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古老洮州的三标志 我认为古洮州的古有三个标志，它却被我们忽视，甚至遗忘或熟视无睹。这三道穿越历史风烟的标记，使洮州显得浑朴厚重、凄美雄壮。如果没有这些标志，那么历史的沉积不知又从何说起。 一、 边墙 第一道标志是边墙。在洮州的东西两境都有边墙，据一九九七版《临潭县志》记载，东边是宋边墙。该墙南起三岔乡南的关上，经大小红花两地，过边墙河至王旗村北接洮河，是宋代洮州重镇铁城的屏障和门户。现在在王旗镇磨沟村边墙河，还能看到一段残墙。
西边墙是明代所筑的长城，现存相对完整。自古战乡西南的玉古崖起，向东延伸，经达加、甘卜他、官洛、恶藏、土桥、边古壕各闇门，至上八角顶石墩河州界，在洮州境内全长约二百六十里。 第一次去卓尼县阿子滩乡达加村看边墙，是在2007年11月间。我独自骑摩托车经古战、尕路田、九日卡翻山远远就看见了边墙和暗门。秋日午后的斜照，使墙体泛出古铜色的基调，从闇门中窜出的古道延伸至山野之间。古道两边荒草漫漫，收割过庄稼的茬地，也无意间为边墙衬托出几丝萧瑟的气息。几名放学早归的儿童背着书包走出暗门，在古道上一路零落而行。我在暗门前的道路边停住，时间像凝固了一样，忘却了到底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边墙高七米、厚五米、收顶三米，依山就势，雄伟壮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有文章说，秦长城“因河为塞”，汉长城叫“塞垣”或更直接的“遮虏障”，至明代才叫“边墙”。“墙”才占了长城建筑的大部分，边墙叫作长城是没错的。据该文章叙述：“明长城从辽宁丹东落笔，穿越10个省、市、自治区直达甘肃省嘉峪关”。“长城总长度21196.18公里，存在于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而明长城占其中10个，总长度接近9000公里”。文章提到，在青海范围内也有明代修建的长城，但因与明长城主线并未相连，未作详述。那么洮州边墙与青海长城是否同一墙体？
数年间，我因拍照的缘故，多次在达加、甘卜他、恶藏、土桥这些地方活动，对这些边墙遗迹的毁损有些惋惜，也对他背后的“故事”萌生好奇。九七版《临潭县志》有“明边墙是古长城西端之起点”句，这与我早先推测秦长城西端起点是否会在临潭境内相吻合。秦时，这里属秦陇西郡临洮县的辖地，“秦乃虎狼之国”，蒙恬西起临洮修筑长城，怎么会退后一二百里，把属于秦的一大片山川无端割舍出去？
《史记·蒙恬列传》“筑长城，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作者司马迁立史作书年代，距蒙恬筑长城之时最多不逾百年，他对如此大事记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鉴于《临潭县志》的说法，借一次浪山的机会，我向当时的主编海洪涛老师求教，了解洮州边墙为古长城西端起点的有关资料，但海老师的回答让我有些泄气,“推论”他说。当时有一种观点提出，明边墙就是依秦长城原墙基而修筑，这样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可以事半功倍。就这个观点，后来，我又向岷县地方史学者李璘老师求教。他说，推论合乎情理，但缺少实物依据。他自己也在玉古、达加、甘卜他一带做过实地调研考察，只能找到明代的“依据”，找不到秦汉的“依据”。没有实物依据作支撑，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关于洮州边墙是否是秦长城西端起点，卓尼范学勇老师多年来潜心文史，实地走访，做了大量工作，有论文行世，范文《秦长城西端起点临洮地望与洮州边墙考》基本肯定明长城依秦长城遗址修筑，这里不再详述。
