹何说：这是一头黑牛，白色在它的角上。让人去看，果然是一头黑牛用白布缠着它的角。用詹子的道术，来扰乱众人的心，华而不实且太劳神费心了！所以说：前识只是道的外在文饰。如果试着抛弃詹何的智慧明察，而派一个五尺高的小孩去察看一下，也可以知道那是一头黑牛用白布裹着角。所以凭詹子的明察，劳心伤神，而后不过得到与五尺高的无知小孩相同的功效，因此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所谓大丈夫，是说他的智慧很高。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是说表现出真实的情感而去掉外表的礼貌。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是指不按事理行动而胡乱行事。所谓去彼取此，是指去掉外表的礼貌和不按事理行事的行为而遵循事理、喜好真实的情感。 人有了灾祸，心里就会害怕恐惧；心中害怕恐惧，行为就会端正无邪；行为端正无邪，思虑就成熟；思虑成熟，就能掌握事物的法则。行为端正无邪，就没有祸害；没有祸害，就可以尽享天年。掌握了事物的法则，就一定会成功。能尽享天年，就可保全生命而且长寿。一定能成功，就可以富与贵。全身、长寿又富贵就叫做福。而福却原本于祸。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 因为它成就了人的功业。人有了福，富贵就来了；富贵来了，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人的骄傲之心就会产生；骄傲之心产生，人的行为就邪恶不正且举动违背常理。行为邪恶不正，那么身体就会早死；举动违背常理，就不会取得成功。自身有早死夭折的灾难而在外又没有成功的名声，这是很大的灾祸。而灾祸却根源于福。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 根据事物固有的法则来办事，没有不成功的。没有不能成就的事业，往大的方面讲就能成就天子的权势，而从小的方面说则很容易取得卿相将军的赏赐与爵禄。抛弃事物的内在法则而轻举妄动，即使上有天子诸侯的尊贵权势，下有猗顿、陶朱、卜祝的财富，还是会失去他的人民丧失他的财产。一般的人之所以轻易地违背道理而轻举妄动，是由于不懂得祸福转化的道理。 人没有不希望富贵长寿的，但却无人能避免贫贱死亡夭折的灾祸。心里想要富贵健康长寿，但现在却贫贱夭折而死，这说明不能达到他想要得到的。凡是失掉他所要走的路而胡乱行走就叫做“迷”，“迷”就不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地方。现在一般的人不能到达他们所想要到达的目的地，所以叫“迷”。一般的人不能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目的，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如今都是这样。所以说：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谓方，是指人的内心和外表一致，说的和做的相符。所谓廉，是指人能舍生忘死，淡泊物质利益。所谓直，是指人行为一定公正，公正而无偏私。所谓光，是指人的官爵尊荣贵重，衣着华丽鲜亮。现在遵循道德的人，虽然内心和外表都真诚和顺，但并不因此议论困苦堕落的人；虽然能轻财死节，但并不因此侮辱软弱无能的人和耻笑贪利的人；虽然品行端正不偏私结党，但并不因此抛弃行为不端的人和责罚自私自利的人；虽然地位尊贵衣着鲜美，但并不因此藐视卑贱的人和欺侮贫穷的人。 假如迷失路径的人肯听从熟悉情况的人的意见并向懂得的人请教，就不会成为迷路的人了。现在一般人之所以想要成功反而成为了失败者，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事物的法则，而又不肯向懂得的人请教和听从能干的人的意见。一般的人不肯请教懂得的人和听从能干的人，而圣人硬要拿他们惹出的祸乱之事来责备他们，他们就会怨恨。一般的人人数多而圣人人数少，人数少的胜不过人数多的，这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一举一动都和天下的人作对，那就不是保全身体和长寿的办法，因此圣人用遵循法则引导人们。所以说：方正，却不割伤人；有棱角，却不刺伤人；正直，却不放纵；有光采，却不炫人眼目。 听力、视力和聪明睿智，是自然赋予的；动、静和思考问题，是人有意识的作为。人，凭借自然赋予的视力看东西，依靠自然赋予的听力听声音，仗着自然赋予的智力来思考问题。所以视力用得过度，眼睛就不明亮；听力用得过度，耳朵就不灵敏；思考问题过度，就会智识昏乱。眼睛不明亮，就不能辨别黑白的区分；耳朵不聪敏，就不能分别声音的清浊；智识昏乱，就不能细察成败得失的根据。眼睛分不清黑白的区别，就叫做盲；耳朵分不清声音的清浊，就叫做聋；心不能分别成败得失的根据，就叫做狂。盲就不能避开白天容易发现的危险；聋就不能知道声如雷霆那样的危害；狂就不能免除人间法令的祸害。 