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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枫，是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巽先生的字，外人知者似乎不多。《章巽文集》所收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生活经历和甘苦谈》也没有提及。丹枫先生仙逝亦有年矣，不过，像他这样一辈子只知为学，不以俗世声名见闻的学者，即使墓木未拱，记得他的人也恐怕是日见其少了。看到报纸上刊出丹枫先生仙逝的消息，我正在北方客旅中，当夜就草成一篇纪念文字。此后不久，我却被迫奔波异地，屡次搬迁，这几页草稿也就隐身书丛，心情也无从收拾。于是，纪念就更深地埋在心里了。前几天，偶尔在整理藏书时找到一叠杂纸，此文赫然在焉，惊喜之余，沧桑之感顿生。时间并不长，纸张却已经发黄变脆，感觉物质的散亡掩盖着催促着精神的遗忘，更是几不能自已。 丹枫先生1914年4月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一个书香之家，幼年丧父，靠母亲担任教员的微薄薪水和向亲友告贷，先后入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师从缪凤林、丁山、朱希祖、沈刚伯、张其昀、胡焕庸等名师。毕业后，供职于南开大学、《大公报》、中华书局、中央大学历史系。1944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大学研究院，历师Sidney Painter，J. Montgomery Gambrill，获史学硕士，奠定毕生以中西交通史、航海史为主的治学方向。1947年回国，即受聘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50年代院系调整后转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由于家住丹枫先生寓所附近的缘故，还在中学读书时，我就时常看见丹枫先生目不斜视地端坐在三轮车上，进出于山阴路路口的一个弄堂，车夫总是同一个人。第一次正式拜见丹枫先生，我已在北京大学，为了《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校注本的事，奉希甫师命趋谒。山阴路上那种初建时称为“新式”的里弄房子，已然破旧了。丹枫先生的书房似乎也兼卧室，在二楼，湫隘压抑，光线很差。房间里有不多的几个书架，样式不一。书并不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西文书倒是不多见，想是丹枫先生由美国携回的。我印象颇深的，是壁上著名史学家贺昌群的一幅字。贺先生善书，我不是一无闻见，高妙如此，却要叹未曾有了。不过，至今一闭眼就恍在目前的，还是当时已经病眼的丹枫先生诚恳执著的目光，以及伏案在赏我的书上题字的背影。 丹枫先生的学问，浅学如我是万万不敢评论的。先生的门生弟子皆在，很多早巳成就专家之学了。先生的著述俱在，有心人自可参证。只是，论者每以为丹枫先生的著述，有些已被后起者所取代。如大中国书局、大中国图片出版社、地图出版社50年代出版的世界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乃与顾颉刚先生合编），现在几乎没有人用了，一般都使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又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丹枫先生校订的《大唐西域记》，当然也不及希甫师等的中华版《大唐西域记校注》。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窃以为还是“隔”了一点。学问之事，一般而言，后来者居上，这应当是千古恒理（现在，我却越来越怀疑这一点了）。丹枫先生的著述在很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是大有功于学界的。而且，丹枫先生的学问自有不可及者。比如航海史研究，国内至今似尚无出其右者。以数十年之力，成《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化一堆旧纸为航海史研究之瑰宝；《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一版再版，更在1960年由前苏联学者译成俄文，1967年由莫斯科苏联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就当今的显学佛教史而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法显传校注》就至今仍是国内最完备的本子。更有可论者，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金赵城藏本法显传题记》中，指出赵城金藏本《法显传》残本未见有人加以利用。选堂先生此文刊于1974年，丹枫先生的《法显传校注》出版固然在1985年，而其之始，则在十数年之前，而赵城金藏本已见称引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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