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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四库全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筹备此事的负责人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之大成功”。这句话，倒像是古稀天子乾隆皇帝所说的（《四库全书》扉页上，铃了“古稀天子”之印）。这究竟是说乾隆皇帝修集《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之成功？还是说国民政府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起来是中国文化史之大成功呢？说的人并未交待明白。当《四库全书》完成之日，古稀天子明诏天下，曰：“国家荷天庥，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浩如渊海，委若邱山，而总名之曰《四库全书》。”那一件所谓大成功，乾隆皇帝自己已经赞过了。 究竟《四库全书》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是让我回到文澜阁去，一一说给你听吧。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其后置内庭四阁，又立江浙三阁。沈兆沄云：“书成缮写七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式，建阁藏庋。大内曰文渊，圆明园曰文源，热河曰文津，盛京（沈阳）曰文溯，并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京口（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亦各庋一份。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钞录传观。”这都是手抄本，在北京的有文渊、文津；在关外的有文溯。文源已毁于英法联军入京之役。江浙三阁，太平军战役中，毁了文汇、文宗二阁；文澜阁藏本散失了五分之二，战后由杭州丁氏补抄，也还差十分之一上下。等到单不庵师主西湖图书馆馆政，我们就把所缺部分，从北京文渊阁去抄了来，可说抄完全了（北京的文渊阁本，倒缺少司空图《诗品》一卷。有人说文澜阁藏书已残落不全，那是他们不知内情之故。文渊藏故宫博物馆，今存台北。文津今存北京图书馆）。 《四库全书》共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当年曾辑了《简明目录》行世，这便是世人常见的《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了。当年，西湖图书馆新屋建造告成，《四库全书》便从文澜阁移往新库。文澜阁便成为馆员宿舍，我住在右舍，有机会从头至尾翻看《四库全书》一遍，也曾把晒衣的竹竿搁在乾隆御碑上，古稀天子对我们也已无可奈何了！ 依我所知，《四库全书》并不怎么珍贵；全书中所有的，百分之九十五，我们可以在坊间买到，并非珍本。就拿《十七史》来说，商务版的百衲本，就比四库本可宝贵得多。唯一不同的，那七部书，都是手抄本，也就因为手抄，所以错字误简很多，不及木刻本精审。可是，为了修葺《四库全书》，由各方进书，经磨勘结果，查出“抵触清朝”、“违碍清朝”及“谬于是非”者，先后销毁了二千三百四十三种，和保留着的差不了多少。清末邓实跋《禁书目录》说：“书厄，自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以乾隆时禁毁之最后一厄为最惨烈。”真痛乎言之。我们希望年青的人，不要把《四库全书》看成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我在文澜阁做过这一部的整理工作，觉得世之谈复兴中国文化的人们，实在太浅陋了！ 我到了北京，看了文津阁的《四库》，到了沈阳，看了文溯阁的《四库》，再到杭州西湖孤山，重看文澜阁的《四库》，觉得这么一部丛书，对一般人，尤其对青年学生并没多大用处。我看到那一大批空着的大木箱，想起当年打开“四部分类”的老办法，把《四库全书》依着十进法分目，曾把经部依内容重新安排过，在当年可说是大胆；到了今日，谁都知道应该这么分类的。“六经”也只是我们古代学术思想的资料，“六经皆史”的话，也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并不觉得那位十全老人要他的臣工编写这部丛书，对中国文化有多大的贡献，可是参与这个长期工作的乾嘉学人，他们有机会看到大内的藏书，在研究上有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看到王念孙、戴震、邵晋涵、任大椿、朱筠，他们在考证学上的成就。我国的古代经典，经过了他们的整理，才可以让现代人去了解，去接受。可惜，清代考证学家的辛勤研究，积累了那么多的成果，却和在科场写八股制艺的书生毫不相干！甚至到了20世纪70 年代，香港的教师所传授，电台广播所取材，还是科举时代腐儒们所想所说的那一套。30 年代，何键、陈济棠提倡“读经”时，我们曾大声疾呼，劝年轻人不要读经的老话，到今日还得再说一遍。 诚如吴稚老所叹息的：“老狗教不会新把戏。” 这样，我们首先得把所谓儒家的经典，来个明白的交待。