《老子》中所说的“治人”，就是要调适人的动、静的节奏，简省思考问题的耗费。所谓“事天”，是说不用尽耳目之力，不能竭尽智识的承受能力。如果将视力、听力和智虑的能力用到极限，那么耗费的精神就多；耗费的精神多，那么盲、聋、狂的祸患就会到来，因此要吝啬它们。吝啬它们，是指爱惜人的精神，吝啬人的智识。所以说：治人事天莫如啬。 一般的人使用心神很浮躁，浮躁就会耗费多，耗费多就叫做浪费。圣人使用心神很平静，平静就耗费少，耗费少就叫吝啬。吝啬作为一种方法，产生于事物固有的法则。人能吝啬，这就是遵循事物的法则而服从于事理。一般人之所以遭遇祸患，是由于他们陷于祸害，还不懂得退避，不服从事物的法则。圣人虽然没有见到祸患的征兆，但虚静无为地服从于事物的法则，因此叫做早服。所以说：夫谓啬，是以蚤服。 懂得安排人生的人，他的思虑就平静；知道依自然法则使用人的自然能力的人，他的眼、耳、口、鼻等器官就保持畅通。思虑平静，原有的德就不会离去；孔窍畅通，和气就不断地进来。所以说：重积德。能让原有的德不离去，新鲜的和气不断地进来，就是“早服”之人。所以说：蚤服，是谓重积德。积累德而后能心神安静，心神安静而后能和气增多，和气增多而后计谋得当，计谋得当而后能控制万物，能控制万物就能容易战胜敌人，容易战胜敌人那么他的思想理论就一定能称雄于世，思想理论能称雄于世，所以说“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根源于重积德，所以说重积德，则无不克。 战斗容易胜过敌人，那么就可以兼并天下；思想理论一定能称雄于世，民众就会服从。进可以兼有天下而退可以使民众服从，这种术很深远，所以一般的人就看不出它的根由底细。看不出它的根由底细，因此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究竟。所以说：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凡是据有国家而后又让它灭亡了，拥有身体而后又使它遭受灾殃，这样的人不能说是能够据有国家、能保全身体。能够据有国家，一定能安定国家江山；能保全身体，一定能享尽它的自然寿命；而后才可能说得上是能够据有国家、能够保全身体。能够据有国家、保全身体的，将一定能实践道。实践道，那么他的智识就深远；他的智识深远，那么他的计谋就会久远；他的计谋久远，一般人就不能见出他的究竟。 不能让人看出他的究竟的人称为能保全自身、据有国家。所以说：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所谓有国之母：母，是指治国之道；道，产生于据有国家的方法，所以称之为有国之母。用道来应接世事的人，他的生命就会长久，保持禄位就能久远。所以说：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树木有蔓延的细根，有直立的主根。直立的主根，就是《老子》书上所说的“柢”。柢，是树木所建立生命的根本；蔓延的细根，是树木所以保持生命的条件。德，是人所以建立生命的根本；禄，是人所以保持生命的条件。如果人的生命建立于事物自然的法则之上，他的爵禄就能保持长久，所以说：深其根。实践着人生之道的人，他的生命就一天天增长，所以说：固其柢。根柢巩固，就能生长；根本深远，就可以存活长久，所以说：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有技艺的人屡次变更他的作业就会丧失功效，劳动的人经常变动他手中的活计就会没有成绩。一个人工作，每天去掉半天时间，十天就少了五个人的功效；一万个人工作，每天去掉半天时间，十天就少了五万人的功效。这样看来屡次变更工作，这样的人越多，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凡是法令变更了，利害的情况就改变了，利害改变了而民众的事务也就跟着变化，从事的事情变化了就叫变更作业。所以从事理上来看，役使民众而屡次变更他们的作业，就会减少他们的功效；收藏贵重的物品而经常搬动它，就会造成很多损坏；烹煮小鱼而屡次翻动它，就会伤害它的光泽；治理大国而经常变更法令，就会使老百姓受苦。因此懂得治国之道的君主推崇安静，不重视经常变更法令。所以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人在生病的时候就尊重医生，有灾祸的时候就害怕鬼神。圣人在上面统治时，民众欲望减少；民众欲望少，那么就会血气调和而举动符合法令；举动符合法令，祸害就少。一个人体内没有各种疾病的危害，而外面没有刑罚惩处的祸患，他就会把鬼神看得很轻淡。所以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太平盛世的民众，与鬼神不互相妨害。所以说：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 鬼怪使人生病叫做鬼神伤人，人赶跑除掉了鬼怪叫做人伤鬼。民众违犯法令叫做民众伤害君主，君主用刑罚杀戮民众叫做君主伤害民众。民众不违犯法令，那么君主也就不惩处民众；君主不惩罚民众就叫做君主不伤人。所以说：圣人亦不伤民。