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人父母者，最恐惧的事  (节选自《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第8章)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乔纳森·海特著 田雷 苏心译 1979年5月25日，距离纽约大学不远，从校区往南数街区开外，6岁的男孩伊坦·帕茨征得了父母的同意，让他自己从公寓出发，穿过两个街区，前往校车站。从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活不见人，也始终找寻不到他的尸体。当年居住在纽约的人，十有八九还能记得那时寻人启事遍布全城，也许还想得起那对父母出现在晚间新闻上，他们痛不欲生，恳请全城市民如有线索就站出来。 但改变美国孩子之童年的，还要等到两年之后，发生在1981年，第二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此案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致力保护孩童们不受陌生人的伤害。亚当·沃尔什当时只有6岁。妈妈带着他，一起到佛罗里达州好莱坞的一家西尔斯百货买东西，有一处售货点正在推销最新款的雅达利电子游戏，妈妈就把亚当放在那里。当时，那个柜台吸引了一群年龄更大些的男孩子，亚当的妈妈就让他待在那里看，而她自己则离开一会儿，到灯具部转几分钟。男孩们因为下一个轮到谁发生争执，继而大打出手，西尔斯百货的保安因此把所有的孩子都赶出了商场。接下来发生的大概是，大孩子们都四散而去，只有亚当胆子小，不敢开口，说妈妈还在商场里。他孤单一人，站在商场外，成了一个流窜作案的杀人犯的猎物，用玩具和糖果做诱饵，将亚当引到了他的车上。两周后，在130英里以外的运河里，发现了亚当的头，未见尸身。 亚当的父亲约翰·沃尔什，自此后以毕生之力来救助儿童，保护他们免遭此类毒手。他创建了亚当·沃尔什儿童资料中心（Adam Walsh Child Resource Center），该组织呼吁立法改革，到了1984年，成功推动美国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的走失和受虐儿童国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 Exploited Children）。沃尔什还和制片人合作，创作了在电视台首映的电影《亚当》，首播时吸引了全国3800万观众。1988年，沃尔什发起了一档基于真实犯罪的电视节目，名为《全美通缉令》，报导尚未侦破的犯罪案件，包括儿童诱拐，由此向社会公众寻求帮助。他还设法推广一种巧妙的新方法，散播失踪儿童的照片：将照片印在牛奶纸盒上，上面标上醒目的大写字母“MISSING”（失踪）。 这样印制的纸盒最早出现在1984年，首批中就有伊坦·帕茨的照片。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计划如雨后春笋，在购物袋、广告牌、披萨盒，甚至是水电费的账单上，都印上了失踪儿童的照片。习惯改变后，恐惧也与日俱增，许多家长开始相信，无论什么公众场合，只要他们的眼珠错开孩子片刻，他们的孩子就可能被夺走。而放手让孩子在自家社区周边闲逛，只要没有成年人的监管，家长的心就是吊着的。 陌生人绑架并谋杀孩子，可以说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罪行。但谢天谢地，这种罪行，也是最罕见的。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所有的失踪儿童中，接近90%的是因为沟通有误，或者搞错了方向，而主动离家出走，最后回到家中的失踪儿童，更是高达99.8%。在儿童被诱拐的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被失去监护权的某一方父母所带走的；真正被陌生人所绑架的，只占上报失踪儿童总数的不到1%——美国有超过7000万名未成年人，这意味着整个国家每年大约有100个这样的孩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167统计所有以儿童为对象的犯罪，其比率都在下降，与此同时，儿童在被绑架后劫后余生的概率则有所增加。 现实的风险，还是想象的风险 回想当年，在互联网世代的父母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从小长大的城市和市镇要比如今危险得多。无论是婴儿潮的孩子们，还是在此之后的X世代人，他们的成长背景就是不断恶化的犯罪狂潮和骚乱。拦路抢劫，当时是城市生活的常态，民众居住在城市中，有时就学会带一个便宜的钱包，里面装着“给劫犯的钱”，这样被抢时就不用交出真钱包了。海洛因注射器和后来的可卡因瓶随处可见，成为城市里的一道景观。如果你把这么几件事放在一起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犯罪大潮，到80年代期间有线电视的迅速铺开，其中有些新闻频道甚至不分昼夜，对儿童失踪案件进行全天候的报道，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家长到了90年代会变得担惊受怕、处处设防了。 犯罪浪潮到了90年代初戛然而止，当时几乎所有犯罪的发生率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幅下降。举个例子，到了2013年，谋杀率已经下降到60年之前的水平。但即便如此，因犯罪而产生的恐惧，却没有随着犯罪率的下降而有所减缓，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这种为人父母的新习惯看起来已然成为新的全民规范。如今美国父母的育儿方式，同陌生人给孩童们造成的现实风险，已经完全错位脱节了。 让我们看一看，有些家长在安全主义这条道上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2015年，密苏里州的一家人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他们“绑架”了自家6岁的儿子。