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货币地名与夏商文化

夏商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其主要学术目标是在确定早商文化的基础上，辨识出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由于对任何一种文化的推定都离不开对其他两种文化的研究，所以学术界习称之为夏商文化研究1。

本文所说的东周货币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货币。相对于其它地区的货币而言，三晋两周地区货币上的地名较多。这是一批研究古代地理沿革的宝贵资料。黄锡全先生曾有《先秦货币中的地名》一文，全面简要地介绍了东周货币上的地名资料2。

早年专攻夏商文化时，因知识面所限没有充分利用货币地名。后来在核对黄德宽先生关于《曾姬无恤壶》铭文中“宅”字的释读时3，想起先师邹衡先生曾利用“宅阳”布上的“宅”字考证郑州战国城出土的“亳”字。于是顺手翻查黄锡全先生的《先秦货币通论》4，得知战国韩国布币中有一种“亳百浧”锐角布，并由此联想到此前曾根据蔡运章先生的研究，利用了洛阳地区“唐是”布的地名资料5。再通查该书，又获得诸“寻”、“尸氏”、“郕”等地名。至此有关夏商文化研究之关键地点的货币地名均已发现。相信若将东周货币地名与夏商文化研究的成果相互比勘，应该可以得出很有意思的结果。

下面先一一对勘几处地名，再对有关的方法论稍加探讨，以就教于夏商文化和先秦货币两方面的方家，并为先师逝世十周年祭。

一、“亳百浧”锐角布与早商亳都

《先秦货币通论》126-7页收有一枚锐角布的图像和尺寸。该布长7.04、足宽4.5厘米，重19.4克，上有“亳百浧”三字（图一）。此布为澳门钱币收藏家陈萌先生珍藏，是从大陆流传过去的。陈先生认为此布“通体硬绿”，应是“绝对真品”。对此黄先生有专文介绍6。何琳仪先生《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119页收一“亳百浧”锐角布，无出处而仅注明来源为“照片”7，而同氏之《战国古文字典》“亳”字条下也有一例采自“澳门陈萌藏”的“亳百浧”锐角布8。该摹本下部无右拐的横划，与黄先生所收拓片上的显示不同。然若仔细比较两处亳字，可知二者极似，右拐之横划的有无是唯一的区别。故此在正式查证之前，可初步认定两位所用陈氏收藏之“亳百浧”布应是同一枚。

图一“亳百浧”锐角布

（《先秦货币通论》126页，图五三：4）

黄先生还听说山西一名钱币爱好者也收藏一枚，并特意说明他对澳门、山西的两枚均只见到拓片，故不敢轻易肯定。博宝艺术网所收的一枚未注藏处，或即山西那一枚9。

西安王刚先生的金泉钱币博物馆亦收藏一枚，并视其为馆藏珍品之一10。通长7.15、宽4.2厘米。此币1998年3月在陕西某博物馆公开展出，1999年至2001年在金泉博物馆公开展出，2010年春季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三层紫金大厅，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1,176,000元高价拍卖11。经仔细对比照片，上述三枚的细部有所不同，应是三件无疑。

“亳百浧”布属于大型锐角布。这种类型的布共有四种面文：“亳百浧”、“卢氏百浧”、“舟百浧”和“百浧”。关于面文中的“百浧”，旧释“涅金”，认为是地名。此释无法解释“卢氏”等地名，显然不通。或释为“金涅”，读为“金化”即金属货币的意思12。何琳仪先生据《集韵》的“浧，通流也”，以及王念孙《读书杂志》对《管子·宙合》中的“浧”字“与盈同”的解释，认为“‘百浧’应是货币流通的吉语”，其义与唐代的“百宝大盈库”相近13。自从中山三器上与“金”字同形的“百”字被释出以后14，人们读懂了很多过去不通的钱币面文。这种锐角布“浧”前之字读“百”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读作“金”亦通。由于无关本文宏旨，故暂时读作“百”而不予深究。

大型锐角布上“百浧”之前的字均为地名。关于“卢氏”与“舟”二地，何、黄二先生均认为是今“河南卢氏”和“河南新郑”。关于“亳”地，黄先生列举了商丘东南的南亳、商丘北四十里大蒙城的北亳和偃师西的西亳，并指出前二者属魏，后者属周或韩。又根据大型平裆锐角布中的“卢氏百浧”布曾在郑州出土、“百浧”布曾出土于新郑和郏县并在郑韩故城出土有陶范等，断定这种“大型平裆锐角布”应是韩币。并以此为基础推定布上的亳地应是偃师西亳。至于其时代，则定为战国早中期15。何先生在上引“照片”二字后列有地名“河南登封”，而在120页采自《陶汇》的郑州出土的“亳”字印陶之后则注为“河南偃师”。依该书体例，显然是将“亳百浧”中的亳地推定为现在的“河南登封”，而将郑州出土印陶上的“亳”地推定为“河南偃师”。与黄先生相同的是，何先生也将这件“亳百浧”布定为韩国钱币。刘余力先生则认为 “亳”通作“薄”，其地在今河南荥阳市西16。