但是，我的疑问是：既然这是明代修筑的边墙，那么，这个丝毫不小于洮州卫城的工程，为何在洮州的地方史志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而修筑洮州卫城的事迹却有文字记载。 另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6年1期“三代长城存甘肃”一文提到：“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实力强大，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皆从参天可汗道来朝拜。'安史之乱’后，国力急剧衰落，不得不堵塞陇山道，修筑长城（堵达边墙）同吐蕃人对抗了”。长期以来，一直有种说法，唐代是中原政权唯一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经过百度搜索查到，唐代确实修过长城。山西省榆社县、太谷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都发现有唐代修筑的长城。那么，作为大唐和吐蕃前沿阵地的洮州境内的边墙，和唐代扯得上关系吗？ 二、烽燧 洮州的第二道标志是烽火墩。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就说明了烽火墩，在古代军事设施中占据的分量。烽火墩在洮州的新旧两城周边以辐射状构建，遥相呼应，没有专业人员考证，已经无法辨别建筑时代。九七版《临潭县志》记载的数量为一百零一座，民间有“十里塘汛五里墩”的说法。据《洮州厅志》记载：洮州副总兵营所辖烽墩分南路二十四座，东路十三座，北路二十座，共五十七座；旧洮守备所辖烽墩东南路二十九座，西北路十五座。
虽然经历了太多岁月侵蚀和人为破坏，依旧有为数不少的烽墩幸免于难，存留下来。我曾经不厌其烦的拍过许多烽墩的照片，游览烽墩，让人产生崇敬之心，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流动和历史的静态；让人意识到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孱弱。 神仙墩在临潭城关镇东山顶上，是至今保存完整的烽墩之一，每每在晨曦中透出沉静的背影，然后被朝阳照亮，被烟霞晕染。有一年秋季的一天，我去东山顶拍照，看到在暖洋洋的太阳下，几簇朴素的黄花在烽墩脚下默默绽放笑靥，黄花的微笑触动人心，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深邃。 拉扎村背后的营盘墩也是非常完整的一座烽墩，因为这座烽墩周围沿山顶平面轮廓线有一圈类似战壕的营盘痕迹，被当地村民称为营盘墩。所有的烽墩几乎都选在高山顶端修筑，而这座烽墩坐落的位置却低矮的多，据说是专为近距离监视洮河对岸的石堡城而设，从这里可以将石堡城那边的一草一木看得一清二楚，它与八木山顶的八木墩高低相望，传送信息。 最悲惨的莫过于烽墩消逝的情景。那是烟囱沟梁上的一座烽墩，因为岁月的侵袭、风雨的剥蚀、人为的破坏，我第一次看见时，他四周的土层已大部剥落，只有中间一部分像石柱一样立于天地之间。当两年后，再到该地时，它像一个孤独的老人，伫立山头。去年我又顺道去探望它时，就只剩一堆坍塌的土块了。
完整保留的烽墩还有八龙川顶的八龙墩、达子沟脑的石沟墩、包家寺背后的包家大墩、钦子沟西侧的钦子墩、卓逊堡西边的卓逊墩……
在众多的烽墩中，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要数八木墩了。非常遗憾的是，这座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被毁掉了，现在只剩烽墩的底基了。八木墩在洮河北岸的山上，俯视山下洮河对岸的羊巴石堡城，洮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半圆，将石堡城三面围拢，站在八木墩上，这一湾风光一览无余。这座烽墩与拉扎村后的营盘墩形成高低呼应之势。 据传，这两座烽墩是唐王朝军队与据守石堡城的吐蕃军队对峙的产物。自唐高宗仪凤元年（676）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唐蕃之间在这一带进行过长期的拉锯战，其间虽然有天宝八年，哥舒翰以“唐士卒死者数万人”的代价攻破石堡城的胜利。