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亚静) 父亲和伯父都出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伯父比父亲长九岁。爷爷去世的早，奶奶三十八岁就独自领着伯父和父亲生活，经历了战争和动乱，历尽艰辛。 伯父虽年少，但在当时已挑起了家庭重担，挖河打堤，粗活重活全靠他一人担当，为生计奔波，替家里遮风挡雨，吃了不少苦。伯父没读几年书，而父亲则比较幸运，从小上学，后来考取了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调回原籍，在教育局教研岗位上任组长，直到离休。 伯父生性耿直倔强，不善交际，但手艺好，会做木工活，种地也十分地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他种自留地比别人家叠的畦界板正，既窄又高。时间一长，踩的发亮；又叠的笔直，远处一看，像小时候作业格子本一样，成块成方。他拾掇的韭菜畦倍儿平，浇畦时，水到畦口，抽一袋烟的工夫就浇完一个畦，快得很。凡从地头上走过的人无不羡慕夸奖。 他使用的农具，从头到脚光滑发亮，虽说整日滚在泥土里，但平时绝不沾泥带土，活像个标本。农闲时，别人家的农具一般搁置在犄角旮旯，而他的农具均擦上油，挂在墙上，从不生锈。只是他的农具一般不外借，要是有哪家想借他的工具，胆子小的，脸皮薄的，根本进不去门。一旦进去门，张开口，看伯父那张脸，听他那顿不咸不淡的话，一般人就听不了。所以，人们都不愿尝试这个尴尬场面，宁可想别的办法。 他收割的韭菜，粗细均匀，根本见不到根黄叶，既新鲜又水灵，一点不沾土，菜相特别好，带到集市上一会儿便卖光。伯父还从事绳子加工，他选料十分讲究，挑选柔韧度好，拉力强，色泽鲜亮，无杂色的上等原料，制作起来十分精细，凡不符合要求的一根根捡出来，一点都不含糊。他打出来的牲口缰绳，挺拔光滑，无毛刺，手感好，外面还套上塑料袋。整个绳子摊位上，唯有他的绳子特别显眼儿，在行内是绝对的佼佼者。懂行的庄稼人即使不买，也要上前瞅瞅，亲眼看看，满足一下好奇心。 伯父称得上买卖人，他赶集卖菜，卖绳子，还卖自己制作的农家用的木制品，十里八乡都认识他。他卖东西不轻易出手。那个年代一张吃饭四方桌卖十多块钱，他从农历腊月二十一开始赶年集，一张桌子赶了四个集没卖出去。开始要价十五块钱，人家给到十三块五毛钱，他不卖。等到腊月三十那天，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他十一块五卖了出去。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赶集是个十分辛苦的活儿。天刚亮，就听见伯父家的风箱咕哒咕哒地紧一阵慢一陈地响起来，伯母起来开始做饭了。太阳还没出来就吃饭，准备赶路。无论早晚，也不论卖多少钱，伯父一定回家再吃饭，从不在集上买着吃。冬天赶集，来到家就天黑了，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长年累月都是如此。有一次，赶集卖了五毛钱的绳子，工商所和税务所的工作人员照样去收他的管理费和税费。对伯父来讲，最值得敬畏，称得上最权威的就是工商所和税务所的工作人员。 伯父脾气大，但是胆子却很小。临近晚年，伯父还是骑车带着一边一个木箱子赶集卖货。有一年秋后，在去赶集的路上被一辆三轮摩托车挂倒，在医院住了三天，肇事者连探望也没去，治疗费全是自己出的。听说肇事者是城边子村上的，伯父怕惹人家，担心今后自己赶集被报复，也没敢告人家。有一次赶集，因为风大，体力不支，连人带车掉进了沟里，费了很大力气也没弄上来，最后在路人的帮助下才上来，幸亏没有受伤。 伯父不算是情商高的人，凡事不会做作和装点，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尽管如此，他对伯母看得出疼爱有加，关心备至。自己赶集舍不得吃顿饭，饿着肚子回家，风里来雨里去，但总忘不了给伯母买点炒花生回来当零嘴吃。有时，孩子们到他家，伯母偶尔也拿出几个来哄孩子。但是，有一点我也想不明白，每年过年，除夕晚上伯父总惹伯母哭哭啼啼，一连若干年，谁也不知咋回事，大人也贴不上边。若干年后才明白，都是因为伯父过分钻牛角尖，找根子，哪怕是极小的事情逮着不放。伯父对待伯母的娘家人都瞧不上，无论是谁。亲戚来了，爱搭不理，还话里带刺儿，饭菜也过于随便，一点也看不出亲戚的待遇，别人都看不下去，这尤其让伯母脸上无光。 与伯父家的关系，由于过去的一些纠结，到我离开家乡那年都没有恢复正常化，还不时产生一些疙疙瘩瘩。记得有一年夏天，一连下了几天雨。伯父家院墙皮大片脱落，伯父一人泥墙，没人帮忙，一个人从墙上上来下去，十分不便。眼看又要下雨了，看到这个情况，我主动帮他往墙上上泥，一直到泥完。伯父一句话都没说，仍板着脸，像是欠他八百块似的。