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魏广君评汉碑刻石文字

【观点】魏广君评汉碑刻石文字

作者：魏广君　　发布时间： 2012-05-17 13:43:42

　　《阳三老石堂画像石题字》制于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光绪十四、五年间(公元1888——1889年)山东曲阜市出土，今藏中国国家搏物馆。拓文字石高33厘米，宽4厘米。文3行，首行28字，次行24字，未行23字，“阳三老”三字居中，在中次行之上，式如碑额。隶书。 “阳三老题字”于界格之内，字大如指顶，存世汉刻石文字以此为最小，故在书刻之时，对情势的把握较为准确。观其结势不拘广狭，行走笔致草率而不失风雅，精神坚质，面貌豪放。趣外趣，得情怀深远，简括恬淡，是书法情感与形式相谐合趣的整饬精当之作。 《马姜墓石题字》制于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全称“汉贾仲武妻马姜墓记”。1929年洛阳王窑村出土，现存辽宁省博物馆。高46厘米，宽59厘米。文15行，行19至20字不等。 隶书。 此刻石书者资质天然逸雅，笔划真率，草情隶意焕然，整体节奏感很强。其用笔使转提按以方化圆，方长扁促整饬，线条书刻笔划有墨笔意，于竖栏中具丰富变化。另外，细品《马姜墓石题字》在字法、情节意度上溶汇前代钟鼎铭文、秦汉籀篆、古隶的东西很多，表现力能得以自主发挥，是出于理法的任性使情的上乘之作，当谐趣于“莱子侯”等刻石。

　　《祀三公山碑》制于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无额，无穿。石高228厘米，宽96厘米。文10行，行15、24字不等。 传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王治岐于河北省元氏县城外野坡访得。此石初在元氏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今在其县封龙山下。 “祀三公山”应属“汉缪篆”格式，清杨守敬谓之“非篆非隶，盖兼二体而为之，至其纯古遒厚，更不待言，邓完白篆书多从此出”。清翁方纲语“减篆之萦折为之径直”，二人评语精当。若取法此碑，应深明篆隶字法嬗变，方可不至谬误字法的合理组合。又忌萦折盘绕过甚，坠入狭气，失却其醇古辛辣，宽宏大度之情调。故学此碑，特重字法组合“度”的把握。 《袁敞碑》制于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全称“汉司空袁敞碑”。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河南偃师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上下残，仅存中段，文10行，行5至9字不等。篆书。 《袁敞碑》出土于河南偃师，《袁安碑》原亦在河南偃师，袁敞又为袁安之子，而二碑风格极统一，故二碑书法当出一人之手。时间上“袁敞”晚于“袁安”约二十五年。如果同出一人之手，此碑当其晚年力作。二碑相比较，“袁敞”在气态上明显比“袁安”壮实朴茂，宽博浓丽一些。如“康”、“月”、“待”、“子”等字，直追秦篆，流畅雅健也胜于“袁安”。但此碑书手因过于纯熟，有些字如“其”、“申”、“河”、“平”等字存在着书刻精神欠佳的迹象，略入俗。然二者是在汉碑中仅存的汉人小篆正格的标准之作，艺术价值和品格雍容正大，是为学人尊仰的书刻俱佳的作品。 《泰室石阙铭》制于东汉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全称“嵩山泰室神道石阙铭”。阙在河南登封中岳庙前，分东西两阙。西阙，东汉元初五年四月阳城吕常造。文28行，行9、10字，惟第1、2行为10字。东阙，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文约46行，行12字。 隶书。 “泰室阙”，其波捺皆用双钩法刻出，与“栾镇村画像石题记“刻法相似。二刻石一在山东，一在河南，时间跨度为四十年左右。由此可看这种书刻的装饰手法，其在一个大时期中，在官方和民间都有一定的应用。由于此阙文漫漶过甚，故可识者已寥若晨星。从其仅存的字来看，阙文书法结字端庄匀密，笔划儒雅劲健，有质朴沉稳的美意，为汉隶正格楷模。余极喜品味其古雅的格调，久而久之，就会对其产生“恨不能俗”的感慨。

　　《五凤刻石》制于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又名“鲁孝王刻石”，“鲁孝王泮池刻石”。文3行，共19字。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出土于山东曲阜孔庙鲁灵光殿遗址，在殿基西南三十步太子钓鱼池。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 隶书。 《五凤刻石》是最为著名的西汉刻石，字法在篆隶之间，属西汉简牍书法体系。此刻石书法信笔写出，意态古茂若天成，其实也真是假借大自然的风化剥泐才置换出这自然的高古。假使其字口如新，试想与竹简帛书的墨字能有很大的差别吗?所以要透过其现在样式，参考汉简牍想象一下它的原貌，方对之有深度认识。我想不如直接舍之而取汉人墨本学用，再以之规模它在宣纸上的样式。康有为评此石为“汉隶之始”，想是“康圣人”因其出土于孔庙之故吧，名门之下，自然成为历代论西汉古隶刻石第一。 《孟孝琚碑》约制于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又称“孟广宗碑。”碑高155厘米，宽92厘米，有额，文15行，行21字。清光绪二十七年在云南昭通南十里白泥井马氏舍旁出土，十一月置凤池书院。石在云南昭通县凤池书院。隶书。 首先，此碑的书刻年代考证，是汉碑中最令人头痛的事。罗振玉、梁启超定为西汉河平四年(公元25年)，高文先生定为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谢崇昆先生定为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袁丕钩等人定为东汉初建武十二年(公元15年)并且臆拟此碑上方所佚八十八字，首尾可诵。然碑志撰写，是有一定组词体制和格韵的。在谢氏手上是很容易依据残存年月干支补通碑文的。罗、梁二人在依据年月干支的同时，我想更多的是依据此碑笔意、字势来臆测出字体来论证的。细体味《孟孝琚碑》在笔法的使转，结字的情势与西汉刻石是相通融的，不可分割的。罗振玉更多的讲是“此碑晚出，与《麃孝禹刻石》南北对峙，可谓瑰宝。”故从罗、梁语可以看出他们想定其年代为西汉末期。

　　《孟孝琚碑》结字方整，端庄凝重，有不可凌犯之势。虽则是好的评价，但也要认识到它毕竟不属雅逸一路，有疏野的情态，若以此碑为本，以“孔宙碑”(碑阴)，“杨淮表记”，“封龙山碑”为用，可设想一下飘逸奇古的书意。然学此碑最忌笔法不精，对线条淳厚朴茂的理性认识不到位。 《三老讳字碑》制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全称“三老讳字忌日记刻石。”碑高91厘米，宽45厘米，右文4列，列4至6字不等，行6至9字不等。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在浙江省余姚县客星山下出土，初为县人周世熊家藏，今藏杭州市小孤山西冷印社。隶书。 吴昌硕评其“介篆隶之间，浑厚遒古”。顾燮光评其“书体浑穆如锥画沙”，二人评说都在意趣上，对其书体的界定有些含混，应准确定为简帛书系的隶书，。其笔法很丰富，使转提按，波磔分明。所谓蚕头燕尾，逆入平出很纯熟。笔法处理呈多样化，总体属逆入直出，行笔末端健提，微微呈上挑。其线条总体上看均能凝炼。总之，此刻石字法已完全脱离秦与西汉古隶范畴，与后之汉代隶书刻石气脉相通，细玩味“西狭颂”，“杨淮表记”的一些情调与之谐趣，涵富着“书生”的自恃意气。又开前秦(公元368年)《广武将军碑》先河。学习者如将上述几种碑刻兼学并用，在用笔使转的急缓上用意自如，趣味上着力协调好线条的张力和凝炼度，我想由之开源所创作的作品，文法理趣自当出格。