君主与民众互不相害，而人与鬼神也不相伤，所以说：两不相伤。民众不敢犯法，那么君主对内就不需要用刑罚，对外不从事于贪求民众财物的事业。君主对内不用刑罚，对外不从事贪求民众财物的事业，那民众就生息兴旺了。民众生息兴旺积蓄就会很多。民众生息兴旺而积蓄很多就叫做有德。 大凡所谓作怪，就是人丧魂落魄精神错乱，精神错乱就是无德。鬼神不对人作怪那么人的魂魄就不离去，魂魄不离去精神就不会错乱，精神不错乱叫做有德。君主使民众积蓄很多而鬼怪又不能使民众精神错乱，那么德就都在民众中了。所以说：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说的是那个德上下两方面都丰盛而归于民众了。 人心中有欲念，他的计划谋虑就会混乱；计划谋虑混乱，就会使欲念更强烈；欲念更强烈，那么邪恶的心愿就会压倒一切；邪恶的心愿压倒一切，那么办事的准则就会丢失；办事的准则丢失，那么祸乱灾难就会产生。由此看来，祸患灾难产生于邪恶的心愿，邪恶的心愿又是受可引起欲望的东西的引诱而产生。可以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进一步说可使好人为奸，退一步说可以使善人有灾祸。奸诈的事发生了，向上就会侵害和削弱君主；灾祸到来，那么百姓就会受到很大伤害。这样看来可以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向上会侵害和削弱君主而向下会伤害人民。向上侵害和削弱君主而向下伤害人民的行为，是很大的罪过。所以说：祸莫大于可欲。 因此圣人不被五色所引诱，不沉溺于音乐；英明的君主轻视珍贵的玩物而抛弃过分华丽的东西。人没有长羽毛，不穿衣就不能御寒；上不与天相连而下不粘着于地，以肠胃为生存的根本，不吃东西就不能存活；因此就不能免除贪图得利的心思。贪图利益的心思不除掉，这是他身上的忧患。所以圣人穿衣只要能御寒就行，吃东西只求填饱肚子，这样就没有忧患了。一般的人则不是这样，大到做了诸侯，小到储备有千金的资本，他的想要贪求利益的欲念还不能除掉。犯有轻罪的苦役有时可以免罪，犯有死罪的人有时可遇赦得活。现在那些不知足的人的忧虑一辈子也没法解除。所以说：祸莫大于不知足。 因此想要得利的欲望的危害超过了忧患，忧患就会产生疾病；疾病产生了那么智慧就会衰减；智慧衰减，就会失去行为准则；失去行为准则，就会行为举止失措；行为举止失措，祸害就会到来；祸害到来而内心就会被疾病缠绕；内心被疾病缠绕，外面就会受痛苦和祸患所侵扰；痛苦和祸害在外面侵扰，那么身心的痛苦就会深入到内心的深处；身心的苦痛达到了肠胃这类身体的深处，那么对人的伤害就会非常惨痛。非常惨痛就会退下来自己悔恨自责，退下来自己责备一切痛苦的根源都产生于欲利。所以说：咎莫惨于欲利。 ”道，是万物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万理的总汇合。理，是构成万物的条理；道，是万物所以构成的根据。所以说：“道，是能使万物条理化的东西。”事物各有自己的理，不会互相侵扰；事物各有自己的理互不相扰，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力量。万物各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而道完全汇合了万物的理，所以道不能不随着具体事物而变化；由于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因此死生的气都禀受于它，一切智慧都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万事万物的兴废都由它决定。 天获得它而高，地获得它而包孕万物，北斗众星得到它可以成就自己的威势，日月得到它会永恒地发出它们的光芒，五行获得它会永远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众星获得它可以运行在它们正确的轨道，四时获得它可以用来控制变化的节气，黄帝得到它可以独自掌控四方，赤松子得到它能与天地同寿，圣人得到它可以成就礼乐刑政等文物制度。道，与尧、舜在一起体现为智慧，与接舆在一起体现为猖狂，与桀、纣在一起体现为灭亡，与汤、武在一起体现为昌盛。 说它近吧，它遨游在极远的地方；说它远吧，又常在我们的身边；说它昏暗吧，它的光是那么明亮；说它明亮吧，作为一种物又很昏暗。它的功效成就了天地，它酝酿化成雷霆，天地间的万物，都依靠它而生成。道的情实，不制作也不显形，柔弱随时变化，同万物的理相适应。世上万物因得道而死，因得道而生；万物因得道而失败，因得道而成功。道可以说如同水，落水的人喝多了就会死，口渴的人适量饮用就可以生存；又如同是剑戟，愚蠢的人用它泄愤就会生祸，圣人用它来除暴就会造福。所以说：得之以生，得之以死；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人很少看见活的象，而得到了死象的骨头，根据死象骨骼的模样想见象活着时的样子，所以人们将所想像的东西叫做“象”。现在道虽然不能听到看见，圣人根据它表现出的功效来推知它的形象。