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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  文、图：林东之南  西昌机场就像拉萨机场一样，铺设在狭长的山谷间，滑翔的时候，飞机的翅膀几乎都可以擦到山坡。1950年，胡宗南的专机从这里腾空而起，匆匆飞往台湾，这标志着自己的命运和“国民政府”一样，走向了颓败的时局。 当地公益组织的四位老师已经手捧鲜花等在门口，西南的天空一如既往地蓝得耀眼，这里的朋友们是我习惯的那种热情和坦诚。每次来西南，都有回家的感觉，只是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因为这里是凉山。 四川有三个贫困地区：阿坝、甘孜、凉山州。前二者为西藏，近年来牧业人口的脱贫速度很快，这主要得益于牛羊肉价格的猛涨；而作为彝族核心聚居区的凉山州，也就是我们惯常说的大凉山，仍然是脱贫任务最重的地区。  卢老师在州里上班，他对口扶贫的地方是C县。这次应我的要求，联络人李女士特别请卢老师带我去几个深度贫困县走走，也就是昭觉、美姑和布拖。电视上那个著名的悬崖村就在昭觉——整村的人每日要爬过垂直高差800米的悬崖去山下，有时身上还背着猪和羊。 就像我的题目一样，这世界上有些地方，如果你没有去走过，你永远无法理解那是怎样的生活、怎样的人生和怎样的世界。后来我们去走访某个学生家庭的时候，面对着桌子上黑乎乎的菜汤和荞馍，我眼泪呼啦一下就流了出来，你永远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那样多的地方、那样多的人们，在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生活着。  2004年，一篇叫《泪》的文章走红了网络，作者是C县一个小学女孩。是这样写的： “我4岁的时候，爸爸死了。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妈妈也病了。” “我把妈妈送到医院，住了三天，妈妈说我们没钱了，回家吧。” “我把妈妈背回家，放在床上，我去做饭，饭做好了，我去喊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听说世界上有个地方叫日月潭，那里都是女儿思念你们的泪水。”  作文走红后，很多人问我，文中写的情况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管这篇作文是不是老师改的，但是文中描述的情况对我来说确是司空见惯的。2003年我第一次来C县。那时给我的印象就是震惊，时隔近20年，今天的C县，又会是怎样呢？ 经过近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于下午时分到达了山腰里的一户人家。门上的扶贫联系卡显示联络人是州里的一位领导，主人阿罗牛牛早早地等在门外，这次我要看望的，是他的三个孩子。  阿罗一家五口住在一幢五十平方的平房里，改造这幢房子政府给了1.6万，自己出了4万。电视机看起来有点小，阿罗说这也是政府给的。院子后面是父母的老房子，墙上挂着父亲的遗像，一个身着民族盛装的英俊的男子，阿罗说他49岁就去世了，我问是生病了吗？他笑笑，并不回答。然后我就明白了。 在大凉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男人们还有别的死法吗？   村里正在办喜事，女人们都在帮忙，进进出出的都身着盛装。阿罗的老婆很快赶了回来，热情地帮我们泡茶。 我给三个孩子发放了资助款，气氛也越发宽松起来。阿罗说父亲吸毒快30年了，至于去世的原因，就不必多说了。在过去5、6年以前，吸毒是一种正常的社交，是一种成人礼，男人们聚在一起吸食就像打麻将一样平常，口袋里有钱了就请客，下次再轮到别人。 早先的时候是自家种植罂粟，政府铲了再种，猫鼠游戏永远无解，就这样生生不息。这里山高林密，随便找个地方种上一些，外人确实很难发现。后来虽然上了刑罚，但是仍然难以禁绝。而且人们的口味也开始越来越刁了，之前是吸食自家出产的罂粟，后来都发展到白粉。这东西能迅速让人们陷入更深的贫困不说，也让吸食者每天都离死亡近了一步。 阿罗说，他十几岁的时候，村里五十户人家，只有几户人家还有青壮男子在，其余的都死了，而且原因都是一致的。当时很多有影响的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进行了报导，最有影响的应该是2003年央视的那部《没有男人的村庄》。 大概在5、6年前，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这一次堪称史无前例的强力。因为涉事人多，就在山下专门建设了监狱。如今，在这里，20岁以下的男子几乎都不再涉毒，但是年龄再长些的，仍有很多人不能禁绝。  村口坐着一个老人，说有70多岁了。我和孩子们在那里合影，他就沉默地看着我们，像一尊石像。阿罗说，他是靠自己的毅力戒掉的，可惜的是很快就痴呆了，这又让很多人觉得，原来戒毒可能会痴呆。总之尽管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他们中间仍然有很多人，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嘴。   在这次慰问的孩子中，有一个叫阿有五先的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大凉山的联络人李老师说，彝族人普遍都很漂亮，无论男女，这点我深有体会。 