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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此郡帖》，选摘自《二王帖卷》（明代石刻本）。王羲之早年书法与同时代人庾翼齐名，羲之后进，庾翼不把他放在眼里。苏轼《跋庾征西贴》讲了这么一件事：“征西（征西将军庾翼）初不服逸少（王羲之），有‘家鸡野雉’之诮，后乃以为伯英再生。”庾翼起先不乐意自己的孩子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轻蔑地称羲之为“野雉”，而以“家鸡”自比。后来，王羲之的书法有了重大突破，使得本来与他不相上下的庾翼大为折服。庾翼说，在家兄庾亮处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的一封信，惊为“伯英再生”。伯英即东汉张芝，早在曹魏时代就被韦诞推崇为“草圣”。“伯英再生”，也就是说庾翼承认王羲之乃张芝第二。据笔者考证，王羲之给庾亮写信，大约是在38岁以前。此时的王羲之，就已在当时书坛独占鳌头了。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谢安等42人举行了著名的兰亭雅集。这是书法家、文学家、社会名流的盛会。其中谢安后来出任宰相。42人中，当时已经或后来成为书法家的有8人。与会者推定王羲之为《兰亭集》作序，这表明王羲之在当时书坛处于领袖地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晋后期的羊欣说：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天下第一。进入南朝宋后，由于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王羲之的书法一度被冷落，而王献之的书法却大行于时。王献之的名声超过了他父亲，海内学书之人俱习王献之书。（摘自《王羲之的“书圣”称号》）  王羲之《此郡帖》    王献之《复面帖》，选摘自《二王帖卷》（明代石刻本）。  王献之《复面帖》 王献之自幼天智聪慧，“书性过人”，所以最得羲之赏识，并为之亲书《笔势论》一篇及小楷《乐毅论》一本，作为他学习书法的启蒙教材。又据虞和《论书表》中记载，献之从小便显示出了在书法方面的非凡天赋。献之七八岁时，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便叹曰“ 此儿书，后当有大名” 。虽然执笔方法各有主张，这句话出自王羲之之口，想必其对献之的推测和评价有足够证据的。  虞和又记事一则，说献之玩时，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便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书成，观者如市。羲之见了也情不自禁大声赞叹，问是谁所作，人答云“七郎”，羲之高兴之极便亲自写信向亲朋好友说“子敬的飞白书大有意”。王羲之在他的书论中就提到过“意”，如“君学书有意，今相与送草书一卷”，“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这意指的是什么，我认为他论书之意即是玄学中的“言不尽意”之“意” ，并不是单纯的点画和技法。  王羲之《破羌帖》
 王羲之《破羌帖》 唐修《晋书》卷八一王羲之等人传之后，有唐太宗亲自撰写的一段“御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羲之传论》（有的媒体说整篇《王羲之传论》都是唐太宗撰著，误。）。《传论》中说到“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用了“尽善尽美”四字，对王羲之书法的颂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褒扬，不能算过分。在唐代以前，王羲之已享有盛誉。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在《晋书》撰成之前，欧阳询在《用笔论》中评王羲之曰“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如出一辙。唐太宗之后，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称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认为王羲之兼有钟繇正书、张芝草书之美。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与南朝梁以来王羲之声誉日隆的趋势大体相合，与梁武帝以来的评价，尤其是唐人的评价大体相合。  在书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书法家的现象，屡见不鲜。唐代就有这样的事例。高宗时大臣许敬宗曾吹捧高宗为“古今书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载：唐朝龙朔二年（662年），高宗亲自作书与辽东诸将，并对许敬宗说“你喜爱书法，可于朝堂开视。”许敬宗受宠若惊，看过高宗的手书后，私下对其他大臣说“我见过的古人墨迹很多，魏晋以后，唯称二王。但王羲之多力而少妍，王献之多妍而少力。圣上的墨迹，兼有二王之绝，实古今书圣。”尽管许敬宗把高宗捧上了天，历史就是不买高宗的账。除了宋代朱长文《墨池编》记下高宗“雅善”楷书、草隶、飞白这么一句外，高宗在书法史上几乎有留下什么痕迹，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书法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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