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8日19时正式揭晓，来自美国的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奖，获奖理由是“以她精确的诗的声音和不事雕琢的美使得个体的存在具有了普遍性”。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uck，1943— ），美国当代女诗人，第十二届美国桂冠诗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7岁因厌食症辍学，开始为期七年的心理分析治疗，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诗歌小组学习。1975年开始在多所大学讲授诗歌创作。至今著有十余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曾获普利策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各种诗歌奖项。现居麻省剑桥，任教于耶鲁大学。主要诗集有《头生子》《野鸢尾》《阿勒山》《新生》等，中文版本作品有《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格丽克早期被称为（美国的诗歌传统里的）后自白派，但是格丽克超越了自白派。回归古希腊，格丽克是特别典型的，借助古希腊传统，她是在写自己的东西。格丽克高二便辍学，因为厌食症、抑郁症、失眠症，她一直坚持心理治疗，所以她的诗歌走的也是心理这条路。在诗歌作品的出发和最终表达里，格丽克谈论更多朴素的事实。作家的根本体验是无助。这并不是说要将写作与活着相区分，而是说要纠正那种幻想，即认为创作就是一路高歌，得心应手，认为作家是一些运气好、能够做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的人：信心十足，定期将他写在一张纸上的玩艺拿去打印。但写作并不是个性的倾泻。而大多数作家则将许多时间消耗于种种折磨之中：想写，却不能写；想写得不同，却无法写得不同。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被一个念头召唤，而岁月消耗殆尽。唯一真实的意志练习也是否定的：我们对于自己所写的东西只有否定的权力。我认为，这是一种因为充满向往而变得高贵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因为成就感而变得宁静的生活。在实际劳作中，则是一种训练，一种服役。或者，就用生孩子这个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喻来说：作家是参与者，让事情更顺利：是医生，是助产士，而不是那个母亲。我有意使用了“作家”这个词。“诗人”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它命名的是一种渴望，而不是一种职业。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可以写在护照上的名词。
非常奇怪的是，对生活中不能获得的东西要渴求如此之多。跳高运动员完成动作之后，马上就知道他刚才跳了多高；他的成绩立刻就能精确地量出来。但对于我们之中试图与伟大的死者进行对话的那些人来说，并不是等待的问题：我们等待的是由尚未出生的人做出的评判；我们终生都不知道结果。
如何评价我们所做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这种深刻性创造了绝望；但也点燃了希望。同时，当代的观点也急于表达自己，作为对这种一无所知状况的智力替代：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将我们自己与最终形式的观点、裁决和指令隔离开来，而同时仍然对有益的批评保持着警醒的接受能力。
如果说作为一个诗人来发言是不合适的，那么要就教育这个主题发言也是同等困难的。这个观点，我想，应该用来谈论那些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东西。但这类印象我发现得慢，通常是事后很久。而我喜欢认为它们还在形成，旧的还在被修改。
格言说：诗人的智力或职业的标志是对语言的激情，这种激情被认为是对语言最小沟通单位——对词语的发狂反应。诗人被认为是不能充分理解“血红色”这类词语的人。但我的经历并不是这样。从四岁，或五六岁的时候，我最早开始读诗，最早开始把我所读到的诗人当成我的同伴，我的前辈——从一开始，我就偏爱最简单的词汇。让我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我所回应的，在书页上，是一首诗如何借助一个词的安排，通过时间设定和节奏的微妙变化，解放这个词的丰富而令人惊讶的意义分布区。对我来说，似乎简单的语言最适合这种创新事业；这种语言，作为一个类别，其个体词语的内部往往包含最大、最戏剧化的意义变化。我喜欢刻度，但我喜欢它变得无形。我喜欢那些在书页上如此之小、但在心灵中变得伟大的诗歌；我不喜欢那种虚张声势、但逐渐变小的诗歌。并不奇怪，我为之吸引的那种句子，是反映了这些心灵趣味和本来习惯的句子，是悖论，它具有的增强的优势能恰到好处地将固执的本性从一个正变得过于道德化的修辞体系中挽救出来。 