　　《大开通》制于东汉永平六年(公元六十三年)，全称“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又称“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原在陕西省褒城北石门，现藏于汉中市博物馆。文16行，行5至11字不等。隶书。

　　宋绍熙末(公元1194)为南郑令临淄晏袤访得，后无闻。清乾隆年间毕秋帆又访得。康有为语《大开通》“朴茂雄浑，得秦相笔意，”没感觉的话。杨守敬评为“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信然。

　　我极欣赏此刻石之结字雄阔，线条古劲，篇章布局纵横长短，正斜依附，无不自在和谐，诚所谓和谐为美，美于自然。故多为文士称颂、摹学。一般人士多闻其名，能窥其全神者较少，学而能化者更属凤毛麟角。

　　《大开通》的字法和章法格于自然的石理之中，方促成此刻石自然之神理造化。从章法上讲，其书刻依自然石纹凸凹作强制性书刻的意味，故其落笔结字依之长阔短促，错落参差的镶嵌在自然理法之中。若是按图索骥式地摹拟纯属徒然，其因是因为你从属性的遵循其表象的、概念化了的情势了。

　　对于《大开通》的学摹，从总势上讲不应该考虑原作结字的大小、长短错落安排，应适从笔触感觉，随机落笔，随调结构，纵横布白，自然合乎意理，这是大方面的把握。 另外，可先选择“樊敏“、“耿勋”、“郙阁颂”，以得丰厚沉实，取“衡方”、“裴岑碑”，以得其雄阔博大，取“鲜于璜”以及一些北齐骨气洞达的碑志练手调心。若能适意取舍，能有强劲字构骨格，又有动力绵缓的适意的线条做支柱，撷取“大开通”的神貌不为难事。尤其要体味到“大开通”的内秀意趣。 《王孝渊碑》制于东汉永建三年(公元一二八年)。一九六六年四月发现于四川郫县犀浦公社二门桥残墓间，碑高235cm,上宽91cm,下宽96cm,碑阳上刻朱雀人物,下刻隶书,文十三行，行二十余字，可识一一五字。原碑藏四川省博物馆。隶书。 《王孝渊碑》书刻较随意，行间布白无绳矩，其书法风貌属民间稚拙朴茂一格.。民间碑刻书法与官方巨大碑碣书法相较，它自然真率的情趣很突出，其自主性情的书写过程，对当代书法追求“书写过程性”的创作观，当有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裴岑纪功碑》制于东汉永和二年(公元一三七年)，全称“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碑旧在新疆巴尔库尔城西五十里，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碎成数块。此碑无额，高139cm，宽61cm,文六行，行十字。碑文记载了裴岑率郡兵三千人伐呼衍王，克敌全师，纪功勒石。 隶书。

　　《裴岑纪功碑》结字方正，字势雄阔开张，故康有为有赞语“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康氏此语，是言从字体嬗变角度上看其结字，有秦篆的意思，书文者是否见过李斯的字迹或碑刻另当别论。但观其用笔，当以瘦劲发笔，生涩老辣。结字上以活泼的点划调剂字形，使单字富于变化。在充盈一脉的气格上来审视比较“大开通”时或不及之，只是在布白篇章上逊于“大开通”。

　　此碑字用力在于单字，结构方长撑满，能拉得开自己的势力，字字正大独立。书写时须讲究力度饱满的以瘦劲用笔，总括其正大刚猛的意度，切忌用笔畏畏懦懦，将字写得狭气，抑或迟滞古板。 《景君碑》制于东汉汉安二年(公元一四三年)，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碑高220厘米，宽79厘米，圭形首，篆额，有穿。碑阳17行，行33字。碑阴四列，上三列文各18行，第四列只2行。末纪文2行，行42字。 石在山东济宁市博物馆。隶书。 《景君碑》用笔方劲平折，体势作长方，取纵势。横划平硬如担山杵杠，挑拨如折刀，波磔末处劲力直泄，峻朗峭拔，下开三国吴《天发神谶碑》，又唐欧阳询书法一格似从此出。

　　康有为谓《景君碑》：“古气磅礴，曳脚多用籀笔。”杨守敬评之：“隶法易方为长，已开峭拔一派。”若参学《景君碑》应注意它在线条的用笔处理上锐力纵横，线质极硬朗，结构又方严精谨。其对竖划及点的处理富有篆书的行笔意味，可参法“石鼓文”，“鄂君启铜节”。再例若清人邓石如、杨沂孙、赵之谦等人的篆书均可通融。有之，则对此碑书法的线性理解方谓深入，所谓“骨力”方能强健。

