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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原:沈从文的“驯服”

 文鉴君 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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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原,本名薛胜吉,系《青岛日报》副刊编辑。著有《文人谈》《闲话文人》《画家物语》《海上日记》《南海路7号》等,编有《独立书店,你好!》系列和《如此书房》系列和《带一本书去未来》等。

沈从文的“驯服”

《从文家书》中的一段话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这话出自沈从文1956年10月10日他从济南写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其时他正以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身份来山东博物馆出差,在家书中他说,上午到了师范学院,正值午课散学,千百学生拥挤着出门上饭堂,他们在这些年青人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沈感慨若是学生们听说是巴金,大概用不了半小时,就会传遍了全校。接下来沈先生说了那段让我耿耿于怀的话:

我想我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1949年后,沈从文告别了文学写作,改行从事文物工作,他的一生也就分成了两截:前半生是作家,后半生是文物专家。

关于他的放弃文学转业文物,汪曾祺先生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一文里对沈先生的搁笔有透彻深入的分析,并也说了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的:一个人写了30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这在沈从文写给他的信中也时有流露,而在沈从文写给夫人的家书中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充满着自信并对不能再从事创作心犹不甘,比如他1956年12月10日在长沙写给夫人的信中说:

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个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

接着,沈从文提到了历史上迁来徙去终于死去的曹子建和干脆穷死的曹雪芹,这两人都只活了40多岁,与他们相比,“《湘行散记》的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沈从文的自信和无奈在家书里表达得痛快淋漓。一个写出了《湘行散记》、《湘西》、《边城》、《长河》和《从文自传》的作家,是有理由和资本来感叹自己“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其实改行后的沈从文并非躲进文物工作的寂寞园地里心静如水与世无争,他的某些文物“同行”(尤其是某些领导)对待这个“半路出家”的作家也并非友善相处。

沈从文于1983年曾写过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无从驯服的斑马》,对自己后半生30多年的文物工作和感受做了回顾和剖析,沈从文自言自己应对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作为一个经过令人难以设想的过来人之所以能依然活下来,正是因了这种“乡下人”的性格,“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的自喻,也是他晚年夫子自道的流露,即使在文物研究上,他所关注的也是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将自己比喻为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但他从过眼经手的这些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中却弄明白了它们的时代特征和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的联系。

晚年的沈从文记忆仍深刻并觉得“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50年代的某一年,时逢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沈从文所在的历史博物馆中的几位“聪明过人的同事”精心举行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其用意在使沈从文这个“文物外行”丢脸,但让这些“聪明同事”料想不到的是沈从文反而格外开心。

沈从文亲自陪着好几个外省来的同行参观这些所谓的文物“废品”(这些“废品”其实都是由沈从文搜集买来的宝贝),外省同行看后只是笑笑,无一个人说长道短,比如有一柜陈列的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织造”几个方方正正宋体字……收入计价4元整,“亏得主持这个废品展览的同事,想得真周到,还不忘把原价写在一个卡片上。”外省同行看了仍只是笑笑,沈从文的上司因为沈在旁边不声不响也奉陪笑笑,沈从文说他当然更特别高兴同样笑笑,彼此笑的原因自然各不相同。

虽时隔多年,沈从文感慨地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想用文字来描写当时的情景仍感到无法着手。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览,究竟丢谁的脸?让沈从文感慨的是这些“聪明的同事”竟然联想不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的丝绸产地,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

在沈从文看来,这次“文物废品展”的本意是想使他感到羞愤而自动离开历史博物馆,但出乎大家意料,就是他丝毫不觉得难受,虽有其他“转业”机会,却都不加考虑就放弃了,对他来说,文物这一行不仅是他后半生安身立命的所在,更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毕业的学校。对于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这儿也是纵横驰骋的原野,日积月累,便有了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有了在身后结集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

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1968年12月,沈虎雏1992年2月整理)可以看做是沈从文在特定年代对自己从事文物工作的自我剖析,其中提到他改行后的生活处境尤其是与昔日的文学界朋友相比有天壤之别,可以说表达了沈从文的真实感受:

从生活表面看来……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时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在这篇检查稿中还提到1953年毛泽东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对沈从文的勉励:一次是毛主席来故宫午门参观全国文物展,问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答:有沈从文,等等。主席说:“这也很好嘛……”(这话让沈从文铭记在心,即使血压到了230,心脏一天要痛两小时,还是想继续努力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史》、《陶瓷工艺史》、《金属加工简史》一 一完成。)再一次是同年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部分代表,其中有沈从文,由茅盾逐一介绍,到沈从文时,主席问过他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

但是,沈从文对自己有一清醒的认识,斟酌再三,还是没再回到文学创作的“旧业”上来。用汪曾祺的话说,沈从文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不过,从沈从文的转业又应该得出怎样的历史教训,汪曾祺先生没有说。

如果仅仅从沈从文的晚年回顾和他的亲友、弟子的回忆来看(这些回忆文章大多收入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书中),沈从文的“乡下人”性格和对艺术的痴迷使他的确成了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比起他当初羡慕的那些当了“大宾”的旧同行和友人来说,沈从文的“后半截”其收获可以说硕果累累,尽管直到辞世也没能完成他计划好的《丝绸简史》、《漆工艺史》、《陶瓷工艺史》、《金属加工简史》等等学术著作。但若这样,也就“神话”了生活中真实的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只能说明沈从文性格的一方面,而他的可“驯服”性也许更能说明沈从文“转业”的悲剧意义,譬如从1970年代沈从文与萧乾的决裂就可见一斑。

关于沈从文与萧乾这两位亦师亦友大半个世纪的老友在晚年断绝友谊一事曾是一个“谜”,在若干描写沈、萧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对此事或是轻描淡写或是语焉不详,其实这一事件更能反映沈从文晚年的心路历程。这要感谢傅光明的“解谜”之劳了。

傅光明的《萧乾与沈从文:从师生到陌路》(收入傅光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随笔集《书生本色》一书中)对此事做了详尽的剖析: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一间房里,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另一条胡同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就想通过朋友找到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争取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

后来事情没有办成,萧乾很觉过意不去,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沈夫人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有一天在路上,两人相遇,萧还想解释,沈劈头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为房子事,沈写了数封责骂萧的信,两人由此绝交。对此,傅光明剖析说,这时的沈从文早已被扭曲成政治的驯服工具。当然,那一代作家文人又何止是一个沈从文被不正常的意识形态所扭曲。

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被扭曲成政治的驯服工具,这恐怕是沈从文人生“后半截”的最大悲哀,即便有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矗立在沈从文这本大书的后半部上,但仍无法减弱他那一代作家文人被政治扭曲的历史悲剧性。

(本文选自《文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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