父母想要“给他上一课”，让他有切身的体会，原来对陌生人友好是最危险的。下了校车后，这个男孩就遇见等在那里的姑妈的同事，被诱骗上了一辆皮卡车。据警长所述，这名男子随后向小男孩宣布，他永远不会“再见到妈妈”了。警方还披露，男子用夹克上衣蒙住男孩的脸，这样他就看不出自己实际上是被带到了自家的地下室。下车后，孩子被五花大绑，那名男子用枪威胁他，大意是他将被卖去做性奴。 当然，这样的父母确实天下少有，竟想到以这样恐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安全主义还以不那么极端的形式，通过比较微妙的方式来教导着下一代。利思科特-海姆斯和斯科纳兹都和我们分享了一样的故事，现如今的父母们不敢让十来岁的孩子骑自行车去邻居家。在为“健康儿童网站”（Healthy Children.org）撰文时，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到，“走失和受虐儿童国家中心认为，任何年龄段的孩童都不应被允许单独使用公共卫生间”。这位心理学家还以她9岁的儿子为例，给出了如下建议： 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公共卫生间。 教你的孩子别用小便池，而是用单人隔间。 尽量不去有多于一个出入口的公共卫生间。 当孩子在隔间里方便时，要守在门外，全程不停地跟他们说话。 我们可以理解身为母亲的担忧，害怕儿子在公厕里会碰到变态。但问题是，如果说，一种做法是如这位心理学家所提示的，教育男孩子只懂得惜命，每次上公共卫生间时都要同父母保持口头联络，另一种做法是教会他识别洗手间里的变态或不当行为，万一他将来真的遇到变态，也能懂得摆脱，两种办法，到底孰优孰劣呢？ 安全主义的诸危险 如果你经常在“脸书”上打发时间，没准就会碰到这样的标题党帖子，比方说“70年代孩子早该死光的8条理由”。理由之一：草坪飞镖……理由之四：爱用助晒油，而不是防晒霜。）我们这辈70年代的孩子，看到此类帖子就喜欢转发，因为我们在嘲弄当今父母们的安全顾虑。借此也可以指出，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岁月中，没有人系安全带，戴自行车头盔，那年头大部分成年人都抽烟（孩子在身边也不怕），油漆和汽油都是含铅的，人们会鼓励孩子自己去公园和游乐场，那些随便是谁都能绑走他们的场所。 虽然这些帖子难免充满了嘲讽和蔑视的腔调，但它们还是凸显了在追求儿童安全的道路上某些重大的成绩。安全带的普遍使用，挽救了许多的生命；自行车头盔降低了脑部创伤的风险；〔20〕身边有儿童时不吸烟，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无铅油漆和汽油做到了防患于未然，预防了无数的医疗问题和死亡。综合上述因素，从1960年到1990年，统计5至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和事故而致死的人数减少了48%，而在年龄更小的孩子（1至4岁）中，死亡数则下降了57%。儿童安全运动的成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代父母常怀安全之忧，甚至走到了安全主义的极端。毕竟，既然关注重大威胁就能产生这样的红利，那么何不更进一步，让童年尽可能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呢？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一个大问题，当我们试图构建完美无缺的安全系统时，我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几乎无可避免。比方说，通过救助危难公司来预防金融动荡，可能到不远的将来，就会导致更大规模也更有摧毁力的经济崩盘；为了保护森林，扑灭林中的小火，结果枯木堆积起来，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火灾，即使把此前预防的小型火灾都加在一起，也远不及一场大火烧得干净。安全规则和规程，正如大多数要改变复杂系统的尝试一样，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有些时候，此类非预期的后果会尤其恶劣，导致原本计划中的受益者状况反而每况愈下，还不如啥都不做，顺其自然。 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铅，或者吸二手烟，显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遭遇到车祸，却没有系安全带，当然也不会让孩子们在以后撞车时变得更皮实。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努力是不同的。保护会付出代价，孩子们因此错失了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者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待在室内，也会增加肥胖症的风险。）斯科纳兹一句话道出真相：“这种认为‘一切都很危险’的三观有问题，因为过度保护本身就是危险的。” 利思科特-海姆斯也所见略同： 我见过好多家长，他们不准自己17岁的孩子独自乘坐地铁。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对女儿有什么长远之计吗？”……我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我发现孩子们不敢孤身走在人行道上。他们不喜欢一个人去散步，也不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兜风。要说原因，大概是他们被彻底养成了这副模样，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坏人绑架。 正如塔勒布在《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中所揭示的，为我们的孩子罩上保护之盾，我们这么做，反而会在无意间阻碍他们的成长，剥夺他们所必需的人生经验，似乎舍此就无法使他们变成有所作为的大人模样。