我国的经学研究，秦汉以来，迄今绵延了二千多年，经部的书籍，单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著述，已达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我们且看看《清经解》和《续经解》的分量，估计总数有二千五百部至三千部那么多，并不算过量吧。可是，很可奇怪的，“以我国这样重视史籍的民族，竟没有一部严整的系统的经学通史。自然经学史料是异常丰富的，广义的经学史或部分的经学史，也不是绝无仅有；但是，一说到经学通史，而且是严整点系统点的，那我们真不知如何回答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固然不能说不是通史，但他们两位，都是近代著名的今古文学大师，而他们所叙述的竟这么简略，跟一篇论文或一部小史差不多，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失望了。”（周予同语）（日本人本田成之，曾编了一部《支那经学史论》，东京弘义堂版，就比较完整、全面得多了。）依我看来，还是“尊经”的观念在作怪，“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帽子在乱飞。“五四”运动时代，我们把孔老夫子的神位搬下去斫掉了，丢到垃圾堆里去；我们的校长经子渊，国文教师陈望道二师，便被浙江省议员扣上离“经”、叛“道”的帽子给当局免职了。谁敢把儒家思想当作死尸来解剖呢？ 在今天，我是要把儒家和儒家思想解剖一番的。我还记得，当何键在长沙、陈济棠在广州通令各中学学生读经时，我们曾经幽他们一默，问他们：“不知是要读宋朝以后的四书？还是读宋朝以前的四书？”我们又问：“我们该读程伊川的《大学》？还是得读朱熹本的《大学》？还是要读王阳明的古本《大学》呢？”他们就不知宋以前，并无四书，连北宋都没有。 他们根本不知“在新民”和“在亲民”有何不同，他们更不知道西汉儒家读《公羊春秋》，魏晋之间，才读《左氏春秋》。 提倡读经的，就是一批糊涂蛋！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把孔老夫子的神位劈掉，把他的神的外衣撕掉，还他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把“经”的尊严打碎，回复它在文化思想史上的本来地位。这虽是“破”，但对中国学术思想，却有更重要的“立”的意义。古文学派对现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此。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只要提早二三十年，不仅是要杀头，甚至会抄家灭族；可是，我们不只在孔圣座前翻斤斗，还把二千年来的“士”的地位打碎了。礼教的骸骨和孔圣的幽灵，先后借何键、陈济棠的军阀外套还了魂，时代毕竟把他们扬弃掉了。 1932 年5 月9 日，那正是“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结尾，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载刘永济《续成沪战杂感七首》之一，云： 仲尼无父禹为虫，大圣玄言总凿空；今日上邦文物尽，有谁流涕叹为戒。 后面还有小注云： 挽近学风，务反旧说，自命新奇；颓波所被，举凡先圣典谟，可以己立国者，皆视为陈腐迂阔，尽扫而空之。于是礼防大毁，人欲横流，谲诈者得权势，贪纵者为英豪；虽无外侮，已无以立国，一旦祸发，安得不仓皇夫措哉！此今日之深忧大患也；失地辱国特其必食之果耳，有心者当于此致意焉！ 新的考证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带我们了解远古社会传说的本意。顾颉刚氏提出“禹”字是一种民族的“图腾”。“禹”即“蛇”，那民族以“蛇”为“图腾”符记，这就有失先圣的尊圣。 我们把孔老夫子恢复人性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做“丘”，不再讳作“某”，也不写作“丘”了。说孔子是私生子，这也是事实，并不妨害孔氏的伟大。 仲尼究竟是不是私生子的问题（即“仲尼无父”之说），除非有新的史料出来，否则，我们只能接受彼此公认的《孔子世家》（《史记》）、《礼记·檀弓》的史文记载。《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礼记·檀弓》载：“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陬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母颜氏逝世时，仲尼年已二十四，“少孤”决不能说是“不知其父墓”的理由，《史记》说是“母讳之也”，方是不知的主因。颜氏为什么要讳言叔梁纥的葬处？此中必有一段隐痛，“野合”乃是隐痛的唯一线索。还有点可疑，叔梁纥死后，为什么殡于五父之衢？颜氏和叔梁纥，仿佛没有正式的家族关系，而正式的家庭又仿佛不理他的死活似的，也许叔梁纥是个逐子呢！（仲尼是不是私生子，对谁的尊严都不相关，又何必意气用事呢？） 大概殷周婚姻制度不同，王国维说：“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 和异姓通婚姻，从周制为正轨；不许和异族通婚，保持血统的纯粹，从殷制也是正轨。叔梁纥，宋国的贵族，和邹人之女相结，周人不以为异，宋人也许以为违背祖规，加以严厉的制裁呢！总之，仲尼的父母之间有一段悲剧是无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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