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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媒体工作过十年，当过记者，也做过编辑，在报社工作过，也为杂志服务过。但在媒体的具体经历我很少谈及，因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我平时在社交软件上发出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但所有信息基本都是去职业化的。很多新认识我的人，通过朋友圈无法判断我是做什么的，具体工作的事我并不爱提。 今天上午心血来潮，借着记者节的时机，找到过去十多年间做记者、编辑时的旧照发出几张。了解我过去职业的朋友感叹年轻，不了解的人惊讶于我曾经的职业。 二 毕业之后，我从事的第一份职业与新闻和文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时在河北工作，工作之余看得最多的读物是《南方周末》。如今这份纸媒已经渐渐被人淡忘，而当年正是她最为风华正茂的时候，不管是政经报道还是社会报道乃至文化报道，都引领着国内新闻界的风潮。 《南方周末》看得多了，我逐渐对新闻报道的写作产生兴趣，有些文章我觉得经过深入采访我也能写出来。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一个直觉，认为自己将来可以从事这一行。 但我大学所学并不直接支持我做新闻，另外如果从事这一行，在河北恐怕没有太多机会，我需要进京。于是我跟当时已在北京工作的同学联系，找好落脚的地方，另外打听好在哪里可以进行新闻专业的培训，而后在一个九月，冒着小雨进了北京。 在进行非全日制新闻业务学习的同时，我开始广撒网找工作。这方面没有任何同学和朋友可以依靠，只能到处投简历，跑现场招聘会。当时我下的决心是，不管这个工作单位是大是小，我既然到了北京，找工作就一定要找媒体，其他工作一概不做。 到京一个月后，我进入一家旅游杂志社工作。说是旅游杂志，其实和后来的《时尚旅游》等正规杂志无法相比，很多出国游的文章都是记者编辑们坐万寿路附近办公室里生憋出来的。不正经做事就要胡乱整事，几个月后我大失所望辞职出来，开始了几个月的无业生活。经济一度拮据到，连图书馆借书卡几百块钱押金都取了出来。 其间参加过北京市邮政局所属一家报纸的笔试，地点就在交通部对面的邮政大厦。有一道试题记得特别清楚，要求列举几个以职业命名的节日，我郑重地写上了“记者节”。 笔试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我认为肯定没戏了，随后到一家乳业杂志工作。办公地点在知春路附近，小区里的楼大多为商住两用，遇到朱旭老爷子那次，就是我在这家杂志工作期间。对于我来说，杂志内容索然无味，好在拿到工资能过日子。 有一天接到北京邮局那份报纸打来的电话，说欢迎我去上班，并讲了一下薪资待遇情况。我现在忘了具体金额，反正是一个低到让我惊愕的数字。也是，那时虽然快递业还不发达，但邮政业已然跌入低谷，怎么可能支付更多薪资？考虑之后我给对方回话，对不起不过去了。 在旅游杂志工作的时候有位大姐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她说如果做记者不妨做一个财经报道记者，写出来的报道能发挥实际作用，站在记者堆儿里那感觉也不一样。 就在我供职乳业杂志的时候，机会来了。 三 《中国税务报》在招聘类报纸《前程周刊》上刊登启事，要招新闻记者。我看到后一想，这不就是大姐说过的财经类记者吗？不过我从来没有税务方面的知识储备，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并不容易。准备简历的同时，我找来一些税务资料看，看了个云里雾里。 我现在想不起税务报招聘启事是否留了电子邮箱，反正我直接邮寄了一份纸质信件。就在某天的上班路上，我把信封投进首都体育学院路边的邮筒里，几天之后接到电话通知笔试。我按照报社人事部的指点，乘地铁出长椿街口之后往南走，见安利门市右拐走进一个叫槐柏树后街的小胡同。到胡同口抬头见一座白色四层小楼，跟门卫说明情况后进院考试。 考题分为两个大部分，一类是新闻类业务，这部分内容我不怵头，第二类对我来说非常可怕，全是税务类知识。我靠着这段时间的临阵磨枪和看谁顺眼的经验作答，在时间要求之内交卷。人事部的人说，等通知面试。可以说很顺利，几天后进入面试阶段。 为表示认真和隆重，平时不穿西服的我那天穿了一身西服前往。这身打扮被同来进行面试的一个哥们儿看在眼里，其后成为报社同科进士之后多次被他取笑，说那天看我的装束像是卖保险的。在当天那种对面审贼的阵仗之下心中难免紧张，却也基本应答了下来。后来成为我们部门正主任的中年男子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说到一句话时他呵呵笑了一下，我能听出那不是看笑话，而更像是一种肯定，肯定我说了一句有些人不一定会说出来的实话。 又过了一小段时间，我被通知入职。接到那个电话我心潮起伏，自认为进北京以来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来了。 也确实如此。最起码这是一家正规的单位。它虽然是一家行业报，业务上马虎不得，但单位气氛尤其是部门气氛对我来说轻松愉快，很是受用。这一点在上班第一天就有所体会。 我们四个同科进士，被人事部主任领着见采访部三位部门领导。