我离开家乡，告别的那一天，邻居纷纷来送行，伯父家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谈起伯父，父亲总是一声不吭，他从不在我们面前说伯父的坏话或发泄不满。人们知道，他这是看开了，原谅了伯父的所作所为，不愿将仇恨延续下去。去年，父亲在医院住院期间，第一次听父亲说起伯父的不是，他一边说，一边掉泪，一件件，一桩桩，像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孩子，把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说了出来。他说，那些年，家里穷，我家为筹集盖房，提前备下了檩条，在一次因伯父家修缮房子时，他竟未与我家商量，擅自从我家准备建房的檩条中挑选了最好的两根搬走，用在他房子上。待父亲得知后向他问及这件事时，他不做任何解释，不带一点歉意。他也许心想，反正檩条已搭建在房上，也搬不走了，爱咋地咋地。在父亲向他问个究竟时，伯父一下翻了脸，像是揭了他的伤疤，他不得不说，等我家建房时还给我们家。因为家境不好，无力建房，村里安排给我家的宅基地空闲了多年。 1975年春天，当我们家建房时，并没见伯父有偿还檩条的意思，父亲便主动向伯父提及这事，他勃然大怒，站起来朝父亲大声说，“没有！要不你上房拆下那两根檩条吧！”。听到这话，父亲的心全凉了，久久没有说什么。回到家两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人与人共事，有借有还，更何况同胞兄弟！竟然还比不上普通乡邻！做事如此下作、蛮横，赤裸裸地将兄弟情分撕得粉碎，简直毫无道德仁爱底线可言。在那个年代，一毛钱借着花，父亲靠着五十多元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物质上极度贫乏。而作为兄长，当弟弟遇上困难，无法摆脱时，伯父不但不给予帮助，反而连借去的东西都赖账不还，并丝毫不感到愧疚，如此冷漠与刻薄，非一般人做得出。世上给人带来最痛苦的，往往不是外人，给你伤害最深，让你醒悟最彻底、欲哭无泪的，是那些最亲近的人。 伯父的绝情同样表现在对待子女上。有一年过中秋节，大儿子为表达孝敬和善心，特意买了两只笨鸡给老人送过去。午饭刚上桌，父子两人因一点小事产生不快，言语冲突，伯父随将买来的两只鸡开门扔出了老远，将大儿子也推出了门外，并称要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两个儿子都先后如同仇人，一直很少登门。两个闺女走的也不热络，平时无事不回娘家，即便来了也说不了几句话就走，形同陌路。 对于伯父的种种 做法，父亲总是忍让，显得过分矜持和涵养，尽管伯父见利忘义，视财如命，极其下作。在我们兄弟还小的时候，伯父不顾我们家反对，硬是在距我家房后不足一米宽处挖了一个深猪圈，直接威胁着我家房子安全。这个问题一连纠结多年，之后，伯父才不情愿地移走。 其实，伯父完全是炕头上的汉子，对人家却称得上温和谦恭，从不强势，甚至遭别人戏弄。当别人对他无理时，他只是将别人的手推开，绝不还手。当年伯父在生产队当饲养员时，有一年冬天，一个爱搞恶作剧的社员给他放在南墙根处的尿盆底上钻了个眼儿，害得他夜间漏了一被窝。第二天清晨，他竟然跑到大街上去骂大街，引来众人看笑话。 晚年的伯父，住进了临时搭建的两间土屋，十分简陋，生活拮据。唯一值钱的是他骑的那辆脚蹬三轮车，是借大闺女家三百块钱买的。因病欠本村卫生室的二百多块钱医药费至今无人问津。他去世后，那辆三轮车抵顶了欠大闺女家的债务。 伯父经历了许多灾难，饱经风雨和苦难，可他以一种最朴素和坚韧顽强的生活姿态度过了一生，但最终没能实现生活富裕。现实将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冲得一干二净，岁月好像是跟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这尤其让他沮丧、失望甚至认命。 父亲十分爱我们，宁可委屈自己。他生活上特别节俭。文革那些年，他一件青布中山装一连穿了多年，胳膊肘处磨破了，补上，衣服角都磨得脱色变白了，仍天天穿着。五十多块钱的工资拿了数年，就这用来抵挡所有的家庭支出。弟弟在外地上学，每到临走时，父亲将弟弟的花销算了又算，给的钱数了又数。 父亲所在的中学是远近闻名的学校，曾出息了许多人。当年有众多的外援老师。生活水平在那个年代都不高。每周六的中午，老师们的小伙房都要进行伙食改善，每次父亲都将馒头省下来带回家分给我们吃，自己却吃窝头或用其他食物充饥。有一年冬天，父亲去南京搞外调，还特意为姐姐买了一块红格方块上衣布料，给她做了件新袄，姐姐过年穿在身上，逢人便显耀一番，别人好不羡慕。父亲使用的牙膏，牙刷，总是用到极致才扔掉。凡他使用过的家什都经过多年，甚至几十年，极少有中途夭折的。 父亲教书育人一辈子，书生气十足，论手艺远比不上伯父。