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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文献】山西长城的历史与现状

 恶猪王520 2018-10-07


山西长城的历史与现状

   2014.10.28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山西一直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交错对峙的地区,这一格局大约从商周时期到清代以前或多或少的存在。定居的农业文明和逐水草游动的草原游牧文明一直是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之中,这两种文明的碰撞和妥协直接导致了长城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城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它更是一个两种文明冲突的载体。它的出现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在中国北方,北纬40度线大致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地理分界线,而400mm的等降水量线和北纬40度线大致重合。这两条线决定了线以南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比较适合农业生产,所以大部分的农业文明产生在这两条线以南,在历史上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农业定居区域。在这两条线以北,多是温带草原,适合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多数的草原民族是从这里发源的。从历史的经验看,农业文明如果越过这两条线,他的收获和投入的劳动之比远不能和这两条线以南的地区相比,而农业文明对这两条线以北的侵入导致的结果是使这一地区荒漠化,因此,农业文明较少越过这两条线。而草原文明向南越过这两条线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被农业文明同化,要么退回到这两条线以北。因此,长城就成为这两大文明冲突的产物。长城的出现,使得这两种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中相对稳定,这时社会会处于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两种文明都会得到发展。一旦这种稳定被打破,就会出现战争,会损毁长城,战争的结果将会出现新的长城。因此长城所承载的是多民族融和发展的中华文化的历史,是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山西长城是这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山西的早期长城


  中国的长城修建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多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对山西境内长城作推断和考证,认为山西存在战国时期赵国的长城,但由于对文献推敲不严谨或实地考察不确,多有臆测之词,已有学者对此作出评测 (1)。  2000年,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的编写过程中,山西省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对省内长城遗存进行了近4年的调查,基本上对省内的长城状况有了基本的认识。下面就这次调查的结果对山西长城作一简单梳理。


  山西境内有战国、东魏、北齐、五代、宋等各个时期的早期长城和明、清长城。宋以前的长城史籍记载往往语焉不详。经近年田野调查,基本廓清了史籍含混的面貌。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山西早期长城的基本情况是:


  1、战国长城:战国时期山西境内分布有韩、赵、魏等国,三国文化基本一致,生产方式接近,在整个战国时期,三国多数时期是同盟国,因此三国之间鲜有建长城之记载。


  战国时期赵国是修建长城较多的国家之一,文献记载有南、中、北长城三条(2)。其位置及走向已有方家论定(3),均与山西无涉(4)。


  目前在我省发现的战国时期长城遗存仅在晋城高平市,长城遗址起自高平市寺庄镇后山村北约1千米处的丹朱岭,向东经永禄乡、神农镇、陈区镇、建宁乡,终于建宁乡荀家村东,大致呈东西走向,沿本市与长子、长治两县的县界分布,总长约75千米。墙体用片石垒筑,但年代久远,损毁严重,大部不存,只在地面依稀可见碎石堆成的断续石墁。仅两段遗迹较为清晰:寺庄镇后山村北一段,残长约2千米,时断时续,基宽约4米,顶宽约2米。陈区镇李家庄村北一段,残长约5千米,遗迹依稀可辨,残存高度最高约0。6米,基宽约1.5米。陈区镇李家庄村西北长城遗迹南侧尚存烽燧、障城遗址各1座。据《潞安府志》载,长平之战时,  “秦人遮绝赵救兵及刍饷而筑”:《太平寰宇记》载:长平关,  “秦、赵二壁对垒,相距数里。”2000年对遗址进行试掘,发现战国陶片,证明长城确为战国时代所筑。但该遗存是否为长城还是战争的工事,学术界还存在争议。除此之外,在山西还未发现其它战国时期的长城。

  2、汉代长城:《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三年)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  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飞狐道在河北蔚县与山西广灵、灵丘间。平城即今大同。此长城在山西未能发现遗迹,但笔者在2002年5月对广灵香炉台村附近的长城遗迹做调查时,在村南海子峪口北齐天保7年长城遗迹 (下文要谈到)的南侧距北齐长城约300米处有一古代城址,当地俗称“六郎城”(5)。  城址为长方形,夯土筑成。南垣和西垣保存较女子,西垣长约350米,南垣长约200米,在夯土层中包含汉代陶片,城内有较多汉代灰陶片及汉代砖瓦碎片,故此城当为汉代城址无疑,从城址的位置、大小的1青况看,这个城址应为长城的障城。有可能北齐天保7年长城的这一段是在东汉建武十三年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