所以说：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理，是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强和脆弱的区别，所以理确定以后事物才能得到说明。因此确定的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万物有存有亡，忽生忽死，开始时兴盛而过后就衰败了，这就不能称为恒常。只有那个与天地的开辟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而仍然不死亡衰败的才叫做恒常。而恒常，就是无所变化，没确定的理。没确定的理，不处在固定不变某个场所，因此无法说明。圣人观察到道的玄妙悠远，依据它普遍运行的法则，勉强给它取名字叫做“道”，但却不能论说。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 人的生命从生下来开始从死亡时结束。开始叫做“出”，结束叫做“入”。所以说：“出就是出生，而入就是死亡。”人的身体有三百六十个关节，四肢、九窍，这是人的重要部件。四肢和九窍的总数为十三，这十三个部件的一动一静都属于生的范围。属于生的范围就叫做“生之徒”，所以说：生之徒，十有三。等到人死后，这十三个部件都反过来属于死亡一边，死亡之类的部件也有十三个，所以说：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大凡民众生息不止，而活着的人本来就要动，动得过度就会受损害；而人的活动不停止，这种损害就不会停止。损害不停止，生命就耗尽了；生命耗尽就叫死，那么人的十三个部件就都成了不断走向死亡的条件。所以说：动之以死地亦十有三。 圣人爱惜他的精神而看重置身宁静。不爱惜精神、不看重居于宁静之处，这里面的危害比犀牛和老虎的危害还大。犀牛和老虎的活动有一定的地域，它们是动是静有一定的时间。避开它们活动的区域，弄清其活动时间，就可以免除它们的危害。人们只知道犀牛和老虎有爪牙和头角，而不知道世上万物都有爪牙和头角，所以就不能避免万物的伤害。 一场及时雨下来之后，旷野闲静，而人起早贪黑地跋山涉水，那么风露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人。侍奉君主不忠，随便违犯禁令，那么刑法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生活在乡里不知节制情绪，爱憎没有一定的准则，那么争斗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嗜欲没有满足的时候，动静没有节制，那么疾病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喜欢使用个人的小智巧而不顾事物的普遍法则，那么法网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犀牛和老虎的活动有一定的区域，而各种危害都有它的根源，避开它危害的区域，堵塞危害的根源，就可以避免这些危害了。 大凡武器和盔甲是防止各种伤害的。重视自己生命的人，即使深入到行伍之中也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思；没有忿怒争斗之心，那么就用不上武器和盔甲这类救护危害的工具。这里不只是说的处在野外的军队。圣人在世上活动，没有害人的心理，那么就一定没有人危害他；没有人危害他，就不用防备人。所以说：陆行不遇兕虎。走到山里不依靠武装来防备伤害，所以说：入军不备甲兵。远离各种危害，所以说：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不设置防备措施而一定不会被伤害，这是自然之间的固有法则。体验自然的法则，所以说：无死地焉。活动而不会接近死地，这就叫做“善摄生矣”。 爱子女的人就会对子女十分怜惜，重视自己生命的人就会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怜惜，看重事功的人就会对自己的事业很谨慎。慈母对她的幼小的孩子，致力于给他幸福；致力于给他幸福，就会从事于除去他的灾祸；从事于除去他的祸害，就会思虑成熟；思虑成熟，就能掌握事物的法则；掌握了事物的法则，就一定会成就事功；成就事功，那么行动起来就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叫做勇。圣人对于世间万事，全都像慈母为幼小的孩子那样考虑，所以能看到一定能实行的道理。看到了一定能实行的道理就明智，圣人做事时就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叫勇。没有疑惑来自于慈爱之心，所以说：慈故能勇。 周公说：“冬天里冰冻得如果不坚固，那么春夏时节草木的生长就不茂盛。”大自然不能总是浪费与消耗，更何况是人呢？所以万物一定有盛也有衰，万事一定有弛也有张，国家一定有文也有武，官府办事一定有赏也有罚。