面试时对我呵呵一笑的就是部门一把手，人事部主任对部门领导说，这几个小伙子都不错，你们得好好培养啊。那位一把手把脑袋一歪，“您放心，我们带不好还带不坏吗？” 我的第一篇新闻稿，是部门副主任手把手教的，几百字的小消息，来回来去改了四五次。我意识到，这是机会，也是挑战。 进报社时重要的税务新闻口都被其他记者分兵把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新领域的选题。报社领导对我们的报道领域限制不多，经济领域和民生领域，很多选题都可以采写。对我来说，那是完全陌生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方式，每天在办公室打电话打个没完。副主任好几次说起这个事儿，表扬我不怕麻烦不怕多打电话。 由于属于行业报，我们当时几乎没有做过所谓负面报道，出差采访一般也都有对口单位接待，因此算不上辛苦。印象最深的两次报道都与灾情有关，一次是2007年重庆水灾，一次是2008年汶川地震。走在灾区泥泞的路上，踏着满地的碎石，见到无助的灾民，我这才想到我们平时的采访工作都太舒服太常规，原来记者还有另外一种行走方式。 四 在税务报社的五年，是我在北京最有归属感的五年，因为我遇到的是一群有着一定文化素养又不高高在上的可爱的人。他们精通业务，涉猎广泛，喜欢聊天，而且大都有很强的幽默感。有人说由于各种原因，不要奢望和同事成为很好的朋友。但在这家报社的经历告诉我，这句话过于绝对。 我在报社结婚、生子，买房、买车，连扣子的大名都是在同事的启发下起的。多年间我一度认定，我会在报社一直工作下去的。不过进报社五年之后，我还是离开了，经历了一段时间思想斗争之后，忍痛离开。当时我的工作状态过于安逸，行业报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我想在还能离开的年岁选择离开，进更为市场化的媒体试上一试。 临近离开的时候，与几位亲近的同事一起吃饭。那是一家湘菜馆，窗外飘着小雪，屋内温暖如春。大家正在聊着别的，一位同事忽然开口：你们看这样的感觉多好，外面下着雪咱们一起热热闹闹吃着饭，我想过很多年之后到老了也能这样，还是咱们几个一起吃着饭，聊着天儿。 这位同事平时很少煽情，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离开报社前临近公历年底，我找到那些年电脑里保存下来的几位同事各自的照片，分门别类为每人制作了一本新一年的台历，台历的封面上写着，“一起走过的日子”。同事们看到台历很是欣喜，因为里面有些照片他们自己也没有保留。照片上面，有他们，也有我。 五 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最终我还是离开了报社，进入《财经》杂志工作。《财经》杂志以刊发调查性批评类报道见长，很多揭开黑幕的报道为业内称道。不过对于我来说，进杂志社做的主要是宏观经济类报道，能引发广泛关注的报道不多。 当时我带着相机，拍下很多照片，不过后来杂志用的是路透社记者在现场所拍的画面，冲击力十足。 在佛山盯紧采访的几天，杂志社领导多次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嘱咐在采访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每天进出宾馆注意周围情况，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就换个住处。有一次打电话领导还说，佛山宣传部门曾致电杂志社，要求第一时间撤回自己的记者。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杂志社那些做调查性报道的同事们，平时都是这样工作的。 在《财经》工作的时候，我工位不远处的同事来自《南方周末》，在河北工作时我就注意过报纸上他的名字。有一次我跟他提起，我能选择媒体工作从事新闻报道，最早与《南方周末》在我心里埋下的种子有关。 六 在我进入杂志社之前以及其间的多年时间，是调查性新闻的黄金时代，也是《财经》的黄金时代，很多调查性报道记者为业内外尊重。而今那样的时光不再，长篇的揭露性报道已经很少能够读到。 有人说中国当今的时代是最容易产生优秀调查性报道的时代，因为总有事情发生，而且一发生就是大事，但是调查性新闻时代并没有延续。大事经常发生，但抽丝剥茧揭示真相的报道欠奉。 以前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发生，人们总是能在其后一段时间读到一篇或多篇深入报道一探究竟，而今事件发生后往往等不来最后的答案和真相，就在人们仍在疑惑的时候，又一件新事发生目光随之转向。 而今新媒体的报道倒是不少，但所见常常是取一个煞有介事的标题把人吸引进来，点进去发现大都是道听途说胡乱拼凑，缺乏起码的新闻操守，没有确切的核心信息。 七 三年前我离开了从事十年的新闻行业，直到如今。 我在新闻媒体没做出过什么名堂，因此也不太经常跟人提起，但这十年的经历实实在在对我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还会一直持续。作为一个做过新闻报道有过所谓新闻理想的人，至少内心仍住着一个倔强的小角色，他经常提醒我要心存善意，平等待人，保持独立，不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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