　　《莒州刻石》制于东汉汉安三年(公元一四四年)。又名“莒州宋伯望买田刻石”。清光绪二十九(1903)山东莒县西孟庄庙出土。是买田、记田界之四面环刻石，存290余字，字多漫漶，可识者十之七八。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馆。隶书。 此石书法朴实古茂，结字走势自然鲜活，同“五凤刻石”、“刘平国摩崖”等刻字的趣味很相近，但不属雅正一格。另外，它的用笔无太明显的波磔，一可能是土浸水蚀的原因，更大可能是属简帛书系统的书法。依此来看，东汉与西汉刻石书法是一脉相承的，其书写的习惯和文字的结构演变，应当是个渐行渐为的过程。 《三公山神道碑》制于东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俗称《无极山碑》，碑呈圭形，有额，有穿，碑高约182厘米，宽82厘米，碑阳文约19行，每行字数无可计。漫漶较严重，几不可读。道光间吴式芬于河北元氏县南苏村访得，后移置县第一高级小学。隶书。 《三公山神道碑》的文字结体有篆势，然无篆法穿凿于字里。其点划无旁出，健实稳重，朴茂平正。此一格书法在两汉直至北齐的碑刻中屡有发现。这说明在书体的嬗变过程中，平正质简，不拘泥格式的书写行为是人们自然性情的流露，不易被所谓的观念和规则左右、置换和抛弃的。由此碑制，忽想到所谓的“官方与民间”书法分论之语，略不妥当。因为做为实用文字，无论何种字体，它均是书法生成链中的一个“编码”。这种字体本身是没有官方与民间的身份标示的。所以，我们不能以纯视觉艺术观念、图式感来评判朴素的文字的嬗变和分解与订定名目。而对各书法时期艺术价值的评定，点划是否个性化，结体是否真具各自书写惯性所生成的独立语言，加之篇章布势是否生动和谐、并具足的活力，从而对文学性的美意化的情趣有所得。由此衍生出文史学者对她的评定，衍生出书法的书写史与评判史是自然形成的。书法字体演变的另一个特征，是字法简化，至唐代标示出一个大大的“顿号”，至现代所标示的是一个“逗号”。 至当代书法，做为独立的视觉艺术形式之一，仍然是由民间团体研究、创作和发展的，以所谓的官方与民间来论书法，尤其是在当代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当属无稽之谈。 《石门颂》制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石刻在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现移存汉中博物馆。高327厘米，宽254厘米，文22行，行30、31字不等，系汉中太守王升嘉赏司隶校尉杨孟文开石门通道而勒石。与“西狭颂”、“郙阁额”是汉中道三颂之一。 隶书。 《石门颂》用笔若写行草书，横不求平，竖不拘直，点的位置触笔即定，使转处或方或圆，不拘定式。撇捺舒放，收笔时或向上趋挑，波势纷呈，字势飞扬。若大自然生活中飘扬止落的闲鸥野鹤，翔于苍茫，止于疏秀。于自然奔放中体现浑朴雄肆，于遒古蜿蜒中显跌宕野逸，妙机在于自然自在。 杨守敬在《平碑记》中有“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余亦信然。 书法之优劣，最关键的是用笔之法的优劣。对《石门颂》的摹学，尤其要注重起止笔触的细节性、准确性。要有雄强古厚一格隶书的书写基础，又要对简牍墨书率情恣意的书写程式有深刻认识，方能将“石门颂”线条写得有意味、耐看，不致于落入线条像木棍棍般的乏味。在结字上，也应先将笔划组合写到位，宁可实处结合多一些，也不要使结字支离。 《乙瑛碑》制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一五三年)，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碑原在山东曲阜孔庙同文门西，现藏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无额，碑高198，宽92。文十八行，行四十字。是颂扬鲁相乙瑛的文章。 隶书《乙瑛碑》字方方正正，用笔能着重点划始末的跌宕顿挫，屈张引领谐趣，舒缓适中，线条匀适，张力丰满。在碑制规格已定的方位上，能充分发挥自身创作力运作字势。首先点的经营，上挑紧趋，很灵致，尤其是末笔点的书写，取汉简牍捺法，横翔捷出而不忌锋芒。捺法波折雁尾规范。撇法入笔回锋，收笔回致，某些出锋的笔触表现也是微露而已，蓄力充盈圆满。晋唐乃至后来为隶书者，多取法于此。

　　隶书的书写在汉初形质始肇。观其用笔结字属生中熟，故有“生涩”感，是在由篆向隶的嬗变过程保存着朴纯的人文情态艺趣的结果。到东汉晚期隶书的书法己开始向正书演进，至晋唐故隶书规规于制法，属于熟中熟之法，又之人文风尚已舍朴诚意念而取用乎于巧饰，故其时隶书多姿媚纤巧或整饬过之，几不可赏。至宋以后人的书法在心意多有得，而朴茂的古趣就显得缺失许多了。 《芗他君刻石》制于东汉永兴二年(公元一五四年)，全称“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石柱高120厘米，宽18厘米，三面刻画，一面刻字十三行(第十一、十二行空行)，行三十五至四十五字不等。一九三四年山东东阿县西南出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隶书《芗他君刻石》刻字的石面有竖格矩，横划平直，不宜于波磔外势变化，着重波磔内势微妙的蓄意，方可使其撇捺有丰富意味。碑文开始，书刻较讲究字距规格，至后操刀若笔，字势愈加密丽。从书写情趣过程的变化来看，刻工手水平也非平庸。从书与刻来讲，很有可能先有文稿，未书石，依次随手刻出。另外，就是先书后刻，但并不一定去尊重书者的的结字规范，刻工刀意占主导地位，是率意急就，自然自在。另外，此刻石书法有“摩崖三颂”意味，也有“郑固碑”意。水平还是很高的。所惜原石给用者所留格矩余地太小，假使将其广为摩崖书刻，也不会亚于“汉三颂”。又，在森严角度上讲，其更有超脱处，因为此石字法组合相当精谨，而意趣又很坦然大度。

　　《孔君碣》翁方纲考订为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又名“孔少垂墓碣”，原在曲阜孔庙东庑，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碣高149厘米，宽47厘米，文八行，行十五字。。隶书 《孔君碣》文字漫漶已不可卒读。辩析“孔君碣”所余字体清晰者，书势尚浑厚。 汉碑刻石文字大多外貌浑厚朴素，其所以如此，一是汉时上古古朴的民风尚存，二是自然及人为的漫漶磨泐所致。其扑朔迷离的外貌，给人以绵邈的历史距离感，已经美意化了的“大朴”，让人揣摸着去接受它美意的模糊。若我们延续性的按陈规审美的路子，在碑文的白字中去探求、去还原创作出墨书的形式，只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是不大具有同古和厚今之亲和力的。我们应在《孔君碣》模糊的文字上去发挥自家才情，使原始意味与当今意趣相互“漂移”，去寻求合于当代书法情绪的美意发扬。

　　碑学一路“原始出土”的刻石量很大，然对其研究更应注重的是新出土的、未经磨泐的刻石文字;既不要让“模糊”的刻石文字“模糊”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要漠视新碑刻给我们易辩识的、准确到位的“真实性”的笔法和形式。

　　《礼器碑》制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修孔子庙器表》。石原在山东曲阜孔庙，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无额，碑高170厘米，宽79厘米，碑阳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文三列，列十七行;左侧三列，列四行;右侧四行。 隶书。 《礼器碑》书法令人神清气爽，意味触处超妙，自然清圆的精神焕发当在诸汉碑之上。历代对其评价之美妙语境，已经无以复加了。实际地讲，此碑线质细圆瘦动，波磔捷发，其用笔必迅捷。其起止处有丰美的装饰性，说明书写者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文艺修养，综合其质量可臻雅健清逸境界，故能郗视人力，睥睨自然之造化。其妙造变化取决于一己之胸罗物象，无复思索，任意性情，取舍自在，此碑最为奇约。其“瘦劲如铁，变化如龙，一字一奇 ，不可端睨”，又“若祥云在空，万象仰曜”。注意，当不宜初学，宜展示于自己的起居处，时常观赏，养眼养心，蓄意待发方得正要。摹学此碑首先要有研习峻厚一格汉碑的基础，要有驾驭汉简牍、帛书的能力;要有综合性的高品位的修持。

　　另外，清季翁方纲等认为，“此碑书手，应在七人左右”。我以为此是大谬误 语。观全碑变化，如一人书长篇巨制，若书者功夫好，法度强，才情平庸，可想其卷首尾变化绝不大。若才情卓越者，其胸臆初发，必有端正君子之态，愈书而愈泯灭其外形而彰显其情态，至天地入胸臆之际，才情勃发，纵横跌宕，驰骋不羁，虽一纸之书，前后也必有变化也。“礼器碑”阳、阴及侧，尤其可察的是两侧字体锋芒如新，细体味之，笔调情致在细节上很统一，当属一挥而就(如元赵孟頫小楷《道德经》一日书竞)，岂是七人所能协调统一之作?若果如此，《礼器碑》将无所特出了。 〈许安国墓祠题记〉制于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高68、宽107厘米。第二石高68厘米，宽109厘米。石右二人首为身像，左刻十行462字，右刻一行28字。1980年出土于山东省嘉禅县满硐乡宋山村第三号古墓中。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隶书。

