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马斯金：疫情下的机制设计

编者按：

在“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剖析了新冠疫情中，美国政府可以如何运用机制设计合理分配和提供检测试剂盒。此主题也是马斯金教授的最新研究。

作    者：埃里克·马斯金

来    源：经济学家圈（ID：jingjixuejia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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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原文：

 

通常在竞争性市场上，通过简单的价格工具，就可以使经济结果达到社会最优。但在我们遇到大流行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情况。在大流行病的时候，市场上会出现没有的商品，譬如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在一年前，世界上还没有新冠病毒。因此疫情出现时，试剂盒还没有市场。

流行病中最重要的部分商品是公共商品，这些商品是为造福社会而创造的，而不仅仅是为个人消费者创造的。如果让消费者在普通市场上购买试剂盒，他们的购买量可能会不足，因为他们不会考虑到自己检测的同时，也给社会其他人带来好处。因此试剂盒市场需要干预，而政府是最好的干预人选。政府首先需要刺激生产，确保试剂盒生产数量合适，然后需要让消费者能用到这些试剂盒。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保证生产呢？

方法一是政府可以直接命令公司生产一定数量的试剂盒。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政府不知道公司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如果提出一个任意数字，比如10万个试剂盒，政府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有意义，可能还有其他公司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试剂盒。

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可以直接确定购买试剂盒的价格，让公司决定生产数量。但是同样地，如果政府不了解公司的成本函数，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定价、公司会生产多少。可能定价太高或太低。所以政府面对的是严重的信息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运用机制设计来解决这一难题。

 

我要提出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机制的变体，政府可以用维克里-克拉克-格罗夫斯机制计算出试剂盒的最佳生产数量。政府希望净收益最大化。但问题是政府不了解成本是多少，虽然生产者知道成本，但政府不知道。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

政府可以让每家公司上报其成本函数。我所说的上报成本函数，也可能包括那些从未生产过试剂盒的公司。政府可以提前通知，任何想要生产试剂盒的公司，只要愿意上报成本函数，都欢迎加入。政府拿到所有这些报告后，接着就可以算出每个公司的生产水平，使总净收益最大化然后，在完成所有生产之后，政府可以把检测试剂盒免费分发，或以低价卖给国民。

（略去论证公式）

检测试剂盒是公共产品，因此，重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使用检测试剂盒。所以政府非常愿意并且应该愿意补贴检测试剂盒的成本，最多会收取一个较为低廉的价格。这里包含着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思想，就是让公司或消费者等私有部门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从而最大化社会目标。

这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像社会目标的目标函数。因此，公司在最大化自身利润的同时，将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福利。这是本可以使用的方法。可悲的是，美国在疫情大流行中并没有使用这种方法。

我很遗憾地说，美国政府对疫情大流行的反应非常糟糕。如此糟糕的一个原因是政府无视刚刚我所说的这些。但未来还会有其他紧急情况。在未来的紧急情况下，我希望有人能记住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在类似情况下可能会非常有用。

 

 

问答

Q：您提出的这个想法想法应用到现实中时，主要面临的障碍是什么？

A：我认为更多是政府缺乏信息。而机制设计是政府获取其所需信息，更好优化经济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政府将向公司支付其边际贡献，随后以更低的价格将产品转售给消费者。因此，政府将不得不弥补其中差价。但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在谈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资助。不能指望通过私有市场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那样将永远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因此，就像任何公共产品一样，政府必须是主要的出资人。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障碍，因为任何公共产品都是如此。

信息问题是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通常生产的商品。我们不太了解它们的费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哪些公司可能会对生产这些产品感兴趣，因为这些产品是去年都没有生产过的。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来促使想要生产的公司表明自己的意向，并指明生产这些产品的开销。

 

Q：现在，在政府的信息缺失问题中，哪一部分是最突出的问题？你认为是效益函数，试剂盒的收益还是疫苗收益？还是其他部分？对于政府而言，最难正确估计的是哪一项？

A：我认为关键是成本。至少有些人了解这些费用。公司大概知道自己的成本，但政府并不了解。因此，这是一个信息传递问题。

 

Q：如何让这些知道成本的人将信息传递给政府？

A：现在我们可以从公共卫生人员处了解到一些关于收益的信息。他们可以告诉政府测试特定人群可以获得多少收益。消费者无法告知这一点。实际上，由于对测试设备成本没有了解，公民对收益是什么都一无所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从未做过病毒检测。所以，政府最初可能没有关于收益的信息，但是可以从公共卫生官员那里获取，且没有利益冲突。当涉及成本问题时，确实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公司原则上有动机谎称其成本高于实际成本。但是公共卫生官员没有利益冲突。告诉你试剂盒的收益是他们的工作。因此，人们可以依靠他们获取与收益相关的信息。

 

Q：许多政府未曾或还没有使用这种机制来应对此次疫情。而像您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对这种机制有了一些想法，这些事实是否说明，我们经济学家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没有告知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这种危机，您是否认为这暴露出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工作效率不高？

A：我同意这一点。我们经济学家有两个任务，或者说两个责任。一个是进行基础研究，比如说机制设计，发现各种机制，比如我今天所讨论的这种机制。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

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必须成为经济学发现的公共发言人，并将这些想法传达给政治决策者。因为只有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些有趣的想法才真正有价值。这是最初我对社会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我将它看作一种潜在手段，让政府对我们经济学家的观点感兴趣。我们需要表达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有效地与政策制定者沟通。

 

Q：您是否同意，您提出的让企业说真话的原则可以简单地隐喻为”我们可以像要求孩子为父母着想一样，要求他们看到全局？”

A：对的。有时候孩子行为不当，我们会说，如果让你来做父母，那你做事时就会有更多责任感。当然，就生产试剂盒的公司而言，他们所得到的回报绝不只是一种隐喻。你不必让他们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因为他们得到了报酬，如果他们有兴趣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就会像社会计划者一样行动。所以他们不需要设身处地地去着想，而在家庭和孩子的情境中，孩子却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