  另外《后汉书·马成传》记载:“(建武十四年,马成)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至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堠。”河上约在今三门峡黄河岸边,安邑在今运城市,太原即今地,井陉即河北井陉。这几段长城不见于地方志记载,在2000~2005年的长城调查中,均未见遗迹。


  3、东魏长城:《魏书·孝静帝纪》:“(武定元年八月)是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瞪。四十日罢。”肆州即今忻州。马陵戌有学者考证约为宁武县苗庄古城。土瞪在原平市西北(6)。  东魏虽然建都邺城,但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遥控东魏,使太原成为当时东魏的政治军事中心。位于东魏北部的柔然、山胡等部族不断南下入侵,为阻止他们的进攻,东魏及后来的北齐在其北境大举构筑长城。东魏武定元年(543年)修筑的肆州长城,长度不详。调查发现在忻州市宁武和原平市境内保存有长城遗迹,当是东魏肆州长城遗存。东魏肆州长城与后来北齐所筑长城连为一体,应是被利用或经过重修。但这一段长城在建筑质量上明显优于北齐长城。东魏长城起自宁武榆庄乡榆树坪村,经榆庄乡苗庄古城、跨恢河,再经东坝沟、三张庄、寺儿上村北,东入原平轩岗镇北梁村,至长畛向东北,经新窑村北,向南折至四十亩村,继续东行,经大立石、陡沟、段家堡乡南妥,上南妥东山,折东北,至黑峪村。共约60千米。大部分为片石垒砌,个别地段黄土夯筑,残高0.6—3米,基宽1—7米,顶宽1.4~3米。这段长城在山西早期长城中是相对保存较好的。此段长城到北齐时成为“自西河总秦戌,东至于海,凡三千余里”的北齐长城的一段。


  4、北齐长城:根据史书记载和调查发现,山西境内有数处北齐长城遗存。


  其一,《齐书·文宣帝纪》、《资治通鉴》卷164载:“(天保三年)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离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戌,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戌。”以此来防范山胡和柔然的进犯。离石即今地,黄栌岭在其东。社干戌在五寨北。此段长城应起自离石市吴城镇西南的黄栌关,经方山、岚县、岢岚,抵五寨县,全长约200千米,大体呈南一北走向。但经过实地调查,现存遗迹很少,仅在五寨县城南的大洼山保存有少量断断续续的墙体,砂石垒砌,总残长约1500米,基宽约2—5米,残存高约1—4米。


  其二,《齐书·文宣帝纪》、  《资治通鉴》卷166载:“北齐天保七年(556年)之前自西河总秦戌筑长城,东至于海,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并在要害处置州镇二十五所”。  “西河总秦戌”的准确位置不好确定,大约在山西兴县至偏关的黄河岸边。经过多年来的调查发现,  山西境内现存一道长城遗迹,西起吕梁市兴县魏家滩镇西坡村西南,经忻州市岢岚、五寨、宁武、原平、代县,朔州市山阴县、应县,大同市浑源、广灵县,东出至河北蔚县,在山西境内全长约500千米。大部分地段墙体己坍塌,少数地段保存尚好,但有后代重修的。中间数十千米空缺尚有若干处。墙体构筑因地制宜,土山上即夯筑,石山上即垒砌,或有以山险为墙的地段,但大部分墙体为片石错缝垒砌。墙体底宽1.5~12米,顶宽0.5—3米,残高0.5—4米。在长城附近发现有同时代的障城遗址3处,平面均为长方形,长20—160米,宽15—60米,夯筑或石垒城墙,残高1—4米。这道长城在宁武、原平段当是利用东魏肆州长城,其余部分为北齐所筑。在苛岚王家岔等地长城椽孑L中采集的标本经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380年—620年,也可支持上述推论(7)。但也有学者认为,此道长城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所筑“畿上塞围”(8)。