　　〈许安国墓祠题记〉书法以率意之情，呈天真烂漫之趣。其石刻工于字法稔熟，以刀走石得出了自然的行书笔意效果。其长处在单刀冲切后，间或又补一刀修饰波磔。在刻画的双鱼旁有“阳遂富贵……”，属先画双鱼，随手书写，然后刻制。另双鱼款刻与正文直接刻字相同，其结字倒显出其特殊性，部首亦有所变化，紧密结合的势态使文字中宫坚实，其余点划特出，下开北魏六朝楷书，更倾向南朝墓志一脉。此题记对于欲求楷法变法者讲，应多加参考，当能彰显字法散逸灵健的态势。 《郑固碑》制于东汉延熹元年(公元一五八年)，全称“汉故郎中郑君之碑”。现藏山东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有圭形额，有穿。碑高196厘米，宽80厘米，碑阳存文十五行，行二十九字，另有右下角残石，存二十四字。 隶书。 此碑在济宁文庙明堂东壁时，有清代学者黄易等艳称之“济宁汉碑室”，当颇叹古人重视古物远过今日也。《郑固碑》属于规整一路的汉碑，结字峻密，偏旁点划处理多取圆势，线条中部坚实，用笔峻朗，行笔末处方劲。清代学者很欣赏此碑，如杨守敬评之为“汉隶杰作，”康南海谓其“端整古秀，其碑侧纵肆，姿意尤远。”又以为“礼器之亚也”。清代所编《隶辨》也多参考此碑线条的中实感，字法、定势等等。然《隶辨》过于重视字的组字结构均整划一，了无生机，在今天来看就等同于美术字,不足为法。观清季至民国所编书法类“字典”多不可取法，何以言者?是因其所处时代的科技落后，汇制碑帖多以手工摹勒雕刻，故离异于原貌。不若今日“字典”汇制取“原作”之用电脑技术手段，而绝无毫发之疑。故碑帖当取反映字体原貌的、印制精良的去摹学。

　　《张景碑》制于东汉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全称“张景造土牛碑”。1958年河南南阳出土，现藏河南南阳市博物馆汉碑亭。无额，有两面方形碑穿。碑高125厘米，宽45厘米，文11行，行23字，计存二百二十九字。碑文记为张景修建永渠造土牛等事记。隶书。 《张景碑》出土较晚，没有经“古贤”眼鉴，当然也没有得到前人的美妙词赞。但此碑文书法发笔俊爽，结字平整，体貌扁阔而迭出俊秀雅逸之趣，。审读之际，因其无经磨泐而锋毫毕现，碑文保存的原始气息沁人心脾。另外，可以看出《张景碑》兼具着汉简牍隶书的某些特质，以及《尹宙碑》、《史晨碑》的朴素，《朝侯小子碑》的儒雅自度，闲适雍容的理法神态卓然同侪。 《封龙山颂》制于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为知县刘宝楠在河北元氏县王村山下访得，在运往城中文清书院的途中裂为二段，今已毁佚。无额，无穿，碑高160厘米，宽93厘米，文15行，行26字。隶书。 清杨守敬谓《封龙山颂》“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康有为评之“骏爽”。想前贤评碑，对合于已意者，多加捧扬，仅评当时发现的汉碑以气魄宏大著称者已然十数种，使人不敢虚矫附之。此碑文书法确实结体疏朗、体健神清，遒劲中有恣肆纵横的、豪迈不羁的气貌。我臆度之似用秃笔书写，且很轻松的轨之以法度。若能以高品质的经验弃其微末处的草率，当得沉稳干练之益 。再者，若能适度的处理好结体与篇章布白的疏密关系，想得到合于豪纵情调的作品，信不为难事。

　　《孔宙碑》制于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有额，圆首有穿，石在山东曲阜孔庙同文门东侧，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碑高160厘米，宽93厘米。文15行，行10至28字不等。碑阳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阴题门生故吏名三列，上二列各二十一行，下列二十行。 。隶书。 《孔宙碑》，清杨守敬跋云：“波磔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翁方纲评之：“碑与碑阴出二手者，独是碑耳。然皆汉隶之最醇美者。”康有为谓其“孔宙碑阴笔意浑古，昔人以为蛰虫盘屈，深冬自卫，真善为譬者。”观是碑用笔，横向排宕，笔意古厚，势力旁出，大有逸势不可回还之妙。研学者最当注重其文字线质的硬朗坚劲，否则无劲力之飞动，自然不能高远。

　　另外，我们对于合作的作品，首先宜先看其整体的情意是否相投，反映在篇章布白时更宜和谐，方为合和之作。此碑阳与碑阴的书法因不在一个平面上，水平不一，也无大妨。观其二者风格不同，碑阳书写者的艺术素质明显高于碑阴 ，识者自可分理之。其次，上述清季三人尚知尊重古人，那么护惜古人，不薄今人，更当是我辈担当之责任了。 《鲜于璜碑》制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1973年天津市武清县高村公社出土，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有圭形额，有穿。碑高242厘米，宽83厘米，碑阳文16行，行35字不等。碑阴文15行，行25字不等。隶书，有界格。

　　《鲜于璜碑》有稚拙趣，寓谐于庄，余每哑笑视之。是碑文字书刻，入手方劲，每每又欲以圆势化方硬，似到位又不到位，说正点又不正点。很好地演绎了朴拙趣味。也当是书工佳、刻手劣的一个例子。又将之比较于《张迁碑》的拙朴傻棱，《鲜于璜碑》则欲出秀意而愈显拙趣。于此忽想：假使《鲜于璜碑》与《张迁碑》同时出土，同时遭捶拓磨泐，那么《鲜于璜碑》在字口上，尤其是在有锐意的转折处，也当“圆滑”一些，可能效果是二者意趣更为相近。《鲜于璜碑》书法结构极其谨严，韵蓄华滋的内质又是《张迁碑》时或不及的。此碑下开魏晋六朝楷法先声，如晋之“二爨”及“王兴之墓志”等等，不一枚举。因余斋曾署“率真堂”，故每每哑笑于“鲜于璜，”真是趣味相投两难舍。《刘熊碑》制于东汉年代不详，全称“汉酸枣令刘熊碑”。有碑阳。文23行，行32字。原石在河南延津县城内(汉酸枣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酸枣城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南宋洪适《隶释》等均有记载。石毁佚于明清之际。1915年顾燮光于延津县重新访得碑阴残石一块，今藏河南省延津县文化馆。 又有残石仅五六字略为可辨，存滑县文化馆。 隶书。 《刘熊碑》书法疏淡秀润，有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谓：“是碑隶法实在《华山碑》之上”。杨守敬语其“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翁方纲又以“丰”字的书写与华山庙碑中“丰”字相同，故云此碑为蔡邕所书，并有“隶法实在华山之上”句。杨守敬谓其书法“纯浑沦，实为中郎之遗”。前人评碑多为“书斋臆定”式，又若杨守敬“望气”式的推断。用于书画赏识上，盲目攀附历史上的一些名家，动则谓之某某手笔，仅谓蔡邕书者，已有数碑。有时他们也不讳自家前说，或是忘了自家前说若《华山碑》，《熹平石经残石》及其它就有谓之蔡中郎书的几种说法，在他们的评鉴下蔡中郎书体面貌在我们面前就有了多种的变化。想想蔡中郎书法成功、成熟之后的作品，屡屡变风格，可能吗?若将上述几种碑版排列比较，可知前人论书随其类型，赋以已好，臆断讹误，不胜枚举，岂可不审而尽信前人。 《华山庙碑》制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全称“西岳华山庙碑”。旧在陕西华阳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毁于地震。隶书22行，行38字。 有额。隶书。

