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讨论中国当前面临的两种分裂，两种统一的问题。现在一提分裂，我们会想到领土的分裂，当然统一也是指领土的统一。其实中国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层面的分裂，另外一个层面的统一。领土的分裂、领土的统一它属于横向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纵向的历史的分裂和历史的统一。 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说新中国、旧中国，是把它看成是两个中国的。旧中国是不好的，是黑暗的，是专制的，我们需要打破它，需要远离它，然后，建立一个新中国。新中国则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光明。这就是两个中国论，这是纵向的两个中国论。 当然新中国相对于旧中国肯定有进步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把中国文化搞明白、搞透，就发现其实新旧中国之间更有连续。这就涉及到一个老的问题，就是“体用”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关系，其实这里边就是“体用”的关系。 中国的进步，包括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的崛起，这确实是巨大的进步，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进步都是“用”的层面。那么我们也有不变的地方，也有连续的地方，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体。其实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和变革，核心命题就是处理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个中西关系就是一个中体西用的关系。 我们确实学习了西方的很多东西，同时这些东西也导致了我们中国发生了变化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尽管很巨大，但是依然是停留在用的层面。中国的基本的精神内核并没有变化，是完好地继承了旧中国，这个旧中国从清一直旧到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 中国的历史是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经春秋战国和短命的秦，然后就是汉唐宋元明清。我们认为她是一个中国，对吧？这个中间跨度是非常大的。 伏羲时代，无论从文献记载来讲，还是按照现有的考古证据，应该是一个渔猎采集时代。这点我以前写文章写过，它就是一个野生粮食采集时代。伏羲时代是没有农业的，因为伏羲时代在神农时代之前。神农时代才是农业时代，那就意味着伏羲时代是没有没有农业的。当然没有农业并不意味着不吃粮食，也吃粮食，但是并不是靠人工种植，而是靠什么？靠采集野生的粮食，靠采集野生的水稻，靠采集野生的小米。 伏羲时代可能是野生粮食采集时代，这一点也是有考古有证据支撑。农业出现在大概是在1万年前，但是在学会人工种植这些作物之前，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就已经在采集野生的了，就是靠着采集野生粮食去生活。这些野生谷物能够给他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从而让他们能过上定居的或者说相当程度的定居的生活，这样的话就促进文明的产生。 从伏羲到后来的神农，即从野生谷物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巨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巨大变革，其变革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从农业到工业的变革。现代很多人说中国文化是基于农业的，现代是工业时代，因此中国化不适应。这是错误的，如果从源头来说，中国文化可不是农业文化，而是渔猎采集文化，农业只是中国文化所经历的第二个经济形态，工业是第三个。 同时在制度层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第一个制度变革就是从有政府到无政府。就整个中国历史而言，政府出现的比较晚，尧舜时代才有。尧舜之前是三皇五帝，实际上是没有政府的，社会治理靠什么？《周易系辞》讲“上古结绳而治”，靠结绳来治理社会，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 结绳是什么？契约。那个时候契约是治理社会的主要的工具，尧舜之后政府才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从三代经过混乱的春秋战国和秦，然后到汉武帝，又是一个大的变化，从三代的礼乐制度，到以儒家为核心，“儒体法用”的中央集权制，制度形态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伏羲到一直到晚清，期间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变革，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一个中国，并没有认为是几个中国，没有分裂。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就变成两个中国了。 那么实际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实际上中国文化具备无限的适应能力，无限的调整能力。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心性、义理，心是思考的主题，经济形态、制度等的变革都是物，都是外在条件，都是心的思考和处理对象，没有任何物是不可以思考的，没有任何经济经济形态和制度形态是不可以被思考和处理的。 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看一个人看什么？一定是看他的心。你的心没变，你没有变心，说明你还是你，还是同一个人，外在的条件变化其实是无所谓的。 一个人抓彩票或做生意一夜暴富，成为一个大富豪，或者也许飞快晋升做了高官，但如果他的心没变，他就还是同一个人。决定一个人的是内在的精神，内在的心，而不是外在的条件，而不是外在的财富或者外在的地位。 外在的财富和地位的变化，只是外境发生了变化，但是怎么去面对这个外境，怎么处理这个外境，决定于你的心。是心在思考和处理外在的条件，心是主动的思考主体，外在的条件只是被动的被思考和被处理对象。是心决定外在条件，而非外在条件决定心。 新中国的制度的变化，包括经济的崛起，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人的外境的变化。这不过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的的外境发生了变化。因为西方列强侵略我们，要反侵略的话，我们就需要这种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本身并没有导致，中国文明的内心发生变化，我们的心依然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现在说初心，其实我们的这个初心比共产党初创时的初心还要久远和古老，初心具备历史连续性的和文化连续性的，可以上溯至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这个初心的内核就是中国文明的最内核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义理，四书五经讲的义理。 中国文明的心没有变化，正是因为中国的心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的心和西方的心是 美国人、西方人总是想把中国变成他的样子，认为你只要是发展经济了，你只要有钱了，你一定变得和我一样。但事实证明中国人可以有很有钱，可以经济崛起，甚至可以超过美国，但是我不会变成你的样子，我还是坚持我的初心，所以中美之间才会有冲突。 中美之间的冲突在于什么？在于那就是中国的内在的精神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组织社会治理，因为只有这种社会治理，因为只有这种经济形态才符合中国人的内在的精神价值。 在我以前也讲了，看中国一定要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实践线，一个是学术线。我们千万不要把学术线，把学术视角下的中国，当成真实的中国，当成中国之全部。 中国的核心精神其实没有断，中国文明的初心依然在传承，但是不是通过学术线，而是通过实践线。决定当今中国的不是学术线，而是实践线，学术线中的中国是扭曲的、虚幻虚假的，实践线中的中国才是真实的。 因为学术线是西化的，这套学术范式在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建立，否定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目前的中国主流的学术依然是那套西化学术，是反对和否定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的，是否定中国文明之初心的。 通过实践，即通过家庭教育，通过我们的经济活动，通过我们的政治实践，中国文明的内核精神，被完好传承。反过来说，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国的初心，支撑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实践，包括支撑着制度变革和经济崛起。 所以看中国一定看实践线、实践层、实践届，实践中才包含着真正的中国文化，包含中国文明的心，那也是中国文明之体。 当新文化运动建立其西化的新学术范式时，实际上也制造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分裂：学术届和实践届的分裂。 要完历史的统一，即完成新中国和旧中国的统一，完成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统一，关键，就是结束学术届和实践届的背离和分裂，让学术能够正确反映实践，而非去否定之。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需要深层学术的变革，建立一套新的学术范式，要打破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建立的这套旧的学术范畴。所谓的新的学术范式，其实就是向中国传统回归，就是要承认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要以其基础来建立一套新的学术范式，让学术和实践不再背离，从而完成两个中国的统一。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它只是中国的一个调整，它并不是一个断裂。 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实现了中国的崛起，我们才真正实现了文化的复兴，我们才真正的能够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建立一套合乎中国文化的经济形态，社会治理形态，包括科技形态。并感化和教化全球，实现以义理、王道的天下秩序在全球普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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