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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二章自然人，第二节监护，第二十九条：“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新增遗嘱监护，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允许父母在死亡来临而无法继续履行监护职责时，通过遗嘱方式为其子女指定监护人，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并为其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是允许父母通过遗嘱方式指定监护人，既是对父母亲权的尊重，也是现代民法人文关怀精神的具体体现。需要注意的是，有权通过遗嘱指定监护的主体，仅限于正在承担监护职责的被监护人的父母，而不是所有被监护人的父母。法定监护与指定监护，因受选任机关自身能力和特点所限，往往只能依据社会一般标准，主要为亲等排序对监护人进行选任，而较少关注被监护人的个性化需求。协议选任监护人，则主要反映的是监护人之间利益博弈，在实践中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优先考量被监护人的利益不得而知。唯有父母通过遗嘱方式指定监护人，能够真正做到以被监护人的实际需求为基础，并在不掺杂任何个人利益考虑的情况下，作出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合法权益保护的选任结果。本条规定虽然文字表述简洁，但是字字珠玑，具有较为丰富的规范内容。一是指定监护人的遗嘱应符合遗嘱生效的形成和实质要件。民法典第六编继承编中有相关规定。二是遗嘱监护的适用对象，既包括父母的未成年子女，也包括其行为能力欠缺的成年子女。虽然民法典并无特别说明，但是，从立法的意图来讲，当父母因子女成年而不再享有亲权时，父母仍然能够通过遗嘱方式为其指定监护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子女已经成年，父母对其感情往往仍是最为真挚的，父母对子女所能做出的无条件付出，也是配偶与子女无法企及的。而且在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被监护人大多没有配偶或子女，所以，法律赋予成年人的父母通过遗嘱方式为其指定监护人，符合立法原意，也符合社会现实。三是遗嘱监护只能由被监护人的父母作出，且该父母的监护权没有被撤销或终止。也就是说只有当父母确实对其子女承担监护职责时，才真正有权通过遗嘱方式指定监护人。四是遗嘱应由最后行使监护权的父或母一方作出。从民法典第二十七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如果父或母有一方先死亡，另一方仍然能够对子女承担监护职责，没有必要选任新的监护人。即使先死亡一方在遗嘱中表示希望由其他主体担任监护人，也不能直接否定或终止其配偶的监护权。当然，对于遗腹子，虽然父母在设立遗嘱监护之时尚无监护权，但仍应当承认此种遗嘱监护的效力。当父母指定监护人的遗嘱符合生效要件后，遗嘱监护即产生其法律效果。遗嘱监护具有优先效力，即遗嘱指定的监护人相较于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监护人选任上处于优先顺位，除非有法定原因，如被指定人丧失监护能力，否则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此种顺位安排。需要注意的是，有效的遗嘱监护只会确定的改变监护顺序，并不会使被指定人在遗嘱人死亡后直接成为被监护人的监护人，只有在其表示愿意承担此项监护职责后，才会正式成为监护人。相反，如果被指定的监护人拒绝接受遗嘱指定，监护人则将继续根据法定监护或指定监护的相关规定确定监护人。从本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典共设立了四类监护方式：法定监护、指定监护、遗嘱监护和意定监护。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总结为：以法定监护为基础，以遗嘱监护和意定监护为原则，以指定监护为保障。（1）设定被指定人对监护指定的回复期间。在父母不幸离世的情况下，能否及时确定监护人，直接涉及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设置一个较为明确的固定期间，要求被指定人在该期限内对是否接受指定作出明确回复。如果未在法定期限内回复，则视为其拒绝指定，法定监护开始启动。（2）规定被指定人对监护指定回复的方式。遗嘱监护中，由于对监护人的选任由遗嘱人的个人意思所决定，具有较强的私人属性，公示性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被指定人对于监护指定的回复方式作出规定。（3）明确父母同时死亡时遗嘱监护的法律效力。当父母同时死亡且各自指定的监护人不尽相同时，依据本条无法确定应由何人承担监护职责。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且，当父母在各自指定监护人的同时，并未明确排除另一方指定监护人时，应继续保持遗嘱监护的优先效力，由被指定人通过协议确定监护人，协商不成，则由有权机关在遗嘱指定的监护范围内作出选择。当父母在各自指定的监护的同时，明确排除了另一方指定的监护人。那么就应在未明确排除的被指定人范围内确定监护人。如果双方指定的监护人均被明确排除，则遗嘱监护应被宣布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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