　　《华山庙碑》，清朱彝尊云”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其实前贤评品，也倍极自家偏好。汉碑刻石中富新理异态者，是不胜枚举的，兼具朱氏所谓三种风貌者，可谓碑碑皆然，因为无论何碑，都首先要有立得住的大平整框架，这是一种基本的无特出性的能力，有此“大框架”再作字之形态局部变化，或强调去作意趣的追求、风格性的变化才成为可能。《华山庙碑》固然有些字势表现出多样性的变化，然若较之《礼器碑》、《安阳残石》以及《曹全碑》、《尹宙牌》、《孔宙牌》等等，其笔调还是有许多可推敲之处的。例如华山碑在撇笔的处理上流于迟滞，捺笔收笔时，用意剽削使字态失去古茂的情致而流于纤巧，很使人对其产生一些华而不实的感触。想前贤品艺动辄某某第一，很是江湖派作风。倘属偶一误导，也是情理之事吧!

　　《衡方牌》制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9月)，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有额，有穿。原在山东汶上县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楼前，1953年移存于泰安岱庙。碑高231厘米，宽145厘米。文23行，行36字，碑阴漫漶甚，只辨“南邵”等二列题名。 隶书。杨守敬云：“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康有为以“凝整”二字评之。

　　《衡方牌》以圆笔入手，力沉墨厚，古健丰腴。其突出的能力是能于宽阔强悍，方整浑朴中显露润泽气象。这个“润”字不知使多少书法里手败下阵来。敢于夸张，善于造势，又是此碑特出处。在布白上，大疏大密，挤按贴靠自然，发势逶延沉雄，极尽变化。对“衡方碑”的研学，首先要笔法精良，才能使点线起止聚散自如，笔致灵秀。其次是善于发墨，而精能于墨韵的协调。再其次，胆气要壮，只有具足胆气者，才能将字的间架书写阔达，才敢于抛舍陈腐的意趣，主观于自我情趣的追求。北齐人书法，颜真卿书法等憨态纯真，端方敦厚书风的受益之源，可溯于此，这仅仅是一种风格上的比类臆见，因北齐、北魏书法风格可在美学上专门作独立篇章的研究，颜真卿书法广大的讲不仅受上述所有碑刻、也受更广泛的民俗文字书写习惯和结字的影响。故看前贤与今人能书而成名者，论其源学，当绝非一碑二式所可左右，明之。 《张寿碑》制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9年)，全称“汉故竹邑侯相张君之碑”。石在山东诸城孔庙，于明代时被截作碑趺，仅存上部，碑残高96厘米，宽125厘米。文存上截16行，行14、5字不等，中凿孔处占10行，行4字，凡坏40字。 其全文由〈隶释〉补正。隶书。 杨守敬语其“开北魏楷书先路，要自古雅”。清邓石如居粤中与人论书时，有谓汉隶古朴雄奇，以“张寿碑”为最。邓石如“三十年专学此碑，日日临写，始略得趣”。所谓得趣，具体例证是其起笔即作睥睨千秋，气横八极之意势，以平实铺锋毫，撇捺亦平铺健收，省去了许许多多繁褥的细节，于朴素简质中富足遒劲雄奇。可见，能以平实出格者，非纤巧者可攀拟。也揭示了用笔发墨虽倡平实，也须灵活运用笔锋使转的起伏力度，在有意无意时均能将线条的“涩度”保存在视觉中，体现于纸素间。此是强调用墨，说明用墨能力的低能或高卓至关重要。

　　《史晨碑》制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因其为双面刻文又称“史晨前后碑”。碑高208厘米，宽85厘米，无额。前碑文17行，行36字。后碑文14行，行36字。现藏曲阜孔庙东庑。

　　清方朔评“史晨碑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法度皆备”。《史晨碑》端庄典雅，结体巧妙在于方正中藏变化，是汉隶向正书嬗变衍过程中成熟的、正宗的代表作。观历代大家书画作品，俱乎笔墨精良，而画面趣味倡导温醇平实，而总体之布白于平淡自然中突出个性，如赵子昂，董其昌等。至于笔墨纵横挥运不羁者，如明徐渭、倪元璐、王铎等人的作品，细体味其笔墨所呈现出的依然是温醇平实的意态，很使人折服。有鉴于此，当今书法创作强调用笔、强调画面的刺激性，强调展览的“现代性”效果，实质的追求是效益性，诚属是悖离了书法原本意义的东西，浮气躁动使人不安。书法应是先“书”，即致学识于端正平实的文化背景。后“法”即笔法、墨法及布白，广大之后而能造意耳。愿我们重视一下平实，平实寓变化，变化寓平实。能于平正朴实中得变化，洵为大家手笔。 《肥致碑》制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碑高98厘米，宽48厘米。碑首刻隶书6行，计18字。有界格。碑文19行，满行29字。1991年7月出土于河南偃师县南蔡庄村一座多室砖砌的东汉墓中。现存河南偃师市博物馆。隶书。 明代于行草大辟意境，清代于篆隶独得心源。我骤见“肥致碑”，恍惚间以为是金农，郑谷口等人集体创造的结晶，高情卓致，心意独造，在汉隶中别具一格，属卓异之作。“肥致”若方外之士，在清标自度中又漾溢者儒雅。

　　汉碑石书刻由于身份和功用场所的不一，故变化较大。一般的讲，大的场所或身阶高的人物，在用石和文字造像上相对方整严肃，但也易于抑制书刻者的个性化发挥。反之则易于发挥个性，如“型徒墓砖”一类刻字，则于书刻人员较杂，天姿秉赋不一，故墓砖刻画一整与奔放等各类风格差别很大。有些虽属随意刻画，但因时代风气缚之，古拙恣肆，奇趣盎然，时或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些墓砖都应当视为墓志。很工整的汉碑是打基础的好范本，然若只注重其横竖规矩、工整，最易使人精神麻痹，往往久写之，仍只有架子，无神气。对此碑我以为要很认真地体会其用笔起止的细节，注重工整中有变化，而变化是由情调来细节组织的。先有有意思的情调，才能于工整中求得变化。