  其三,《齐书·斛律光传》、乾隆《凤台县志》载:“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西,  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三戌。”。轵关在今河南济源西北与山西阳城县交界处。此段长城起自山西阳城县东南的轵关,向东进入河南省济源市境内,再向东又进入山西泽州县晋庙铺镇斑鸠岭村,继续向东至大口村东约4千米的满安岭断崖上,全长约100千米,大部分位于河南省。我省现存长城遗址起自泽州县晋庙铺镇斑鸠岭村南约1千米处,东北行约3千米止,越山谷又于背泉村西约100米处石崖上起,向东经背泉村、大口村,行约5千米止于满安岭断崖上,大体呈东西走向,全长约8千米。墙体两侧均以石灰岩块石砌成,中间用碎石填充。斑鸠岭段在抗露1日战争时改筑工事,上部已毁。背泉、大口段保存尚好,基宽约4米,顶宽约2米,残高约3米。


  5、五代长城:在我省沁水县十里乡孝良村北约2千米的雨井山上,调查发现长约10千米的长城,大体呈东西走向,起止点不详。墙体为片石垒砌,大部分坍塌。墙体基宽约4米,残高约2米。长城墙体西侧紧靠墙体有障城1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4.5米,南北宽约10。5米,墙体石砌,基宽约1米,残高约1米。2000年做考古试掘,出土有五代残瓷片,据出土遗物研究,确认为五代遗迹。因此可以认定此段长城为五代时所筑。


  《资治通鉴》卷266记载,李克用与后梁争夺潞帅I,后梁筑“夹寨”和“甬道”。遗迹或与此有关,是否可称为长城,学术界还存在争议。


  6、宋长城:《武经总要·前集》卷17载,景德年间(1004年一1007年)曾在岢岚军草城川一带修筑长城。经调查,在岢岚县境内发现的长城遗址,虽与宁武、原平等地发现的长城遗址连成一线,但保存状况明显好得多,这段长城长约20余千米,西起岚漪镇窑子坡村东,东与王家岔方向北齐长城相连,大部分为片石垒砌,个别地段为土石混筑,高1—4米,底宽1.5—12米,顶宽1—4.7米。部分地段残存女墙,在墙体南侧建有类似马面的方形或长方形台体,共33个,均为片石垒砌,密集处间距10—20米,台体长2—5米,宽1.5—3.5米,高0.6—2.5米,其功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该段长城与北齐长城连成一线,但与后者的形制明显不同,  当是在北齐长城的旧基上重新修筑。前述《武经总要·前集》记载北宋景德年间在此修筑长城,或许就是此段长城。



  二、山西的明代长城


  明王朝政权建立后,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将长城的修建作为其基本国策。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大规模地修筑万里长城,明王朝为了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全线划分为九个防守区,委派总兵官统辖,亦称镇守,故九个防区亦称“九边”、或“九镇”。山西境内的明长城隶属于大同、山西二镇。明长城是一个由城墙、关、城堡,敌台,马面、烟墩(烽火台)等军事设施和以集军事、行政于一身的卫所军事组织及以军垦屯田为后勤保障的诸方面组成的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城墙是长城军事防御工程主体,墙体依材料区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砖石土混筑墙、劈山墙、山险墙、壕堑等类型,随地形平险、取材难易而异。除蓟镇长城的墙身全部用条石、青砖砌筑,其余诸镇长城多采用夯土墙或砖、土、石混筑,仅关门、敌楼包砖。劈山墙指将天然山体劈削成陡壁;山险墙一般指利用自然山体峭壁。长城墙体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高厚尺寸亦随形势需要而异。城墙顶面,外设垛口,内砌女墙,垛口开有隙望孑旧口射孔。墙体顶面用方砖铺砌,两侧设有排水沟和出水石咀。


  关城是出入长城的通道,也是长城防守的重点,建砖砌拱门,上筑城楼和箭楼。一般关城都建两重或数重,其间用砖石墙连接成封闭的城池,有的关城还筑有瓮城、角楼、水关或翼城,城内建登城马道,以备驻屯军及时登城守御。关城与长城是一体的。


  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或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长城内侧,堡墙外侧设马面、角楼,有的城门建瓮城,山西大同镇外长城沿线的城堡多不设北门。城内有衙署、营房、民居和寺庙。