但正如之前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所预言：“所得不如所亡”。 在八木墩上举目四顾，北方青山连绵，南向层峦叠嶂。从西向东的洮水，在青山翠峰之间悠悠迂回，令人思绪万千。临潭诗人白岩《登八木墩远眺怀古》诗最能表达此时的情于景： 八木蝉声初，纵目烽火墩。 石门锁瑞霭，晴川送暖风。 哥舒功碑在，洮阳遗城空。 晟愬眠何处，故乡可有魂？ 三、古城堡 古城堡是古洮州的第三道标志。在古洮州的乡野中行走，不时就与古城堡相遇。历史上，古堡在洮州可谓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洮州境内历代所建寨堡有一百三十多处，政治军事要堡有三十七处。现今虽然大部分已经毁损，而且有些城堡在当地声名卓著，可惜也没能保留下来，比如羊永堡、李岗堡、杨昇堡。 杨永堡位于羊永镇岷合公路十字处，为明代洮州百户杨永屯边驻守的处所，原堡内住十二户人家。一九五八年拆毁了堡门，二〇一〇年岷合二级公路从羊永沟改道，城堡始完全消逝。
李岗堡位于羊永镇李岗村北山坡，岷合公路南侧，东距羊永堡4公里，西距临潭县城7.5公里，是元朝小校李岗投明后远征云南，因功封昭信校尉，被派遣到此地筑堡驻守，现城堡无存。 杨昇堡位于长川乡阳升村，距临潭县城5公里。是明代洮州世袭百户杨昇屯边驻守的处所，现仅残存城堡南墙一段。 尽管如此，现存比较完整的城堡依然不少，比如：刘顺沟的卓逊堡、水磨川堡、红堡子；羊永沟的业路堡、白土堡、土门堡；新城镇的端阳堡、长川沟的千家寨；羊沙沟的双河堡、小岭堡；旧城沟的恶藏堡等等。 在众多的寨堡中，有两座古城遗址值得一叙。一是位于古战村北的牛头城、该城是西晋怀帝永嘉末年，土谷浑占据洮阳时所修。因城廓在山头上依山势而筑，呈倒梯形，且前低后高，上宽下窄，形状颇似牛头而得名。牛头城前马面现今已成耕地了，城垣坍塌倾废。置身其中，唯见麦浪涌动，金黄的油菜花阵阵飘香，一派安详的田园景象。但站在对面山头上远眺，城垣及残存的烽燧依然历历在目，犹显雄浑和肃穆。 另一处是位于红崖村的鸣鹤城，是和牛头城前后时期的遗存。这座城因为少数民族叫法音译错讹之故，在不同的史料中有泥和、侯和、迷和、洪和等多种称谓。清人赵廷璋留洮州八景诗《鹤城晓日》“杲日周天际，晖流古戌城。春寒啼鸟急，露重花落轻。云树千丛翠，烽烟万里清。夕阳临眺处，水寺晚钟横。” 鸣鹤城坐落在新城镇东五里的红崖村，省道306公路从旁边经过，我们时常驻足停留。城垣虽然多处坍塌，但南墙还基本保留了原貌，城廓仍然清晰明了，城内也被改造为耕地。顺着地埂或城墙根行走，随手就可以捡拾几片古人的砖石瓦当。有一次我和朋友彭世华在城垣中捡到一块檐瓦上的“帽头”，纹路清晰，造型古拙，让人兴致陡然。 鸣鹤城形方正，东西一百七十六米，南北一百八十五米，有东西两个瓮城。城周有护城壕，现在都被垦为田地。近年村民沿公路扩展修建住宅，已逐步侵占古城一线，古城的保存和保护令人担忧。 除上述两座城池外，还有羊巴古城、跌宕什古城。它们在唐代声名远扬，因为内容丰富，我计划独立成篇，在此不作论述。还有钦子沟一处古城堡遗址，相传为古可当县城址；八龙川有八龙堡，在上世纪末被毁。除此以外，洮州古城堡大多都是明代修建的，当然也不乏清代修建的。如流顺宋家庄西侧山顶的堡子，就是光绪二十一年，洮州名儒包永昌为乡民避乱所修。 现存完整的古城堡中，恶藏堡和双河堡是两座空堡。距离村庄较远，是名副其实的孤城古堡。恶藏堡据传是守卫恶藏暗门的士兵们的营寨；双河堡在羊沙乡大岭山脚下，据说也是为守大岭关或大岭山隘汛而建。现在大岭山公路隧洞正在开掘，工程队就驻扎在那里，处在大型机械设备威胁下，但愿工程结束后双河堡依旧能完好无损。 业路、白土、土门、卓逊等城堡都在村庄内，都有人居住。随着居住村民对文物古迹的重视和环保意识的增强，毁损的几率已经降低，继续保留不再有太大问题。卓逊有山上和山下两个城堡，山上城堡大门朝东而开，堡内住着一户人家，他们自称是洮州小杨土司的后裔。
据《岷州志》记载：小杨土司始祖名永鲁札刺肖，明永乐间以功授予土官百户。其子名彪，彪子名林。杨林于正德间因功加世袭不支奉土官副千户。林子名勋，勋子名寿，寿子名登高……而《洮州厅志》却将杨寿记为杨氏始祖，出入较大。《岷州志》载：小杨土司管中马番人四十五家；《洮州厅志》载：所管卓逊、达子坡、牙布、革泻、余家庄、塔儿木多、大蜀七族番民共三十户。报部士兵十名，把守青土坡、卓逊、莫都儿三处隘口。
