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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 王曙光 （本文是王曙光、王丹莉著：《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序言的一部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尽管由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征伐使得历史学家对于那种“人类有规律地、合目的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机整体过程”的乌托邦式的历史观开始保持相当的警惕和反思，事实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这一信念，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历史的“哲学反思”是没有可能和必要的，也并不是否定历史理论本身，只是这种历史的哲学反思与历史理论不能够简单地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简单地类比。历史的哲学反思，一方面需要从已知的历史事实中进行归纳，对那些经验事实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进行分析和梳理，这是培根所提倡的“归纳法”的工作；另一方面，历史的哲学反思还需要更进一步地依靠历史学家的理性，通过创造系统的哲学概念，来对经验事实的规律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和概括，这是笛卡尔所倡导的“演绎法”的工作，以求“历史的哲学反思”获得更加一般化的、普遍化的结论。那些经过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研究之后而获得的历史理论（或者说模型），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被其他研究者证伪，即具有自然科学一样的可反驳性和可证伪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的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研究，而不是神学的、宗教的、诗歌式的、不可证伪的研究。 19世纪以来，对于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使任何一个学科的科学工作者都被这样一种观点所俘虏和支配：即任何一种研究，假如没有达到几何学一般的精确的地步，就没有资格称之为科学。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说：“探求真理正道的人，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能获得相当于算术和几何那样的确信，就不要去考虑它”[1]。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态度，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要求所有科学研究，已经给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当然也不幸地包含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等所有学科）。这种影响到现在还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仍在其研究工作中以模仿和复制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范式为荣，以使自己的研究从形式上与那些自然科学的“表亲”相貌似，唯有如此，社会科学工作者才会自我安慰，认为自己在做同自然科学具有同样价值的“科学”研究。每一个学科都愿意自称为“科学”，如历史科学，经济科学，道德科学，唯恐被那些自然科学的“表亲”所蔑视和抛弃。 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的争议，由来已久。在希腊时代，“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被安排在“历史艺术”(ars historia)的标题之下。而到了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初期，历史学家“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种迷人的先验图式侵袭了思想的每一个领域，人们似乎以为，如果最后不能通过直接的、雄辩的证明，达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规律为形式的十分确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科学”[2]。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持相信，“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畅通无阻了”[3]。 实际上，历史学应该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体。布洛赫对此打了一个比方：“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映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钻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触觉。假如钻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钻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4]。布洛赫的前一句话是对的，科学家更注重精确性，而艺术家的工作则要依靠直觉。但是他的后一句话说得太绝对了，事实上，科学发展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科学家从艺术的直觉中获得的创新灵感正在日益增多。艺术和科学，只是人类认识自身规律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而已，是可以融和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以科学来绝对地排斥艺术，则历史科学就会陷于盲目的数学形式主义，丧失真正的对于历史的洞察。而以艺术来绝对地排斥科学，则历史科学就会变成丧失理性的呓语。 [1] 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一版，第8页。 [2]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3]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3-14页。 [4]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22页。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壹道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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