黄先生将“亳百浧”之亳、何先生将郑州印陶之亳推定为今河南偃师，很可能是受了夏商文化研究中偃师商城西亳说的影响。可是二说包含难以解决的矛盾。首先，将“亳百浧”之亳定为偃师，与推定该布为韩布存在矛盾。黄先生将该布的时代定为战国早中期，可是这一时期的偃师是周王畿之地，而非韩国的属地。况且黄先生断定周王畿在战国早中期流行的是平肩弧足空首布17。其次，黄先生将“亳百浧”之亳定为偃师，无法说解其与郑州战国印陶之亳字的关系。何先生虽注意到了两种亳字，但将其分别定为登封和偃师。将郑州印陶之亳定在偃师，无法解说其全部发现于郑州的原因，而将锐角布之亳定在登封，则可能是由《尚书·立政》之“三亳阪尹”引申而来的新说18。

图二：锐角布与郑州印陶之“亳”

如果将“亳百浧”之亳定为郑州战国城，即可很好地解决黄、何之说中的矛盾。第一，郑州商城之上有战国城，而偃师商城却无，因此前者更有资格被推定为“亳百浧”之亳。第二，郑州战国城是韩国之城，应是韩币的流通之地，与“亳百浧”布为韩布相合。而偃师商城在战国早中期为王畿之地，应是两周平肩弧足空首布的流通区域。第三，“亳百浧”之亳与郑州印陶之亳非常相似，其上部所从之“人”、“口”和下部所从之“七”都可以在郑州陶文中找到（图二）。

刘余力先生认为“亳”通作“薄”，并据《后汉书·郡国志》：“荧(荥)阳有薄亭、敖亭”推定“亳”地在今河南荥阳市西，但并未列出其定为“西”的证据19。最早论证郑州商城即汤都亳时，先师即将此条文献列出20。过去笔者曾直接将荥阳的薄亭、敖亭与汤都亳、仲丁都敖相联系，以与偃师的汤亭对读21。现在看来，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讨论。《后汉书·郡国志》将“薄亭”、“管城”分别列入荥阳、中牟两县，看起来二地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只是分属两县的二地未必相距很远，也可能都位于二县交界地带。何况汉代人已经不知郑州乃早商亳都，“薄亭”之定名可能只是根据某个与早商亳都相关的地名，因此其与占据郑州商城大部的“管城”有一定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汉代之亭主要是为了捕盗而设的准军事组织，其选址多在交通要道而非邑聚之处，只是其取名似乎偏爱古地名，因此“薄亭”之名与真正的古亳城有一些“死拉硬拽”也是可以理解的。

郑杰祥先生曾提到“在今郑州市的西南隅，发现印有‘亳聚’二字的秦汉时期的陶器文字”22。可惜不知“亳聚”陶文的具体出土地点和环境。若其与郑州战国城有一定距离，并且是器物使用地点的话，则有可能与上面提到的“薄亭”相关，从而为我们推定“薄亭”的位置有所助益。

二、“亳”字空首布与早商亳都

1962年3月在河南省宜阳县韩城公社阡陌岭村出土了19枚春秋时期的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出土地点在县城西31公里，东北距洛阳63公里。蔡运章等先生在报导这批材料时将其中一件上的单字隶定为“亳”23。《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篇》将此币收为第385号，也将面文释作“亳”，并注明“重33.2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同书之386号的面文与385号相同，也被释作“亳”，而388号的横划较短，则被释作“京”字。386和388号均有泥，分别重36、35克，都是上海博物馆藏品24。

图三 “亳”空首布

（1. 《中原文物》81-3，图一：14；2、3.《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篇》386、388号）

张剑先生在列表说明大中型平肩空首布的地名文字时，列有“亳”、“京”二字，前者下部内侧从“十”，后者从“丨”25。《古币文编》“京”字条收有4件明显是从“十”者。其中1件注明是“布空大豫洛”，显然就是宜阳出土的1件26。《先秦货币文编》“亳”字条下收有6件从“十”者27。后两种工具书虽然对字形的隶定不同，但均将下部内侧从“十”、从“丨”和从“丨”加点者视为一字。

类似的“亳”字亦见于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图四中的四例是从《殷周金文集成》里选取的。其中三件是由“亳”、“戈”、“册”三字合成的组合族徽，另一件则仅有“亳”、“册”两字，位于戈内的两面。考虑到该器是戈，我们倾向这一两字组合与其它三件三字组合是一个族徽。四器之“亳”的具体写法略有不同。就下部内侧的构件而言，两件从“十”，两件从一草头形部件，即中间竖笔向左或右下斜出而弯曲，两侧横划尾端上翘。下从草头形的“亳“字亦见于甲骨卜辞，只是卜辞诸例此构件中的竖划大多较直。绝大多数学者将此字释作“亳”，唯李学勤先生则释作“蒿”而读作“郊”28。