二〇〇八年地震时，卓逊山城堡子门楼被震塌，其余墙体完好。山下堡内住着七户人家，城堡四面墙体严实完整。城外路傍地边都以石块磊墙，古香古色。人们在田地中精耕细作，节奏缓慢，大有超脱世外的感觉。在这座古城堡背后不远处，还有一处荒废的古城堡遗址，四面只剩残损的墙根，事迹无考。 千家寨，当地人将两字发一个音，就叫成了“恰寨”，位于临潭长川乡千家寨村，占地1.45万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有南和西两处城门。我一直对此城堡的地形方位感到辨别不清。按理，长川沟水由北向南，经千家寨城外流过，汇入洮河。但水流出去的那边的城门却不是南门而是西门，这就似乎是地形在这里有个拐弯，我的头脑却始终拐不过弯。据传，此堡是明代洮州卫指挥千户敏大镛的千户所。敏大镛，回族，江苏南京人。明初将领，洪武十一年随沐英来洮州平叛，奉命屯军洮地。也有传说，他在东路敏家呢、哈尕滩都有人员分布。因为缺少资料，查找不到更多事迹。
红堡子坐落在流顺川，因当地土质颜色而得名。而这个川的地名也因城堡的主人而得名。这座城堡是明代昭信校尉世袭管军百户刘顺和他的父亲刘贵建成的。刘顺祖籍直隶州庐州府六安（现安徽六安县）人。明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平西将军沐英、曹国公李文忠奉旨平叛，刘氏父子随军征讨，来到洮州。叛乱平息后，他们奉命协同奉国将军金朝兴、当地土司南秀节等督军修筑洮州卫城。其后刘氏父子根据朝廷敕谕，修筑了红堡子作招军守御、管理屯军、征收粮草事务的营寨。洪武二十五，刘贵随大军南征叠部途中负伤，于洪武二十六年医治无效亡故。刘顺奉旨袭职“洮州卫左所管军百户”，经太祖朱元璋敕命，刘顺所驻军管理的地方被正式命名为刘顺川。
红堡子呈正方形，边长九十乘九十七米，墙基七米、收顶两米九，高十米，坐北向南，周围村舍环绕。北面城墙顶上刘氏后辈及部下建有祠庙，春秋祭祀，形成了洮州庙会文化的一部分。
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洮州卫城，现今已是临潭旅游的金字招牌，资料浩瀚，妇幼皆知，人人引以为傲，个个如数家珍。洮州卫城，更是洮州城堡的代表。洮州的边墙、烽墩、城堡构成了古洮州线点面的军事防御体系，呈现了古洮州边域的地理风貌，和独特的社会历史特征。进入了古洮州，就进入了历史。边墙、烽墩、城堡像三位老人，向你呈现这里的古老历史，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 洮州边墙 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卓尼两县境内，有一条修筑于明朝中期的边墙，因其构筑于当时的洮州辖地，史称“洮州边墙”。对于这条边墙，原《洮州厅志》、《岷州志》及新编《临潭县志》、《卓尼县志》、《甘南州志》均有记载，1703年的《岷州志》所载，除比较准确地记述了这条边墙的走向之外，还涉及沿线关隘及大体里程，谨录如下： 边墙自旧洮堡南峪古石崖起，至苔家（现行地名用字为“达加”，以下同）闇门三十里；苔家至甘卜他(塔)闇门三十里；甘卜他至关洛闇十五里；关洛至恶(俄)藏闇门十五里；恶藏至土桥闇门六十里；土桥至边 (扁)古壕七十余里；边古壕至上八角山顶石墩河州(今临夏州)交界三十里。 洮州边墙号称300里，《岷州志》载为250里，《临潭县志》载130公里，即260里，当是实测。笔者实地考察了达加至俄藏约30公里区段内的城垣及相关遗址，基本上搞清了这条边墙的形制特点。在这30公里的边墙线上，其构筑为墙体结合壕沟的形式。凡平地及峰间平岭处，皆筑有墙体，延伸至陡坡处，便斩山为壕，与墙体连接。遇山障、断崖诸险绝地，既不筑墙，也不开壕，利用地形采取自然防护。沿线制高点，大都筑有烽墩，前后呼应，布局合理。整个边墙依坡沿山，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各大隘口，开设通道，被称为“闇门”。闇门内，大都筑有驻军堡城。 兹就考察区段内的边墙状况按走向分别记述。 