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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汉碑众多，知名者亦有数十种，依风格大约可以划分为典雅平正、清丽婉转、方整拙朴、浑厚朴茂、野逸纵肆、瘦劲简直、静穆沉雄、古淡虚和，凡八类。 汉承秦制，西汉初期实行六书，隶书已成为官书，经过汉初整理推广，出现许多优美隶书作品。西汉前期的隶书没有发展到后汉时那样成熟是事实，但西汉晚期隶书也已基本成熟，已接近东汉成熟的隶书，因为字体的发展不会因朝廷变化而截然分开、断裂，总是渐变的过程。
古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楚帛书、竹简、玺印、货币、陶埴、铜器、刻石上就有打破篆书用笔、写法草率、字形扁平、体式简略的字体，这是古隶的先导。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是秦隶的代表，它虽已包含有大量篆书的体势及笔意，但已冲破了秦隶的约束，写来自然随意。至西汉隶书，所含的篆意明显减弱，逐步将圆转改为方折，有的字体已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蚕头雁尾和上挑的笔势，如《五凤二年刻石》等。 西汉、新莽时期
西汉刻石较东汉时期少。比较同时期的简牍帛书墨迹，西汉刻石中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刻石往往出于典重的目的，因此篆书使用较多些，字形也比一般简牍帛书的字形大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刀凿与历久风化原因，在线条形状和质感上呈现出不同于墨迹的斑驳生拙的风貌，这就是后代书法家以笔师刀，学习这些刻石时所热衷取法的“金石气。” 在汉代不断发展成熟的隶书也在刻石中得到使用，但与简牍帛书墨迹相比，隶属特有的波磔笔画在凿刻过程中并不被强调，从而使西汉刻石中的隶书表现出更多篆书结构与笔意特征，总体上也更有朴茂生拙、雄强大度的气象。如《文告刻石》《莱子候刻石》与当时的隶书手写体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石刻年久风化，点画漫漶，浑厚天成，线质感完全不同于简牍帛书墨迹的圆润光滑。 东汉
东汉刻石远较西汉兴盛繁荣。因为在东汉时期统治者崇仰儒学，提倡名节孝道，社会上崇丧厚葬、树碑立石以广名声的行为蔚为风气，并愈演愈烈。东汉后期是八分隶书入碑的鼎盛时期，八分隶书在西汉后期已发展成熟，一直是作为日常的手写正体，此时已因时代的累积而成为具有历史厚度、能昭示典重性的字体，成为碑刻文字的主要字体。
汉代乃书法史上大放异彩之时期，今日可见之大量汉代隶书碑刻是其时书法之优秀代表。现存汉碑众多，知名者亦有数十种，依风格大约可以划分为典雅平正、清丽婉转、方整拙朴、浑厚朴茂、野逸纵肆、瘦劲简直、静穆沉雄、古淡虚和八类，试分述如下： 典雅平正 《礼器碑》 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无额，立于东汉永寿二年，原在曲阜孔庙，今存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礼器碑》作为汉代庙堂碑刻之典型代表，历来广受赞誉。清王澍尤为推崇，以为“此碑上承斯、喜，下启锺、王，无法不备，而不可名一法；无妙不臻，而莫能穷众妙”“自有书法以来，变化之妙，无有及者”。《礼器碑》用笔瘦劲，提按强烈，文质相生，典雅堂正，以正面示人，达中和之境，无愧王澍此评。  汉 礼器碑 局部 
汉 乙瑛碑 局部
《乙瑛碑》 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无额， 立于东汉永兴元年，原在曲阜孔庙，今亦存汉魏碑刻陈 列馆。《乙瑛碑》与《礼器碑》俱为成熟期之隶书，即“ 八分书” 。其“ 八分” 体势表现完善，左右背分，用笔厚重，风格平和典雅，庙堂气息浓郁。清人方朔言“ （乙瑛）字之方正沉厚， 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篛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 《史晨碑》 分前后两碑，并刻一石，立于东汉建宁二年原在曲阜孔庙，今亦存汉魏碑刻陈列馆。《史晨碑》风格成熟，平正整饬，为汉隶名品之一。王澍以此碑与《礼器》《乙瑛》 并举，云：“ 汉孔庙碑传于世者，于今有三：一《乙瑛》，二《韩 敕》，三《史晨》，皆鲁相也。三碑，《乙瑛》雄古，《韩敕》变化， 《史晨》严谨，皆汉隶极则。”  汉 史晨碑 局部 