从“十”的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上的“亳”字既与从“七”的郑州战国陶文“亳”字有别，又与从“丨”的“京”字和从“丁”的“亭”字明显不同29。相比较而言 “十”与“七”比较接近，而与“丨”、“丁”相差较远。考虑到从“七”之“亳”迄今仅见于战国文字，我们有理由推测自商至春秋时期的“亳”主要有从“十”和从草头形两种，到战国时期才由“十”演变为“七”。赵平安先生曾指出：“竖笔斜曳也是古文字中常见的现象”30。由“十”到“七”的演变正是竖笔斜曳的结果。

图四 金文族徽文字“亳”

大中型空首布上的文字内容，包括数目、干支、方位、吉语、五行、五音、日月、帝王、贸易、事物、地名等，总共在200种以上31。先秦文献中的“亳”字仅用于地名，因此空首布上的单个“亳”字应该是地名，而且很可能就是上文所论“亳百浧”锐角布里的“亳“地。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的发现地点集中于洛阳及其附近，据此蔡运章先生推断“这种货币主要是周王畿内的铸币”32，黄锡全先生认为这类布当是春秋时“周、晋、卫、宋、郑等中原国家通行的货币”，并根据晋、卫、韩国曾铸行其它品类空首布的情况，推断“郑、宋等国通行的大部分货币可能是平肩弧足空首布，同周保持一致”。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33。

郑州商城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仍是废墟，不过附近亦有人烟。1998年1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环道西侧、西流湖东岸清理14座东周墓34，稍后又在南阳路与黄河路交叉口西北的郑纺机住宅楼工地清理24座东周墓35，两处墓地的年代都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由郑州战国城对商城的全面利用来看，当时商代城墙仍然立于地面之上。鲁襄公十一年即公元前562年，晋悼公曾主持在亳城之北的盟誓。两处墓地的年代、亳城之盟的年代均与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的铸行年代大略相当。故此将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上的“亳”字与郑州商城的亳丘故墟相联系是可以说通的。

三、“成”字空首布、“郕”字方足布与夏商郕之战

“成”与“郕”乃古今字，用于地名时二者同义，因此我们将两种布币一起讨论。

大中型空首布中有带有单个“成”字的。仅《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就收有12件（图五）。这两种空首布的铸行年代与流通地域，上文在讨论“亳”字布时已经引述。

小方足布中有面文是一个“郕”字的。根据已见到的图像，该字的“成”、“邑”两部分列中线左右。这样的左右布局在带有“邑”旁同类布币上颇为常见。其“成”旁的主体是一个方框，大多另加一两个笔划（图六）。关于这种“成”字的来源，黄锡全先生认为是从甲骨、金文的成字演化而来，可以信从36。关于小方足布的铸行年代和地域。黄锡全先生断定：“小方足布是战国中晚期中原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形式……其上限可推定在公元前370年前后，其下限则应定在秦灭诸国统一之时。”

图五 “成”字大中型空首布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169、178）

图六：“郕”字面文之小方足布

关于成（郕）地所在，研究货币的专家主要有周、魏两说。魏国说主要是根据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成国，将布币上的成地定为山东菏泽东北37。此地位于魏、赵、齐三国边界地区，说者虽未举出有力的证据确定此地的国属，但布币上的“成”是此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有人将“成”推定在山东宁阳东北38。此地已属齐境，显然是不合理的。相比较而言，周地之“成”要比魏地者更为可靠。《史记·周本纪》“王赧谓成君”徐广注引《战国策》曰：“西周令成君辨说秦求救”。程恩泽曰：“《急就篇》注：‘成者，周之采地。卿士所食。成肃公、简公、桓公是也，故称成氏焉……疑武叔受封与郕，其支子仍为周卿士……此成君或即其后欤”39。郑家相将成地定在偃师西南、朱活则推定为洛阳西北的王城40。

实际上，韩国也有名成之地，即成皋。“皋”与“阜”（曲阜）、“丘”（商丘）、“原”（太原）等一样，都是地名后缀，因此成皋就是“成”地。成皋是东西交通的咽喉之地。笔者推断此处是夏商成之战的旧地，也是周初成国的始封之地。西周金文里的成师也可以解释为此地，说明成国东迁之后原地仍然名成。周平王东迁之后，曾将虎牢以东的土地赐于郑武公。《战国策·韩策》：“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韩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可见成皋在战国中晚期主要为韩国之地。

近来出现两条关于成皋的战国文字材料。一是旅顺博物馆的一件铜鼎。该鼎的形制是战国中晚期三晋地区比较流行的样式。器盖外侧有阴刻铭文“王后左相室”。口沿下阴刻铭文“十四年成皋令赵容造公鼒容斗”。其中的“造”字从贝、攴、告声，是典型的韩国文字。因为已知的几件“王后相室”鼎均为燕国刻铭，所以这件鼎应该在韩国制造的，后因某种原因流转到燕国。由于自韩昭侯至桓惠王时期的韩国君主在位时间都超过十四年，因此铸造该鼎的具体王世待定。铭文中的皋字为左“阝”右“咎”。二是“在虎牢关附近遍布砖瓦陶器残片的山中拣得一片还算完整的器盖”。器盖内里印有“成咎”二字41。

已发现的铜布中未见“成皋”二字，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郕”字小方足布之“郕”有可能是指成皋，亦即夏商郕之战的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