因此智慧之士节省着使用他的资财就可以家庭富裕，圣人珍视他的精神就精力旺盛，君主不轻易打仗他的民众就多，民众多国力就宽裕。因此称之说：俭，故能广。 大凡物体有形状的就容易裁断，容易分割。有形体，就有短长；有短长，就有大小；有大小，就有方圆；有方圆，就有坚强和脆弱之分；有坚强和脆弱之分，就有轻重之别；有轻重之别，就有黑白之异。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就叫做事物的条理。条理确定了物体就容易分割。所以经过在朝廷中议论而后发表的主张就能成立，善于权衡各种议论的人知道这一点。因此想要画成方圆而遵循规矩，那么一切事物的功效就能显现出来。而万事万物无一没有它们的规矩，出谋献言的人，就是要计算人们的行为如何才符合这些规矩。圣人所有的言行都依据事物的规矩，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 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事情就没有做不好的，功业就没有不能成就的，而他的议论一定超过世上的人，想要不处在重要职位上，这可能吗？处在重要职位就叫做办事的首领。因为这个缘故就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 对子女慈爱的人不敢断绝供给子女的衣食，怜惜身体的人不敢背离法令制度，看重方圆的人不敢舍弃规矩。所以临阵而爱惜士兵官吏那么战斗就能取胜，爱惜器械就能固守城池。所以说：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 那些能自我保全而处处都遵循万物的法则的人，必将有自然产生的东西。这个自然产生的东西，就是产生思想，所以天下的道都通过这种思想反映出来。如果用慈爱来护卫它，那事情一定万无一失，而行为也无不妥当，这就叫做宝。所以说：吾有三宝，持而宝之。 《老子》书上所说的“大道”，是指的正道。所说的“施”，是指的邪道。所说的把“径”当大路，是因为这种小径精美华丽。而精美华丽的小路，也就是邪道的一部分。官府里很脏，是因为诉讼案件繁多。诉讼案件繁多就会使田园荒芜，田地荒芜就会使国家的府库粮仓空虚，府库粮仓空虚国家就贫穷，国家贫穷而民俗淫逸奢侈，民俗淫逸奢侈那么人民的衣食之业就会断绝，衣食之业断绝了人民就不能不装饰巧诈，装饰巧诈就知道要漂亮的打扮，知道漂亮的打扮就叫做“服文采”。 诉讼的案件多，仓库空虚，而又以淫逸奢侈为习俗，那么国家受到的伤害就像用利剑刺的一样。所以说：“带着利剑。”那些装饰智巧以至于伤害国家的人，他的私家一定富有；私家一定富有，所以说：资货有余。一个国家有像这样的人，那么愚昧的民众就不会没有办法来仿效他们；仿效他们就会产生小盗贼。由此看来，大的奸诈兴起，那么小的盗贼就会跟着发生；大的奸诈首先唱，小的盗贼就会附和。 竽，是五音中领头的，所以竽先吹奏起来，钟、瑟都会随之演奏，竽先吹出音乐那么各种乐器都会来附和。现在大的奸诈兴起世俗的庸人也就跟着唱，世俗的庸人唱小的盗贼一定附和。所以说：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 人不论愚昧还是聪明，都会有追求和舍弃。清静寡欲平平安安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祸福如何得来。被好恶情绪支配，被奢侈的东西所诱惑，而后引起思想的变乱。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被外物引诱，被珍贵好玩的物品扰乱内心。清静寡欲就有取舍的方向，平平安安就知道祸福的计划。但现在被珍贵的玩物变乱了，被外物所引诱；引诱他就跟着走，所以说：“故曰拔”。 至于圣人却不是这样：牢固建立起自己的取舍标准，即使见到爱好的东西也不会被引诱，不会被引诱就叫做“不拔”；专一不改变自己的性情，即使有能引起欲望的东西，精神也不为所动，精神不为所动这就叫做“不脱”。作子孙的人，实践这个原则来守护宗庙，宗庙的香火不灭就叫做“祭祀不绝”。身体以积累精气为德，家庭以积蓄财物为德，乡国和天下都以获得民众为德。现在修治自身而外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所以说：修之真，其德乃真。真，是说守护得很牢固。 治理家庭，没有用的东西不能改变他的计划，那么资财就会有余，所以说：修之家，其德有余。治理乡里的人实行这一原则，那么家庭的赢余就会更多，所以说：修之乡，其德乃长。治理国家的实行这一原则，那么他的乡里的有德的人就更多，所以说：修之邦，其德乃丰。君临天下的人实行这一原则，那么他的人民无不受到他的恩泽，所以说：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治自身的人拿这个原则来区别君子和小人，治理乡里、国家和君临天下的人用这一原则对照观察生长和损耗，那么就可以万无一失。所以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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