汉 西岳华山庙碑 局部
《西岳华山庙碑》 立于东汉延熹八年，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内，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的关中大地震。《西岳华山庙碑》有论者以为古意略逊，略伤于俗，实则典雅工致，富丽精绝，在孔庙诸碑外别具风神。清初朱彝尊极为推崇：“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朱氏之论虽有过誉之处，然亦指出此碑能兼诸碑之长，特别是于方整中见流媚，典雅中寓富丽，乃他碑所不及。以上诸刻典雅平正，工致中和，又同中有异，是汉隶中气息最 为纯正者，近之者有《孔宙碑》《郑固碑》《淮源桐柏庙碑》《夏承碑》《鲁峻碑》《韩仁铭》《孔彪碑》《尹宙碑》《袁博碑》《赵菿残碑》《子游残石》《阳嘉残碑》《杨叔恭残碑》等。《夏承碑》体兼篆隶，略失于怪。 清丽婉转 《曹全碑》 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立。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郃阳，明末清初时断为两截，今存西安碑林。《曹全碑》出土较晚，锋芒毕露，笔意如新，故在明末清初享有大名，至今不衰。此碑清雅秀美，灵动婉转，平和秀逸，刚柔相济，别具风韵之美。汉碑多以拙朴厚重见长，《曹全碑》则韵致翩翩，若吴带当风，故清万经誉为“神品” 。清朱履贞亦赞誉有加： “ 分书石刻，始于后汉。然年代既遥，石质磨泐，妍媸莫辨，惟《曹全碑》，明季始出土，于汉碑中最为完好，⋯⋯此盖汉人真面目，壁坼、屋漏，尽在是矣。” 此处所言“ 汉人真面目” ，正是指出此碑在传世汉碑中保存汉隶笔意最为清楚明白，令学书者有迹可寻。  汉 曹全碑 局部 
汉 张景碑 局部 《张景碑》 全称《张景造土牛碑》，立于东汉延熹二年，1958年出土于河南南阳。因出土时已残损，故亦称《张景残碑》。此碑因出土晚，故字口清晰，笔画完整，风格秀雅平正，清丽畅达。其中“府” 字竖笔拉长，在出锋前铺毫折笔，于流动中含 波折起伏，独具意韵。此种类似于汉简之处理方式，在汉碑中极为少见。 清丽婉转之风格，在汉简中多有，如《居延汉简》中即有类似风格。 近之者有《孔彪碑》《赵宽碑》《王舍人碑》《朝侯小子残碑》《陶洛残碑》等。 方整拙朴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立于东汉中平三年，原在山东东平，今存泰安岱庙。《张迁碑》是汉碑中方笔类的代表作，方整拙厚，朴茂雄健，颇接山东地气。此碑用笔万毫齐力，极力奋发，有排山倒海之势，结体外形极力求方整，在内部空间上做文章，貌愚实智，大巧若拙，正是藏精明于浑厚，似模糊反精到。碑阴部分因椎拓较少，保存亦较正面为好，线条更加厚重，中实之美，无与伦比。碑额篆法奇肆高古，线条盘曲迂回，如虫蚀木，亦是汉碑碑额中之佼佼者。清杨守敬以为“（《张迁碑》）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 气，流为汉初三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 校之魏 《受禅表》《孔羡碑》，此说颇有道理。顾亭林先生以此 碑为后人翻刻者，实为失鉴。  汉 张迁碑 局部 
汉 鲜于璜碑 局部