阿有五先也是我们的资助对象，是单独（父母一方亡故）家庭，扶贫攻坚以来，这样的家庭每月有600元的补贴，我记得阿有五先坐在我们面前，眼神里充满了期望和不安。她的父亲在警察的追捕中跳河身亡，这是她一生不愿揭开的伤痛。 同行的李老师拥抱了阿有，她瞬间就流泪了，这是历史的悲剧，但与孩子无关。一切都在变好，那段黑色的历史注定已经永远过去，我们相信，它不会再回来了。   2016年，台大的刘云华老师和我合作了一个视频，叫《我的凉山兄弟》，这个演讲我曾经在很多高校都讲过。刘老师是人类学者，一个把毕生都交给了事业的大姐。关于凉山，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在C县生活了6年的她，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研究彝族社会。 她说，彝族是从奴隶制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的，对于占绝大多数比例的奴隶来说，这是世世代代做梦都不敢想的翻身做人的机会，而此前不过是任凭宰割的牛马。也正因如此，1956年，部分奴隶主煽动了叛乱，后被国家果断平息。 她说，解放之前的时候，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部落攻杀，那时候，这些勇武的男子是令人尊敬的，他们喝酒、跳舞、挎着腰刀行走在青山绿水间。但当进入了现代社会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无所适从，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们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做，甚至在城市里连厕所都会走错。在成都、昆明，经常可以看到在路边裹着脏旧羊毛披风席地而眠的彝族男子，刘老师说这是一种集体的心理自卑，而吸毒是一种迷茫之下的释放和寄托。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的人们，在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日复一日地生活着。   离开阿罗家，车行100多公里，途经好几处滑坡和塌方，晚上7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悬崖村。媒体关注之后，这里已经经过了两次大规模改造，如今更是直接整村搬迁到乡镇外围，但仍有习惯于耕作的人们念念不忘原来的农田，每天仍有人不辞辛苦地攀爬陡直的、高差800多米的铁梯上去劳动。 彝族人爱山、爱火，这是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对于这样的任务，我只能叹为观止。而就在5、6年之前，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山民和学生，从这里手脚并用地攀爬800米的高度，很多时候，身上都背负着几十斤的东西。 今晚我们被安排住在乡政府附近的村长家里。扶贫攻坚以来，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扶贫干部集中在乡里办公，远的来自广东，多的时候有200人。食堂师傅来不及忙，反正每顿就是一大锅菜和饭，晚来了没有。 已经是日暮时分，我们坐在村长家的门口，看着对面山梁上的人家在弥漫着炊烟。彝族房屋是没有烟囱的，浓烟就在房间里弥漫，然后从房屋的各个缝隙冒出来，这有它独特的作用。我看到两个幼小的女孩，背着大捆的废品，从我们面前走过，在山坡上缓缓地攀爬着。我知道她们是在回家，我也希望她们回到的那个地方，是个完整的家。 >>>凉山好人 谁都不会想到在这样的地方竟会常年生活着一个外国人。 半山坡上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草屋，一位黑衣老者静静地坐在火塘边抽着烟，幽暗的塘火映衬着老人满脸的沧桑。他会不会就是白彝（贵族，黑彝是平民）的后裔？ 整个村落被山峦环抱，小径通幽，草房静立，大凉山的草木经过岁月的洗礼，在这里熠熠生辉。 莫妮卡如约来接我们，之前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网名，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洋妞。所幸的是她流利的汉语让我们免于尴尬，学了30年英语，我的全部功底就是蹦单词，而最重要的是英语听力约等于0。 扶贫攻坚以来，很多人家都已经外迁，这个寨子已经几乎没有人家，日暮时分就显得更加荒僻，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有一幢还算现代的三层民居，规模等同于江浙那种民居一般。只是外面没有任何装饰，甚至裸露着砖头，仿佛告诉你这个孤儿院情境的艰难。 10个孩子坐成半圆欢迎我们的到来，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5岁。这其中真正的孤儿其实只有3个，剩下的都是“单独”（父母一方尚在）甚至父母双全。李老师解释说，很多父母是把孩子遗弃了，自己不知所踪。也有的就在这个城市，如果巧合，你会在车站、公园的长椅上看见睡着的他们。 在安宁的那几天，我住在城市远郊一个镇子上简陋的宾馆里。