节选二：《他们告诉你：不上大学的孩子才是自家的……》 柳向阳的豆瓣日记最近读猫王埃尔维斯的传记，有一段关于上学的文字，实在难忘：“1953年，埃尔维斯在孟菲斯的休姆高中毕业后，先是在一家修理铺工作，后来成为火箭壳生产厂的工人。1954年年初，他在皇冠电力公司得到了一份开卡车的工作，而且有机会成为一名电工。埃尔维斯曾经称自己的父亲为“非技术工人”，跟父亲相比，他的工作已经算是迈上了一个大台阶。除了上班，埃尔维斯几乎没想过还有别的选择。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几乎没有孩子上大学。鉴于家庭情况，格拉迪丝和弗农也从未想过让埃尔维斯去读大学。他们也担心，上大学这件事会在他们和孩子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他将学会更高社会阶层美国白人的说话腔调，还可能看不起他们。他将进入他们不理解的另一个世界。那样，他们将彻底失去他。”（《猫王》（美）梅森 著，三联书店2014，P.33）猫王出生于1935年，这里写的是1950年代，他的情形也是“他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的普遍做法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教育的看法：猫王的父母亲担心如果儿子上大学，会与家庭疏离，“他将进入他们不理解的另一个世界。那样，他们将彻底失去他。”据说，埃尔维斯成名之后，有人问他想没想过去读大学，埃尔维斯表现得很惊讶，“就像是别人问他想不想去月球一样。”而他的回答是：“我要跟自己人在一起。”无论如何，他的回答此时已经排除了经济负担的考虑，而更多出自他对上大学教育的看法，或者说担忧。再读格丽克这首写于1960—70年代的诗作，就容易理解这种于我们略显陌生的情感了。选自《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这首诗一开头就写“孩子们背着小书包，一直向前去。”这里潜藏着一个凝望者，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渐渐远去。然后是辛苦采摘晚苹果的母亲们，孩子们离去后的母亲们：她们眼前的苹果变得陌生：“像另一种语言里的词语”，和上面猫王传记中“另一个世界”多么相似！第二节的关键词是“奉献”，可以理解为苹果，也可以理解为孩子们，或者说，二者在此是同义词。第三节是一个迥异于采摘苹果的场景，“多么整齐啊”这样一个感叹显得意味深长。随着感叹而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疏离：难以理解的“沉默中”的教导，以及由此而来的遗弃感——苹果不再出现，母亲们在果园里四处寻找“一条出来的路”，试图解脱，而不免茫然无力：“被它们自身吸引，果树灰暗的枝条 /结出如此少的弹药。”格丽克这首诗中表现出的关于教育带来疏离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国人有些陌生，或者我们只是熟视无睹而已。但结合猫王的传记，我们应该明白：这种观念既非个案，更非天赋异秉的诗人格丽克的个人看法，实际上，在某些时代某些群体中，反倒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不妨说，在任何时代，教育对人的异化，都是教育参与者必须警醒的。
经常会有声音说，诗歌作品是难卖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看下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布，体裁方面，小说类获奖占比占比最大接近6成，其次是诗歌类接近3成。在文学，甚至艺术的殿堂中，诗歌一直是极具分量的。诗歌是朴素，也是有力量的，它直指世界的事实，仿若世界的脉搏……
晚祷
[美]露易丝·格吕克
舒丹丹 / 译
比起爱我，很有可能
你更爱田野里的小兽，甚至
可能，更爱田野本身，在遍布
野菊苣和紫菀的八月：
我知道。我一直拿自己
与那些花儿相较，它们的情感空间
狭小得多，无法倾诉；也曾与洁白的羊儿相比，
事实上它们是灰色的：我是惟一
适于赞美你的人。那么何苦
将我折磨？我细看山柳菊，
细看毛莨，藉着毒液，它们逃脱了
放牧的羊群：难道痛苦就是
你的礼物，只为让我
觉察我对你的需要，仿佛
我只有需要你才能敬崇你，
或者你已经弃我
而转向田野，那坚忍的羔羊
在暮色中发出银光；野紫菀和菊苣的波浪
闪烁着深深浅浅的蓝，既然你早已知道
它们与你的衣裳多么相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