15年来，记者哈拉·埃斯特洛夫·马兰诺一直在发声，呼吁人们警惕这一趋势。“父母们正在不遗余力，为他们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钉子，”她说，“然而，来自父母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孩子们变得更脆弱。”某种程度上，大多数家长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仍会盘旋在孩子周围，一眼不错地保护着他们。就连利思科特-海姆斯自己也无法免俗： 所以说，我曾严厉批评过那些父母，孩子都读大学了，他们竟然还不会放手。然后直到某一天，我的孩子那时已经10岁了，晚餐时，我侧身过去，开始切他盘子里的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天呐！我居然在帮他切肉，可他已经10岁了呀！10岁的时候，我已经在照管其他娃娃了，但我自己的孩子，10岁了，还要人给他切肉。这可真是活见鬼了！ 安全主义文化的生成，这锅不能全由个体家长来背。归根结底，为人父母者过犹不及的育儿以及安全主义，都是“进步所导致的问题”，在本书的导言中，我们曾提过这个概念。谢天谢地，一家人通常要有五个或者更多的子女，难免其中一个或者好几个要早夭，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当国家实现物质繁荣，妇女获得教育平等，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有渠道享用良好的医疗和避孕工具时，出生率就会大幅下降，大多数夫妇都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也因此投入更多的时间，来照看这些数量更少却也更加健康的孩子们。事实便是，尽管较之于1965年，今天的母亲们生育的孩子更少，外出工作的时间大幅增多，但她们用来照顾孩子的总时间却更多了。父亲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就增幅而论，甚至还更大。 父母花时间陪孩子，通常而言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严密监管和保护往往过犹不及，太多就会变形为安全主义。孩童们就其天性来说是反脆弱的，但一旦为安全主义所攻克，就会成长为更脆弱也更焦虑的忧伤青年，也因此更容易接受前述的“人本脆弱”的谬论：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过度保护，实乃情非得已 当为人父母者聚在一起讨论育儿问题时，对“直升机家长”的谴责总是不绝于耳。许多父母也想要少些盘旋，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做起来太难；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同辈做父母的，有学校的，甚至连法律都在施压，驱使父母做出越来越多的保护，很多时候远远超出其所愿。斯科纳兹这么说，社会压力经常促使父母去做“优先最坏结果的思考”。为人父母者，要为最坏的可能结果做足准备，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其他父母连同老师们看不起，视之为“坏父母”（甚至是“美国最恶毒妈妈”）。在人们的预期中，好父母应当相信，一旦无人监管，他们的孩子就会身处险境。 情况愈演愈烈。有些父母曾拒绝这种不分巨细的育儿方式，给孩子以更多的自由，结果竟真的被捕。2015年，佛罗里达州一对父母被控犯有“疏于照顾儿童”的重罪，只因他们回家晚了。他们11岁的儿子，由于进不去家门，只好在自家院子里打了90分钟的篮球。邻居给警察打了电话。父母双双被戴上手铐，脱衣搜身，采集指纹，在拘留所被关押了一整夜，随后因疏于照顾儿童而被捕，而那个11岁的男孩，连同他只有4岁大的弟弟，被送进看护中心，待了整整一个月。即便在回到父母身边后，这俩孩子仍被要求参加“游戏”治疗。而这对父母，此前从无疏于照顾孩子的前科，也被强令要求接受治疗，参加课程，学习如何做父母。 20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斯托，一位女士走进一家西维士连锁药店，将女儿单独留在车里。这听起来可能很恶劣，尤其是此时正值夏日，这位妈妈还把车窗都关上了。一位警觉的路人打电话报警，警察赶来打开了车门。据警方讲，这孩子“反应灵敏”，并没有遇险。但整个事实却是，这女孩已经11岁了。她先前告诉妈妈，自己不想下车到店里，宁愿待在车里等。 在这种歇斯底里的育儿方法尚且不存在时，孩子们到了11岁，就可以为邻居家当保姆，照看更年幼的孩子来赚点零花钱，且学会承担责任，回想20世纪70年代，本书作者乔和他的姐妹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如今，在某些警察部门和热心邻人看来，11岁大的孩子自己还需要保姆。这位母亲收到了一张法庭传票，被控行为不端，要出庭接受聆讯。 当警察也支持安全主义时，家长就不得不事无巨细地保护孩子了。俄亥俄州新奥尔巴尼市的警察局长建议，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孩子们不应被允许外出，直到他们年满16岁。当你把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考虑，有来自朋辈的压力、公众的羞辱以及被捕的风险，那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竟有这么多的父母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即便是一转眼的时间，虽然在这些家长中，很多人谈起他们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便是同小伙伴们一道外出冒险，而没有大人们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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