简陋倒没什么，只是墙上的几个插座都已经脱落，露出里面黑漆漆的大洞，夜里莫名其妙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会让我猜想是有蛇爬了进来，就开灯起来搬桌子凳子把所有的洞口都堵上，这样才能放心睡下。 即便如此，你却没有选择，因为这是镇上唯一的宾馆。我起得早，那里7点钟的时候天没有亮，但我会出来散步。这时候你经常会看到一脸倦容、面色黝黑的汉子从楼梯上下来，他们没有任何行李，显然是本地人，他们站在前台那里，为了住宿费的高低和总台争执不休。她们收我100，但是这些人坚持只付50，原因不明，来意和去向同样令人疑惑。但是每次这都让我想起莫妮卡的学校里，那些双双健在却遗弃孩子的父母。 在给我们介绍的过程中，莫妮卡的怀里始终抱着那个最小的女孩，她叫小明，据说身体欠佳，交流中间小明突然抓住了同行的李老师的头发，手劲大到不可思议，几个大孩子一起帮忙，都不能把她的手掰开。 最后是莫妮卡温柔的安慰让小明放开了手，她无暇对我们抱歉，只是安慰着有些发抖的孩子，直到她完全安静下来。在回程的路上，李老师说莫妮卡一直想收养这个孩子，但是关于收养的规定是详细和严格的，更不用说她是一个外国人，奔波了5年，这事都没有结果，她也就死了这条心。 这一天我问了她5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选择到这里？ 是的，这是我真心想关心的问题，一个北欧福利最好的国家的留学生，北外毕业的青年女子，是什么样的动因让她把17年的光阴都交给了国内目前仍最落后的大凉山地区？ 我问得有点沉重，也有点突兀，甚至不怀好意地一开始就想煽情，哪怕看她流两滴眼泪那也是多好的素材啊，可是莫妮卡只是耸耸肩，明朗地笑着说：“为什么不？有什么不好吗？” 我无语，对话卡住了，我需要时间让自己从略显阴暗的角落中走出来，来面对莫妮卡的阳光。 她说，父母在的时候，她一年回去几次，现在是孑然一身，没有牵挂了，也就不太想回去，这里早就是她的家了。这里的村民早就习惯了她的存在，一个身材高大的瑞士人，每天开着五菱面包车，风一样地来去，但后排座位上永远是绑在儿童座椅上的小明。 外出办事的时候，她本可以把小明放在家里，委托大孩子照顾，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她不肯，每次准备出门的时候，就迅速把小明一把拎起来，两人咯咯笑着坐上汽车。她说这孩子有点疾病，如果突然发病，其他孩子无法处理。 这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房子，从外面看普普通通，没有任何特点。17年来，几百个遭遇困境的孩子走进这个院落，又在几年后干净和体面地走向社会，而墙上除了孩子们的奖状，没有一张属于她的荣誉。 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共存，夕阳下，身着黑色披风的彝族老者、族长威严地站在村口，手持长长的烟袋，满脸的沧桑；一个身着运动服装的高大的洋妞从他们身边一次次经过，彼此用我们都听不懂的语言打着招呼，笑容和眼神就像老朋友一样熟悉。 夜幕降临了，清冷的气息笼罩着大凉山腹地，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室内是这样的情形：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就像发达城市里常见的家庭，床具都是实木的，她说孩子可以用到18岁，这个一定要保证质量，不可以买便宜货。厨房里井井有条，盆里泡着鹰嘴豆，她说是从新疆网购的，这个磨成浆喝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晚餐竟然是牛排！牛排，这还是孤儿院吗？ 可是莫妮卡认为，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外面的孩子一样？为什么不能和成都的孩子一样？为什么不可以？ 我问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缺钱吗？她爽朗地笑着说，太缺了！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募捐！我看着熟练地翻烤牛排的莫妮卡，我想说你不缺才怪。 回程的车上，我们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小小的分歧。同行的另一位老师认为完全可以把牛排换成豆腐，营养也不差啊，是啊，为什么不换成豆腐呢？这位老师态度十分明朗和坚决：可以每天吃豆腐啊，为什么不！ 至此我已经渐渐了解了她的生活脉络，一个北外的研究生，突然就爱上了中国，爱上了神秘的西南山区。她请了长假，背起大包，独自走了很多省，她说水牛、野狗、丛林、小路，植物的香气和湿润的泥土味儿，都是北京的写字楼里所没有的，每次回来，她都要花好几个星期才能习惯在办公室里重新穿上鞋子。 莫妮卡说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去活，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外人的评价其实是无力改变的，慈善可能是别人的工作，却是她的人生，她对自己走过的、和要走的路不自卑不臣服不逃避，她已经50岁了，她觉得她这17年的光阴总是让别人觉得慨叹，觉得震惊和震撼，但她自己却觉得很好啊、很幸福啊，因为在这看似漫长的17年中，自己的梦想已经被无数次优雅地触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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