他在晚年所做的一些事情，大多都显得过于笨拙，累不少受，却效益低，往往结果不尽人意。而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很有成就感。他修的铁簸箕，修完之后的重量比修前重一倍，他照样爱惜着用，一点看不出嫌弃的意思。他修理器物也有修理不好的时候，甚至越修越糟，每到这时便恼羞成怒，自己生自己的气，与自己较劲，最后狠砸两下，发泄一顿，过来那个别扭劲，这才算认可。别人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议。 父亲的倔强也有他的长处，啥事爱弄个明白，闹个究竟，秉承吃亏在明处。我家人口多，缺乏农村劳动力，在生产队自然每年上交缺粮款多。有一年秋后，粮食分得不比往年多，却让拿好几百块钱缺粮款。那个时候，几百块钱相当于父亲半年的工资。父亲觉得这事得弄个明白，于是找到了生产队会计。结果一算，竟然多算了一百多块钱。这下，一下子激怒了父亲，便冲着这个会计大闹一场，十分尴尬，致使这个会计多年后不敢正面面对父亲。 对父亲来说，吃苦是最廉价的成本。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用吃苦和实干来摆平的。历练是成就人一生最宝贵的资本。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每个教师一日三两米度日，一月工资买不来几斤米。许多教师纷纷离开学校，自谋出路，从此退出教师队伍。父亲非但没离开三尺讲台，许多方面还有建树，桃李遍及鲁北、冀东南一带，不少人成长为国家栋梁。也正是那个年代，塑造了父亲特有的生活品格。他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得过于拘谨，甚至有些小气，缺乏现代人的慷慨和豪爽，包括对待自己的子女。八十年代后期，有一年，我休假一个月回到老家，临走时，父亲通过母亲向我要了三十斤粮票抵作伙食费。 伯父临终前的那些日子，我时常去探望，他坐在炕西头，面朝西边炕头上的柜子。看到我去了，不时掉泪，但不说话。看样子心里有话却又说不出口，低着头，自己不时擦擦泪。屋里除伯母外，没有其他人。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他也许想表达过去与我家的恩怨，但欲言又止。我知道伯父除了最想跟我说，没有人能懂得他，理解他。再往后的几天他开始说胡话，嘴里嘟囔着已故的家人，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我凑上前去喊他，他不应声。临终那天，他朝西斜歪在炕上，喝了半茶碗水后，身子一斜便咽了气。 在他将离开人们的后期，伯父两条腿肿得像柱子那么粗，下不来炕，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天天晚上去伯父家，开导他，给他用热水洗脚，为他按摩。一生中兄弟两人尽管在很多事情上存在隔阂，但父亲在伯父将要离开人们的相当一段时期，表现出的兄弟之情，大仁大义，远远超出了伯父生前对我们家的所作所为。父亲为兄长倒水、洗脚、拿药，丝毫没有不情愿，没有半点怨恨和嫌弃，这恐怕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想，伯父的泪水里面一定包含了许多忏悔和自责。一生中，他对待子女不像子女，兄弟不像兄弟。他的为人处事辜负了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期待，他的心胸容不下人们对良好家庭关系的祈求。 父亲的身体从六年前就进入危险期，为了治病，我们陪老人从县级医院到北京，哪级医院都住过。他上有心脏起搏器，心衰，肾衰。去世前两年，一年中有大半以上住在医院。父亲头脑始终是清醒的。由于多种病在身，每顿饭后吃多种药，他自己能记住哪种吃几片，哪种中午不吃。最终，在今年一月八日，疫情全面封城封村前夕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临终前那些天，他躺在病床上时常落泪，他流的泪一半是基于自己从小失去父亲，缺乏一个完整家庭带给他的温暖，历数经历的坎坷与磨难，而流露出的伤感和无奈；另一方面，同胞兄长刻薄、强势，使他忍受了太多本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抑。另一半是欣慰和释怀的泪。 父亲和伯父一生受苦受难，汗珠子摔八瓣儿，劳累终生，为生存和理想所做的努力，其中的功与过，对与错都不容再现，这一切都像是昨日的浮云，随风飘散…… 祝生者惜缘，情深不责，交往有度； 愿天堂祖辈，仁慈宽厚，不再纷争。 二O二O年九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