  敌台,亦称敌楼,跨城墙而建,分二层或三层,高出城墙数丈,开拱门,箭窗,内为空心拱券,守城士卒可以居住,储存火炮、弹药、弓矢之类武器。顶面建楼橹,环以垛口,供隙望之烽火台也称烟墩、烽燧、烽堠、墩台、亭等,是一种白天燃烟,夜间明火以传递军情的建筑物。多建于长城内、外的高山顶,易于嘹望的丘阜或道路折转处。烽火台形式是一座孤立的夯土或砖石砌高台,台上有守望房屋和燃放烟火的柴草,报警的号炮、硫磺、硝石。台下有用围墙圈成的守军住房、羊马圈、仓房。烽火台的设置有四种:一是紧靠长城两侧,称为 “沿边墩台”;二是向长城以外延伸的,称为 “腹外接火墩”:三是向内陆州府城伸展联系的,称为:“腹里接火墩台”;四是沿交通线排列的,称为:  “加道墩台”。山西境内的明长城因防御性质分为内、外长城。外长城为边境防御,内长城为京畿拱卫。山西的外长城大部分隶属于大同镇,少部分外长城(偏关县丫角山至老牛湾段)、黄河边长城和部分内长城隶属于山西镇,尚有山西与河北交界处的部分内长城隶属于蓟镇。山西境内明长城遗迹,多为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年一1619年)修筑。


  外长城的走向,是由河北省怀安县延入晋北的天镇县,  向西再向西南,经阳高、大同新荣区、左云、右玉、平鲁、偏关,直达黄河东岸。黄河边长城从偏关老牛湾起始,沿黄河东岸屈曲而南,至河曲县石梯子而止。


  外长城全长约450千米,大体上沿内蒙古自治区与山西省交界处分布,全线墙体均为黄土夯筑。有些地段已经坍塌,或被道路挖断,凡山谷谷口处长城均被河水冲毁。现存高度2—7米,大部分地段在4米以下。在长城墙体上,有骑墙夯筑的方形敌台800余座,间足巨200—600米,  基部边长10—15米,存高6.  15米。仅有数十座砖砌空心敌台。有少量的夯筑敌台,四周存有方形围墙。黄河边长城全长90余千米,大部分已毁,所存不足30千米,墙体黄土夯筑,个别地段有石砌根基。存高1.5—7米。


  山西明内长城全长约400千米,由河北涞源县境进入灵丘县上寨镇将峪门,大致走向为从东向西,至青羊口,再折向西南进入河北阜平县吴王口,  由吴王口转向西北再入灵丘县独峪乡牛帮口,  内长城在牛邦口分成两路,一路越过太行山,沿恒山山脉(古称勾注山)分布,经繁峙、浑源、应县、山阴、代县、原平、宁武、朔城区、平鲁、神池,跨过管涔山在偏关柏杨岭丫角山与外长城会合。另一路沿太行山东麓南下,经五台、盂县、平定、昔阳、和顺、左权至黎城东阳关(9)。  山西明内长城大部分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形势险峻,多劈山墙和山险。雁门关以西墙体尚能连成一线,大部分为黄土夯筑,也有地段为石块砌筑。然而墙体在雁门关以东,已所存无多。灵丘县境内基本上是倚山为障,未筑墙体,其他处则多遭毁坏。保存较好的地段,其形制、敌台设置与外长城略同。现存敌台300余座,代县和灵丘县的砖砌空心敌台最有特色。沿太行山脊分布的长城,仅是把关守险,只在关口处筑墙,没有绵延不绝的墙体,亦不见敌台等设施。


  内外长城沿线,现有屯兵城堡110余座,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一般边长在100~500米之间。城垣、城门原均有包砖,今已大部无存,所存马面、角台、瓮城等,仍可见当时规制。外长城所属城堡60余座,均分布在长城的内侧,重要地段还有二线城堡,屯兵以为后援:另有纵深设置的后勤补给性质的城堡。内长城所属城堡50余座,在长城内外两侧均有分布,而较明显的特点则是都修筑在长城附近,没有供增援与保障的城堡。太行山一线,很少设置城堡。内外长城附近均筑有烽火台,今存遗迹已无规律可寻,现存烽火台在外长城一线分布密集,约有几千座。内长城一线约300余座,密集处间距200—500米,一般间距2—5千米。内外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表明大同镇和山西镇对明代边防及京畿防卫是非常重要白勺。


  另外,随着长城建设的完善,在边防稳固的前提下,明代在九边地区开放了为数不少的贸易场所,贸易以马匹交易为主,称为“马市”。据《三云筹俎考》等文献记载,大同镇马市是九边中最多的,对明代的“马政”具有重要意义。大同镇设有马市8处:新平堡马市、守口堡马市、镇羌堡马市、助马堡马市、宁虏堡马市、杀胡堡马市、云石堡马市、迎恩堡马市。山西镇的马市有三处:水泉营马市、柏杨岭堡马市、河曲营城马市。这些马市建于嘉靖,盛于“隆庆议和”以后。马市的建筑形式和长城城堡相似,为方形或长方形夯土城堡,多数建在长城的内侧,少数建在外侧,紧靠长城墙体,大部分留有遗迹。