　　《夏承碑》制于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6月)，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碑高268厘米，宽128厘米。文13行。行30字。有额，有穿。宋元祜治河时出，在河北永年，久佚。然传世所见皆重刻本。隶书。。 《夏承碑》大量参用古籀篆，汉缪篆法结字，追求笔饰奇丽。清王澍谓之：“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汉碑之存于今者唯此绝异。然汉人浑朴沈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王氏之说切中其利弊。然此碑骨气洞达，精彩飞动恰恰又是建立在古厚沈着基础上的奇妙，只是此碑精彩，后人不能学得精彩罢了。故明清诸家大为感喟“学之不已，便不免堕入恶道”。以余阅有感喟于此者，其书法多在精神上不能抽拔，其笔致多存文弱之弊。即使学之而得大道的“隶书仙手”郑谷口，也不免于意趣略堕。窃想若得有较强造型能力而具大力折叠用笔使转者，能以劲健爽朗的用笔，发以重墨渲染情势，可意度，当优于前人学者?然笔与墨必须纯粹，必须精良。

　　另外，对于摹刻本的态度，我以为只要是保留其发生时代的面貌特征的、不流俗的本子，都可参法。比如“兰亭序帖”无论你如何争论，它在历史文献中均一致认为是摹本，想想它不是王羲之亲手写的，你再去争论有点颟顸。我认为其可研讨的是在中国书体流变中这种书体可否出现?但“兰亭序帖”中透出的唐人流俗的气味是显见的，其格不若“唐人集字圣教序”和“半截碑”。无论如何它都是初学者入手的较好范本，虽然它的多种摹本在细节和布白上各有不同，也没有影响到其传播和广大的追随者。如是说《夏承碑》亦然。

　　《孔彪碑》制于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7月)，全称《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碑高343厘米，宽115厘米。文18行，行45字。圭首，有额，有穿。在山东曲阜孔庙左庑，现藏山东省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隶书。 清孙承泽跋《孔彪碑》云：“书法娟美，开锺元常法门矣”。杨守敬云：“碑字最小，亦剥落最甚，然笔画精劲，结构谨严，当为颜鲁公所祖”。康南海评其字势和浑古的意味如《张寿碑》。

　　《孔彪碑》善于蓄势，讲究中部以虚为实，以夸张的点划平衡字的结构关系，使字势于紧促中显密丽，故而审读其时，秀润飘逸的形态能撞入君之心目中。其布局大块留白，汉隶碑刻书法中，具计白当黑之妙趣者，莫过此碑。

　　《杨耿伯铭》年代不详，全称“汉杨耿伯画像石墓门题记”。出土于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郫县太平乡的一座东汉晚期砖室墓，是石门两扇上的题字。原石藏四川省博物馆。墓门高165，宽70米。文13行，首行5字，余皆4字。 隶书。 《杨耿伯铭》书法写意性很强，是属用笔“振迅型”。结字短促，笔短意长，是有完整序列布局的、有墨沈淋漓感的、浑朴又能端持的佳作。其节奏韵律感，很符合现代审美意趣。 有感于《杨耿伯墓门题》书法的写意性，我感想到写意性应分为:用笔的写意性，结字的写意性，谋篇布局的写意性。用笔的写意性可分为：平缓型和振迅型。结字的写意性可分：规整的大结构，以点划出情趣。不规整的大结构，以点划去规整、平衡细节情趣。篇章布白的写意性可分为：以墨韵去平衡跌宕性用笔结字者。以单字的写意情调，统诸大空白布局的写意。以字数密集化，或大小字互用形成强烈对比的、打破规整化的行竖结构的写意。此三项书法写意标准的提出，是我一九九0《论二王书法》一文中有感而发的。对书法写意美的探讨，当有实在的实践意义。

　　《郙阁颂》制于东汉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全称“汉李翕析里桥郙阁颂”。 在四川略阳西北栈道崖壁上，为摩崖石刻。高261厘米，宽182厘米。文19行，行27字。旧闻已毁，余曾偶过访之，其地专业人员指示之，尚存，因其居高，不可详观。隶书。

　　清万经《分隶偶评·汉魏笔考》评《郙阁颂》：“字样仿佛夏承，而险怪特甚，相其下笔粗钝，酷似村学堂五六岁小儿描砂所作”。依我详参拓本字样，其字书法将顽皮的趣味规于方整中，稚拙可爱。当初制时线条结字应属匀称适当的茂密，必不过于粗壮乃至险怪，由风化之故，障了万经的视见。现在看《郙阁颂》的粗壮的确很突出，从美意角度看当属大拙大朴大意趣的表现，非大智慧者，莫为;非大智慧之赏鉴者，莫读。此之可谓书者、赏识而令勒石者、刻者，皆大智慧人。从今天角度分析，其很适合当今所谓前卫性的书法去解析单字，去搞大效果的创作。但是，确也有粗笨憨傻之面像。对其取舍当否，就看学之者的本事吧。 《鲁峻碑》制于东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2年)，全称“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现藏山东济宁市博物馆。圭形，有额，有穿，高289厘米，宽149厘米。文17行，行32字，碑阴2列，列各21行。隶书，。 《鲁峻碑》体格茂伟，其丰腴润泽的情态溢于言表，属壮伟的美男子形象，也是在汉碑中能让人刮目相看之处。清万经评之“字体方整匀净，凡勒笔、磔笔，挑起处极丰肥，开元诸家似效其体”。学此碑可增朴茂壮伟的气息。然也易学之不当而致浓肥。唐明皇及徐浩辈即肥浓乖腻，丈夫气安在哉? 《杨淮表记》制于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全称“汉司隶校尉从事下邳相弼表记”。 在陕西省褒城县石门西崖壁上(今陕西勉县)，为摩崖石刻。今藏陕西省汉中博物馆。高270厘米，宽71厘米。文7行，行25、27字不等。隶书。

　　宋娄机《汉隶字原》云：“宋绍兴(1131～1162)中始出”，只能讲是宋绍兴时期刚认识到《杨淮表记》的文献和艺术价值。《杨淮表记》雄峙而能纵横飞扬，清健而以朴茂特出。研读摹学之际，主导以笔狠墨浓发势，得圆浑高古的形象。千万勿用轻松潇洒的状貌写意之，否则必落入闺妇发怨的情调。其轻松散逸的外表下是隐忍着刚毅的内核，在有坚实创作和修为的基础上，去感受它结字的松动松活，横划的一意发放，竖划促止与放纵的适度。《杨淮表记》的意态在野逸雅正之间，具有《石门颂》朴茂的自然生动，而爽朗高出。兼《西狭颂》内敛端持的特质，而润泽过之，诚可谓汉隶之上上作品。 《娄寿碑》制于东汉熹三年(公元174年),全称“汉玄儒先生娄寿碑”。石在湖北襄阳寿墓之侧。石久佚，传世多翻刻本。文13行，行25字。隶书。