达加段：南接峪古崖，北连甘卜塔，依山脊随形而筑，跨越三峰二岭，于平岭筑墙体，山峰坡面开壕沟，三峰间墙体长度约1000米，底宽5.7～7.2米，最大残高7米，夯层8～20厘米不等，以10厘米及18厘米居多。中段走向偏东10°，南北峰顶各筑烽墩一个。 甘卜塔段：南接达加，北连关洛，走向偏东30°。自谷间向南北两面山坡延伸，省道徐(礼县徐家店)合(甘南州合作市)公路穿城而过，谷间平地有墙体350米，向南坡延伸100米，向北坡延伸120米，各与坡面壕沟相接。残高7米，底宽5.1米，顶宽2.8米，夯层厚8～18厘米，南北山头各筑烽墩。 关洛段：南接甘卜塔，东连俄藏，走向偏东75°，大体呈东西向。谷间墙体138米，缺损42米，最大残高7.2米，底宽7米，夯层12～22厘米，以18厘米居多。边墙内侧58米处有一堡城，略呈四方形，东西墙体各77米，南北墙体各72米，最大残高5米，南墙正中开设堡门，门墩间距3.3米，进深5米，夯层与边墙一致。 俄藏段：西接关洛，北连土桥，呈东西走向，过东侧山岩后，折而向北。河谷地段墙体总长550米，与东西两侧山岩相接，其中河道处有50米空缺，为过水通道及溪流冲毁者，山脚人行道处毁损20米。现存墙体基本完好，高达8米，是为原本高度。边墙内侧，有堡城三个，堡一居中，与边墙相距150米，堡二位于堡一西南50米处，堡三位于堡一东南约400米处，筑于山脚台地，堡内筑一烽墩。三堡呈三角摆布，如有战情，可相互策应。堡门一律开于南墙正中，即与边墙闇门反向开设，非常情况下，便于防卫运作。堡一北侧有宽达9.2米的护城壕。堡三高出河谷地20余米，可望边墙以外较远地段，堡内烽墩可随时示警。从以上构筑可知，俄藏闇门是洮州边墙线上的重要隘口。 俄藏闇内，堡城留存完整，以处于中心靠前位置的堡一为例，大体呈四方形，与边墙取平形方位，最大高度8米，与边墙等高。东西两垣各长98米，南北两垣各为96米，面积9.4千平方米，南墙正中设堡门，门墩间距3.45米，墙体夯层10～22厘米，与边墙同，可见边墙与堡城为同时筑成。 在洮河中上游今岷县至临潭、卓尼地界内，遗存有上起战国下至明清的历代城址，就其构筑来看，明以前城址夯层整齐，层高多在15厘米以内，同一遗址的夯层只有小幅差异，多在2厘米左右。惟明代城址的夯层呈现非整齐状态，凡边墙、卫城、堡城乃至烽墩，同一构筑体的夯层差异多在10厘米上下，薄层厚度在8～10厘米，厚层多在18～22厘米，个别遗址厚层有达24～26厘米者。这种非整齐、大差度特点，正好成为这一地区明代黄土板筑体的断代参证。在笔者考察的诸多明代城堡及烽墩遗址中，极少例外。 时代更迭，岁月悠悠，历经寒暑的洮州边墙沉寂于荒烟丛岭之中，已显残缺的墙体，无处不留有久远时光的印记。回望已经逝去的500年，我们反而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条边墙见证历史的意义和作用。 洮州边墙首先是一条军事防御线。 防御需要是修筑边墙的初衷，历代长城(含边墙)的修筑，一开始都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洮州边墙修筑于“西控番戎，东蔽惶陇”的重要战略位置，明清两代皆有驻军守卫，从而保障了西陲边地的稳固。长期以来，这条边墙起到了维护洮岷崛河湟地带安全的作用，保证了两代王朝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同时，洮州边墙又是一条经济交流线。 边墙的存在，不仅没有隔断民族区域与内陆的经济往来，反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边地的繁荣。在考察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自边墙修建以来，这一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及由此而导致政治中心转移的事实。对此，还应从明初洮州卫城的修筑和洮州卫的设置说起。 洪武十二年(1379)，明廷设置洮州卫，筑卫城于东陇山脚。自此，卫城所在地长期为行政治所，从明代的洮州卫、清代的洮州厅一直到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临潭县。