《鲜于璜碑》 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973年出土于天津武清，现藏天津市博物馆。此碑方笔厚重，宽博大气，字形多变，与《张迁碑》相比，拙朴不及，方整过之，结体之变化也不及《张迁》自然生动，但其在方笔铺毫上做到了极致，在汉碑中除《张迁》外鲜有其匹。近之者有《肥致碑》《张寿碑》等，后者亦近典雅平正一路。 浑厚朴茂 《衡方碑》 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原在山东汶上，今存泰安岱庙。《衡方碑》剥泐较甚，远观石花满眼，一片模糊，近看方觉方正浑厚，朴茂雄强。其碑额十字做隶书阳文，尤觉厚重古朴，清代伊秉绶隶书极似此额。《衡方碑》结构较为整齐一律，显得平板，但因为剥泐残损之故，线条显得多有变化，整篇虚实相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化解，从而有温柔敦厚之气象出来。清翁方纲云：“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矣。” 
汉 衡方碑 局部  汉郙阁颂局部 《郙阁颂》 全称《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立于东汉建宁五年，原在陕西略阳。《郙阁颂》处 嘉陵江边，长期遭受洪水冲刷，加之纤夫拉船时绳子所留痕迹，残损较甚。1997年当地修路时又加损毁，残存一百余字，移至灵崖寺保存。此刻浑厚茂密，古朴静穆，磊磊落落，有伟丈夫气，与汉中《石门颂》、成县《西狭颂》并称“汉三颂” 。清万经评云：“ 相其下笔粗钝，酷似村学 堂五六岁小儿描殊所作，而仔细把玩，一种古朴不求讨好 之致自在行间。” 浑厚朴茂，是后来金石气的主要来源之一，近之者有 《大吉买山地记》《孟孝琚残碑》《孔谦碑》《耿勋碑》 《武荣碑》《武班碑》《仓颉庙碑》《樊敏碑》《太室石阙铭》《王孝渊碑》《昭觉石表铭文》《犀浦薄书残碑》等。 野逸纵肆 《石门颂》 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东汉建和二年刻。原在陕西褒城古褒斜道，后因修建水库，自石壁鑿出移置汉中博物馆。《石门颂》意态奇逸，浑 厚飞动，康有为称为“ 隶中草书” ，历代广受赞誉，清杨 守敬云：“ 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 派皆从此出” 《石门颂》因系摩崖石刻，石壁起伏，四周荒野，故无法做到如孔庙诸碑一般书写严谨，刊刻细腻，而是取中锋圆笔，结构萧散，疏疏落落，一任天然，在汉碑中最为 奇异恣肆，富山林野逸之气。其后半部分奇姿异态迭出，细瘦 挺劲，尤为精彩，确是“ 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 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 。清张祖翼云“ 三百年来习汉碑者 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浑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斯言不谬。  汉 石门颂 局部
汉 杨淮表记 局部 《杨淮表记》 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相弼表记》，立于东汉熹平二年，原与《石门颂》同在陕西褒城， 亦凿出移置汉中博物馆。《杨淮表记》与《石门颂》无论用笔，还是结体，都极为相似，惟结构略平，恣肆稍逊。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云“《杨淮表记》润醳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或出中郎之笔，真书之《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所师祖也。”近之者有《李禹表》等。 瘦劲简直 《开通褒斜道刻石》 全称《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刻于东汉永平六年。原在陕西褒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凿出移置汉中博物馆。《开通褒斜道刻石》作为摩崖石刻，宋人即已发现，后为苔藓所没，复经清人毕沅访得。此刻纯用圆笔，直来直去，笔画粗细一律，瘦劲简洁，结构松散，略见稚拙，颇类篆文隶定。整篇而言，大小参差起伏，错落有致，浑然一体，整体感很强。清杨守敬对《开通褒斜道刻石》评价颇高：“余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摩拟，此之为神品。 汉 开通褒斜道刻石 局部