　　《娄寿碑》是汉隶碑刻的重镇之一。杨守敬《平碑记》：“或以之比礼器、曹全，谓之三绝”。康有为谓之“与礼器、张迁丰茂相似”。王澍语之“与韩仁铭正似，已开唐隶之先，待出唐人手时，结构更为精密耳。”三人述评中，以王氏更为精当，尤其是精密二字，直探中国书体嬗变之法门。从结构与意趣构筑关系上看，谨严的字形多宜于严正学习，而疏于笔墨情调的渲染。 对宽绰而有松动感的结字，不强调单字平正的，紧密的形态结构，容易在用笔时充分焕发笔情，启动墨韵，可着重于自然情调的重建。《娄寿碑》字体结构不拘于长短狭阔，一意于笔墨发挥，故能首取丰茂。比较而言，其兼有《孔器碑》点画恣意、秀的一点特征，有《曹全碑》〉娟美的一些影子。这不过是前人在一定座标上的感言。汉隶随取一种，均有蕴藏多种情味的基调，实为文字本体结构所致，杨守敬所谓“三绝”应是他多样情意的流露。 从广义上看，几种常见的评语套至每个碑上，均有一碑蕴藏多种情味的性质，均有适应感。

　　〈熹平石经残石〉制于东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石旧在洛阳太学门前，几经徙乱，荡佚无存。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徐森玉、马叔平于洛阳太学旧址发现汉刻石残经，以后十余年，出上达百余石之多。为关中于右任，潢川吴氏，白坚，北京图书馆所得。以白坚所收之品最多且精，惜后全数归日本书道搏物馆。于右任藏《周易》一石，存四百五十余字，现存西安碑林。《石经》系官方校正五经文字刻石。 〈熹平石经残石〉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嘉平四年(公元175年)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前，未名书写者何人。而在《后汉书·蔡邕传》谓蔡氏认为古经籍因年代久远，俗儒穿凿，文字多有谬误，贻误后学。就同志者堂溪典，杨赐，张训，韩说等人上奏汉灵帝，准奏。蔡氏书丹于碑。然就目 前所见〈熹平石经〉多石，其字体虽说是同属方正，而工与拙、朴与巧攸然经纬相分，很难说其为一人书法。 此碑是否为蔡中郎一人所书，均无关我等事，因为前人评定，鉴赏古艺术品遗存时，有时是很善于穿凿附会的。所须明白的是〈熹平石经〉虽说工整简净，极宜学摹，而生气少存，给人冰凉凉的感觉。宛如当今之印刷用字，生气乎!生气乎!学之者，当焕发其朴纯生气耶。

　　〈尹宙碑〉制于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全称《汉豫州从事尹宙碑》。现藏县第二中学。有额，有穿，高260厘米，宽95厘米。文14行，满行27字。隶书。

　　元皇庆元年(1312)鄢陵县达鲁花赤修孔庙寻求石材，于洧川发现，移至孔庙，碑阴有元皇庆三年题跋。未几，又没入土中。明万历中(1573～1619)因洧水泛涨，岸崩而石复出，重置于孔庙。康有为评语“风华艳逸，汉分中妙品。”〈尹宙碑〉用笔结字转折圆健，几类楷法，虽是“冲和有度”，然撇捺以侧锋取媚，汉隶朴纯正格略失。唐人隶书多其类型，但唐隶紧密而不能宽绰松活。不松活，笔墨不能恣情，笔致不宜发扬，朴纯不易彰显。 《颜威山题记》题记1941年发现，刻于四川乐山萧坝东汉崖墓，具体年代不详。“颜威山”系墓主姓名，其生平不可考。 《颜威山题记》书法情势若《汉封龙山颂》而无大特出。若硬合其气势宏大于《封龙山》，只可讲其字少，便于放纵笔墨，再加之字序无横列参照，人们将视焦聚于纵深，故有宏大之冠。 〈曹全碑〉制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5年)十月，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明万历初于陕西省郃阳县旧城出土。1956年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高253厘米，宽123厘米。碑阳文20行，行45字，碑阴五列，一至七行不等。隶书。

　　〈曹全碑〉为汉隶重镇之一，清万经评之“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康有为评之“秀韵则有曹全”是碑有意将波磔纵横逸出，故能飞动，其无束缚也缘于此。其不驰骤，是因结字谨严，点画沉着，笔墨洁净利落。所以研习曹全要清心静虑，有窗明几净、雅洁的环境，加之笔墨精良，方能神清气爽。我意味其是寓静于动，静为动之备。静极实为动酣的结果。 缘此一念，提笔生以出流畅飘逸，绢秀劲挺的隶书，也非难得。 〈张迁碑〉制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碑在山东泰安岱庙。高314厘米，宽106厘米。碑阳文15行，行42字，碑阴3、12列，列19字，下列3行。 隶书。 〈张迁碑〉在汉隶碑刻中是方笔的代表作，声名颇为显著。在结字上有其幽默感，线条稚朴，加之使刀运笔方折，字势方正，已开魏晋时代正书风气。但“张迁碑”最突出也是最隐晦的弱点是用笔方法不可寻觅，使人们在学习和观赏时，只能按篆书笔法起讫。它的用笔法湮灭的责任在于刻石工匠。细细察阅，张迁碑刻工将字的起端、转折处，以及收笔的末端，给凿得齐整整的，虽然它确实属方笔折带，寓方致圆一格，但观感亦不大爽。

　　从客观上讲，篆法写隶书在线质上会高古些，但对张迁碑来讲，就不正常了，以之揣味张迁碑字法，于方正朴茂中颇见点划组合的随意性、趣味性，即其点画是讲求细节的，这是篆书笔法的单调性所不能予以充分表现的。张迁碑不激不厉，循规蹈矩，是中庸型，属典雅不失古意的范例。学之时不妨参考一下曹全碑，以求得用笔流畅利落，再加“耿勋碑”、“郙阁颂”以丰富字势的雄恃意味。

　　〈朝侯小子残碑〉年代不详。清宣统三年(1911)出土于长安，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碑残仅存下截，有界格，拓本高66厘米，宽68厘米。碑阳文15行，行8、15字。 隶书。 〈朝侯小子残碑〉的书法于界格内书写，故布白匀停。总体风貌清峻雅致，于书于刻皆精美卓然。在波磔的处理上是去平缓平舒的拓展，用笔清劲，结字偏于扁横，风貌朴实文秀，仪度静谧安详。其趣味在“孔宙”、“张景”之间。此碑虽说清劲可喜，然时或有文弱的一现，其因是组合用线的对比度小，用力较为平均的缘故。“平” 字在书画的创作中，尤其是整体观感上是必须认真体味斟酌的。我这里讲的“平”，是技术上的“平”，一是费力不讨好，二是构图方面欠考虑。再严肃点讲，是你造境能力弱的体现，要么是才情，或言是文艺理论方面的修养不足，此当深虑之。 《尚府君碑》年代不详，全称“汉甘陵相尚博碑”。192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张羊村北魏皇家陵墓中。此碑为纵裂为三块，以其中两块做封墓门的条石。有穿，有额。一块高145厘米、宽24厘米，5行，行29字。一块高162厘米，宽26厘米，文6行，行30字。现存河南博物院。隶书。 《汉甘陵相尚府君碑》书法属东汉晚期风味。在东汉末，汉隶用笔和结字体势己经高度成熟，已经快速的向楷书嬗变了。由《熹平石经》为代表性的汉末隶书，从艺术角度上讲已然备极工整而少情趣玩味，甚至趋于僵化。〈尚府君碑〉结字在横向排宕中，时或出格一点，竖划纵向时或特出一点，使单字结构在部首或偏旁上存在有错落感，较诸“熹平石经”等刻石，是属较富于感性情趣的作品。