但卫城所在地西距洮州边墙将近百里，处于内外商流的不利位置，而距边墙不足10公里的旧城堡却因优越的边贸位置而日趋昌盛，逐渐成为茶马互市和边贸集散的重心，成为万贾云集的西部商埠。在5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经济发展超过了行政治所，而且人口密度也远在行政治所之上。旧城堡的兴起及行政治所的衰落，全然因地缘所致，充分展现了洮州边墙在地域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经济重心的转移，势必引起政治文化中心的相应倾斜。1953年，临潭县治遂被迁往旧城堡，原驻地被降格为新城乡。时至今日，在临潭县城关镇即原旧城堡1.44平方公里内，人口达19 483人，而新城乡82.91平方公里内，人口只有10 983人(据1997年《临潭县志》)。一兴一废，全在于一盛一衰，究其历史原因，洮州边墙的修筑便是重要因素。 另外，临潭县治的西迁，还带来一个意外收获。原治所新城乡因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长期滞后，使洮州卫城幸免于毁，至今完好无损。明初卫城能完整留存于今的，全国罕见，在甘肃省则属惟一。在新城乡人口密度增大，经济提速初见端倪的当今，地方人士对卫城的文化价值已有了足够的认识，而今，洮州卫城已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对洮州卫城笔者另有专文陈述)。 第三，洮州边墙又是一条经济区域分界线。 边墙出现以前，这片地段属荒僻的无人区，为古代游牧地。边墙筑成后，逐渐有人定居，随着时间的推进，沿边墙线出现了不少村落，特别是关隘通道处，都成为重要定居点，人居密度渐大。沿边墙的河谷、川台及坡地被广泛开垦，从而成为民居连片的农业区，而边墙以外，长期保持游牧区的特征。500多年来，这种历史走向逐渐成为定势。今天，当我们实地考察时，在边墙沿线所看到的是满目农田，麦麻豆薯遍郊野，村庄相望，远近错落，边墙屏其间，如红线穿珠，鸡鸣犬吠，烟气氤氲，全然一派农家景象。墙以外，则为广袤草场，稀疏的牧帐，如云的羊群，也每见纵马扬鞭的牧民。这条边墙，至今仍是农业区域与牧业区域的分界线。 第四，洮州边墙还是一条民族关系交融线。 边墙各闇门，自明代以来就是民族经济交流的通道。边墙的存在，不仅使民族经济的互补优势得到有效发挥，而且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经济交流加强了生活联系，汉藏民族的通婚嫁娶世代不绝。走向边墙沿线的村落，立即会感受到汉藏文化的包容。汉族村落，藏式民居，入户访问汉族家庭，祖辈都有藏族成员；藏族村户，服饰礼俗无不渗透着汉族传统。在边墙线上，不仅能感觉到藏族的汉化，同样也能感觉到汉族的藏化。 回族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远自明代，回族商人便活跃于洮州边墙线上，他们深入牧区，带去内陆的茶叶、丝绸及各种工艺品，又将牧区的马匹和各种畜产品运销内陆。其中，不少人选择边墙码头旧城堡为基地，开设商号，兴建清真寺，规模渐大，人口日增，全面涉足农工商等多种领域，与汉、藏民族共同发展，从而使临潭县城成为西北地区穆斯林文化的重要名胜地。边墙不仅没有造成民族之间的隔绝与对立，反而成为连接民族关系的纽带，促成了这一地区以汉、回、藏共为主体的格局。 “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阴”，当初修筑边墙是以单纯的军事防御为目的的，边墙筑成之后，却产生了综合性的社会效应，举一反三，从洮州边墙可推及历代长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又是多民族的统一体，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包括洮州边墙在内的历代长城，都曾发挥过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