汉 裴岑碑 局部
《裴岑碑》 全称《汉敦煌太守裴岑记功碑》，立于东汉永和二年，原在新疆巴里坤。碑文记载汉敦煌太守裴岑领兵三千，诛呼衍王，克敌全师事。汉碑字形多扁，此碑则取纵势，狭长瘦劲，用笔简直，有篆书遗意。《裴岑碑》因处西域，前往椎拓不便，故翻刻较多。以真本观之，简劲朴茂， 雄健生辣，于古意盎然中见郁勃之气，故清方朔言“ 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众气象” 。 《封龙山颂》 亦名《封龙山碑》，立于东汉延熹七年，原在河北元氏，今毁。《封龙山颂》圆劲洗练，时见 尖笔，微有波磔，结体多取纵势，笔健神凝，沉雄朴厚，为汉碑中上品。清末秦文锦云：“《石门》《西狭》《郙阁》为汉刻 三颂，称述久矣。《封龙》出土最晚，王兰泉《金石萃编》未及收录。因其笔画秀挺，独树一帜，故今称四颂。” 汉 封龙山碑 局部
汉 三老讳字忌日碑 局部
《三老讳字忌日碑》 立于东汉建武年间，清咸丰二年出土于浙江余姚，今存杭州孤山西泠印社。此石在清末有人欲售予日人，后被赎回，于孤山西泠印社建石室藏之，吴昌硕撰写《汉三老石室记》记之。此碑介于篆隶之间，无波磔，多简直，浑厚古穆，有锥画沙、屋漏痕之趣。碑之章法布置尤为奇特，以长线分割石面，犹如界格，使整体浑然，汉碑中少见。近之者有《莱子侯刻石》《禳盜刻石》《连云港界域 刻石》《平山君碑》《三公山神道碑》《祀三公山碑》《王君平阙铭文》《乐山崖墓题记》《孔褒碑》《许安国祠堂题记》《永寿三年残碑》《刘平国治路颂》《石廧村刻石》《伯兴妻残碑》等。 静穆沉雄 《西狭颂》 全名《汉武都太守阳阿李翕西狭颂》，仇靖书，立于东汉建宁四年，在甘肃成县。《西狭颂》上有“惠安西表” 篆额，右侧有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及甘露降“ 五瑞” 及“ 君昔在黾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 之题记。《西狭颂》虽与《石门颂》《郙阁颂》同为汉摩崖三颂之一，却风格差异较大。不同于《石门》之野逸纵肆，《郙阁》之浑厚朴茂，《西狭》堪为静穆沉雄一路汉碑之代表。《西狭颂》多用方笔，结体方中略长，更显宽博沉劲，雄健肃穆。梁启超评为“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 汉西狭颂 局部
汉 白石神君碑 局部
《白石神君碑》 东汉光和六年立，原在河北元氏。此碑静穆沉劲，整饬浑朴，然亦略带匠气，故杨守敬云“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然亦安知非魏晋滥觞，且今所存魏晋分书，亦风骨嶙峋，尚未庸俗至此。大抵书手有工拙，镌刻有高下，石质有佳恶，未可一概论也”。 近之者有《北海相景君铭》等。 古淡虚和 《五凤刻石》 亦称《鲁孝王泮池刻石》，刻于西汉五凤二年，金代出土于曲阜孔庙，有金人题记， 今存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此石刻于西汉，文字杂有篆体，然横平竖直，已具隶书体态。文字篆隶相间，线条粗细一律，古意拂拂。加之线条圆厚，剥蚀漫漶，益增其虚和之气。清方朔云：“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 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以俯视睥睨也。” 《大吉山买山地记》 又称《建初买山刻石》，刻于东汉建初元年，为摩崖大字，字大近尺，汉隶中少见， 在浙江绍兴。此刻字大，线条肥厚，错落有致，虚静平淡，宽和缓逸。马衡题云：“ 汉隶大字极少见，⋯⋯诸碑无逾二三寸者，摩崖以此为最。其次则褒斜刻石，石阙首推 杨宗若、高颐、冯焕诸阙，又以次递小矣。杨宗与此相仿佛，皆径尺许，书匾额当取法乎是。”近之者有《孙仲隐墓志》《校官碑》
汉五凤刻石 局部
汉大吉山买山地记 局部
汉碑虽众，大体不出以上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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