  三、山西的清代长城


  中国历史上的长城修建大部分是属于战略性的,如秦长城、东魏北齐长城、明长城等,也有很多是属于战术性的,清代后期在山西乡宁、吉县、大宁三县黄河岸边修筑的长城就属于此。清同治六年(1867年)西捻军为了援救东捻军,突破山西黄河防线,大败山西清军,山西巡抚赵长龄被革职查办。同治七年(1868年),为了防止西捻军和回民义军进入中原,按察使陈涅(后也被革职查办)在黄河东岸上起大宁县马渡关,下至乡宁县的麻子滩,修筑了一段100多公里长的栈道、城垣兼有的军事防御设施,据1978年在吉县小船窝发现的《修长墙碑记》,这一军事防御设施名为“长墙”。


  清代长城遗址起自乡宁县枣岭乡毛教村,沿黄河东岸向北经师家滩村、小滩村,枣岭乡南庄岭、完宝山进入吉县,沿黄河东岸向北经吉县柏山寺乡官地岭、刘古庄岭等,壶口镇小船窝村、七郎窝村,壶口风景区、马粪滩村,文城乡原头坡、南窑科等村进入大宁县。再沿黄河东岸向北经大宁县太古乡社仁坡村、六儿岭村、平渡关、徐家垛乡于家坡村、古镇村和徐家垛乡曹家坡村、马渡关,到窑子畔村北止。墙体呈南北走向,全长约125千米。墙体时断时续,现存残段长则几百米,短则几米:大部分墙体己不存。墙体两侧片石垒砌,中心填以杂石和土,部分残存遗迹两侧砌石已经剥落,只存内心土墙。现存残段最高约2.5米,宽约1.5米。其构造外挖深约4米,宽约3米的壕沟,挖出的土垫在墙体中,墙体顶端外侧建高约1.8米的子墙,子墙设垛口或射击孔,墙体内侧下方挖成深约2米,宽约2米的壕沟用于交通联络,整个构造已与明代长城有了很大变化,更接近现代军事工事。20世纪80年代初调查时,在马粪滩、七郎窝、小船窝发现有碑记,1999年复查时,只找到小船窝长城碑记。长墙附近发现屯兵城堡2座。清代长城对镇压捻军和回民义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㈨。


  长城在1987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世界的文化财富。在国人和世界人民的眼中,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像征。2006年12月1日,国务院正式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国家就某一项文化遗产颁布专门法规,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007年初,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联合启动了中国长城资源调查,用常规文物调查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现代化手段相结合,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对我国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多学科调查,摸清长城的家底和保存现状,为国家长城保护提供决策依据,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交出满意的答卷。  目前,全国14个涉及明代及历代长城的省、市、自治区上千名文物考古和测绘工作者正日以继夜的跋涉在长城的崇山峻岭中,为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明长城,2010年底前完成所有长城的信息资源调查努力工作着。工作完成后,将由国务院向全世界发布中国长城的基本数据。




  注释:


  (1)、赵瑞民《长城研究虚实论》,《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李孝聪撰“赵长城”条《中国长城百科全书》;同(1)。


  (4)、同(1)。


  (5)、在山西长城沿线,有为数不少的小堡子,均俗名“六郎城”,据我们的实地考察,其时代多是明代以前的。


  (6)、王杰瑜、师悦菊《东魏肆州长城》《文物世界》2001年第3期。


  (7)、郭银堂等《山西北部长城调查新收获》,《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8)、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艾冲《北朝诸国长城新考》,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9)、在左权县黄泽关有明嘉靖二十二年 (1543年)巡抚河南都御史秦中李宗枢所题匾额,可以推知明代九边的蓟辽镇所辖内长城在黄泽关以北。黎城东阳关长城不见于记载,但从其结构、形态分析为明代所建无疑,说明在明代九镇之外仍有长城修筑。


  (10)、师悦菊《明代大同镇长城马市遗迹》,《文物世界》2003年第1期。


  (11)、江地《关于捻军起义的作战方法问题》,《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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