　　《建宁残碑》制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全称“曹椽史等字刻石”。1921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有穿，上下皆残，存7行，约计20余字。拓本高55厘米，宽48厘米。隶书。 《建宁残碑》结字方严，波磔不给于奋发，笔笔不苟，线条匀净，精劲喜人!在汉隶碑刻书法中是少见的。 研学者必致汉隶通会之际，以此来抽拔线条的属性，即使字法不工，若使线质过人，也当出格。另外，六朝隋唐的隶书墓志也多有此字样，是有其用笔意思而无其散怀朴茂的情志，字势也欠雄健爽朗的气派。 〈元孙残碑〉年代不详。高40厘米，宽10厘米，文3行，可识者不足20字，嘉庆三年(1798)徐方访见于河南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安阳残石之一，现藏河南安阳博物馆。隶书。

　　清人郭尚先评其“最为雍雅，安阳残石以此为冠”。 细审此石书法平静安详，笔致温和，儒雅情态毕显。清季碑学大兴之际，众人搜访研学汉魏碑刻致力甚勤，且有重大创作收获。然隶书创作有儒雅情态者，有缓有涩而且寓于圆融的线质的作品极为少见。有之者，倘见上海大画家唐云藏金农隶书《王秀》一册，得其大概。 〈刘君刻石〉年代不详。一石高40厘米，宽27厘米，文6行，计16字。一石高39厘米，宽32厘米，文4行，计20字。此碑为安阳四残石之一。嘉庆三年(1798)徐方访见于河南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现藏安阳博物馆。隶书。 〈刘君刻石〉基本上属于方正爽快一格，好在并不一定精谨，反到是于宽松的结字框架中，有短促与扬长之笔的组合。有幽默感，即拙拙的点画，爽爽的用笔，时或回眸一嫣，时或否去一点谨严。洪亮吉语“隶法古劲朴厚，诚堪珍玩”。郭尚先所谓“其书清穆有韵”在于谋篇清疏朗阔，孰可参法。

　　《群臣上寿刻石》制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亦称“赵王摩崖刻石”。文一1行，计15字。清道光年间(1821一1850)杨兆璜发现于河北永年县西南七十里猪山，失藏。此石为汉赵王遂的属下为他献寿的刻石。篆书。 清陆增祥语“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康有为评之“体皆方扁，笔益茂密”。现在看与秦汉权量诏版等文字相通，与汉印文理同，或可俚谓之开“汉缪篆”先河。汉代篆书已将秦篆圆笔长结体，逐渐演变为用笔方圆并存，使转以方为圆，向隶法转换。《群臣上寿刻石》现存发现汉篆中最早者，用笔圆而转折方，与秦汉古隶相融洽，书法古拙自然，仪态朴茂雄深。由此可窥篆隶间嬗变的端倪。该刻石书法不甚工整，趋于写意性。其字划丰满，居中首尾一行书竟，篆与隶法用笔结字组势之融合宛若天然，其外是整体的视觉效果给人以形式感很突出的印象，当是我们在书法创作时对于形式美的取向，是循古与现代借鉴上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广陵王中殿石题字〉约西汉(公元前80至前75年)，又名《甘泉山石刻残字》、《江都厉王墓石题字》。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阮元得自江苏江都甘泉山惠照寺阶下。原在县孔庙，现在江都县中学。 〈王陵塞石广四尺〉(约公元前88——前51年)，一九七0年出土于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鲁孝王崖墓三号墓，墓门用19块长方巨石封堵。其中14石有题刻文字，此为其一。1973年运至孔庙，今藏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

　　〈广陵王中殿石题字〉因阮元说“海内西汉石少，而江南更不可得，得此甚奇”，故也成名作。又想，江南岂止西汉石少，东汉石也少，故珍之。此题石文字为篆隶演变时期之书体，而隶意甚浓，是刻者随意之作，与汉“黄肠石”同一意趣。 〈王陵塞石广四尺〉此石有“前汉刻石，古质朴拙莫过于此”之誉。然而“广陵王题字”与此石均不属上乘之作，前者因阮元“甚奇”而偏爱之，后者因存“篆意”而过誉之。客观的讲是前者用刀或笔简捷朴厚些，后者用刀或笔使转方折劲直，有汉隶字之广大的气象，倘观其弱处是在刻划末梢。二者均属信手草率之作，有放马过纵，即“野”的感觉。 〈东安刻石〉制于西汉——新莽，全称“鲁市东安汉里刻石”。汉刻石。石高240厘米，宽30厘米，文1行，行10字。一九三一年出土于山东曲阜城东韩家铺汉墓。现存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篆书。 〈东安刻石〉篆法婉丽圆通，结体宽绰遒美，线质凝练生动，整体布局从容大方，是开汉篆写意一脉书风极精彩的作品。倘若是在篆书创作意态古板之时，朝夕观赏揣摩此刻石书法，对篆书情调的高调抽拔大有俾益。 〈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题记〉制于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一高183厘米，宽45厘米。一高136厘米，宽25厘米。原石藏河南南阳汉画馆。1978年3月在河南省唐河县湖阳公社新店村西“榆树坟”高地出土。 此题记以篆法为基调，以隶法为体用，篆隶笔法、结字自由自在，古朴灵动，用笔字势随机结体，于细节处富有方圆巧趣的装饰性。书法风格遒密奇崛，开汉缪篆先河。对丰富汉额题字、瓦当文等字法生成有启示作用、对我们当今篆隶书法、篆刻创作新形式的探讨大有俾益。

　　《苍颉庙碑》制于东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碑原在陕西省白水县史官村苍颉庙中，现藏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圭形，有穿。碑高201厘米，宽198厘米。四面刻字，碑阳文24行，阴文24行，此碑剥泐甚，故行数不可计。 隶书。 清翁方纲语《苍颉庙碑》“极隶书变势之宜”。书法密丽婉秀，线性舒缓浓丽，结字布局适度去短长狭阔开展，尤以阴、侧刻字灵动活泼，详备汉隶字势变化，与汉隶中“嵩山太室阙”，“阳嘉残石”，“华山庙”，“曹全”互为显彰。另外，其布白情势似是对北魏造像题记的章法经营有启发，如“姚伯多造像”。故余观刻石书法性情真味的显露，大多应从碑阴、侧的刻字或题记中寻绎。再者，若能与正文相协调笔致，当得大益。

　　《栾镇村画像题字》制于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又名“汉张文思为父造石阙题记”。石高151厘米，宽78厘米。文2行，行12、14字。此石1956年春出土于山东省肥城县栾镇村的一座东汉墓画像石题记，是墓内藻井东面盖顶的石板。石藏山东省博物馆。隶书。 “栾镇村”八分字法入石，汉简墨笔隶法意味纯熟，形神毕肖。捺部双钩线刻，有意于形式美刻画。其行笔舒缓，线质绵力隐于劲健的刻意之中。遗憾的是其篇章布白的用力平均，字势承接，知纵横，然意“平”，整体“散”，不精神就显得无序，亦为一例。也可能是属草制之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