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生平及作品欣赏（54P）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庾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庾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庾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铄，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闩：“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人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面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活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惜都声名卓著，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传说庾亮曾向王羲之求书，羲之回答道：“(庾)翼在彼，岂复假此!”庾翼在荆州时，见人们竞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 (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但后来庾翼见到王羲之答庾亮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他的创造与发展，伴随着自我生命的发展、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如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和也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惜，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论书表》)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蹇腾之势，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撅，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榻灌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灌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二。”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人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天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至今已无真迹留存。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加上他又有代书人，故其书迹更加真伪难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风采。 　　王羲之的真书和唐代真书相比较，、显出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姜夔最多会意，在《续书谱?真书》中云：“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我们正是从王羲之的楷书中感受到魏晋时代特有的潇洒气韵，无论是字的笔画，还是结构，各尽自然之态，似乎跳动着一颗自由的心灵，当然便与唐人受染于科举功利习气的心手大不一样了。 　　------------------------------------------------------------------------------------------------------------------------------------------------------------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东晋永和九年( 公元353年 )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居住在山阴的一些文人来到兰亭举行“修禊”之典，大家即兴写下了许多诗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序文受当时南方士族阶层信奉的老庄思想影响颇深，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全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王羲之的行书在当时独树一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 　　关于《兰亭序》，世间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趣闻逸事。据说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对自己这件作品非常满意，曾重写几篇，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于是就把它作为传家至宝留给子孙。后来落入唐太宗手中，此中又有唐太宗派“萧翼计赚兰亭”的传说……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敕令侍臣赵模、冯承素等人精心复制一些摹本。他喜欢将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赐给一些皇族和宠臣，因此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而原迹，据说在唐太宗死时作为殉葬品永绝于世。 　　今天所谓的《兰亭序》，除了几种唐摹本外，石刻拓本也极为珍贵。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要数《宋拓定武兰亭序》。不管是摹本，还是拓本，都对研究王羲之有相当的说服力，同时又是研究历代书法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在中国书法典籍中有关《兰亭序》的资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历来也有很多争议，清末和六十年代都曾引发过相当激烈的大公论。 　　兰亭序神龙本[冯承素摹本] 　　 　　《冯摹兰亭序》卷，唐，冯承素摹，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冯承素: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直弘文馆为招书人。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摹以赐诸臣。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见于历代记载。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其它事迹不详。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它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撰稿人：单国强） 　　兰亭序虞世南临本

《虞摹兰亭序》卷，唐，虞世南摹，纸本，行书，纵24.8cm，横57.7cm。 　　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亦称“天历本”。 　　此卷用两纸拼接，各14行，排列较松匀，近石刻“定武本”。但点画与褚遂良摹本相近，点画较圆转，少锐利笔锋。勾描的墨色清淡，气息古穆。据考证，此本当为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诸家题跋、观款17则，钤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纸上所钤元内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后拼纸下所题小楷“臣张金界奴上进”一行，均真。后隔水所钤宋内府印，以及第一尾纸上宋代魏昌、杨益题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后配。以后接纸上的明人题跋、观款，均真。 　　 此卷历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士述、吴治、董其昌、茅止生、杨宛、冯铨，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内府等处收藏。曾著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砢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及《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代刻入“兰亭八柱”，列为第一。 　　兰亭序褚遂良临本

《褚摹兰亭序》卷，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序》原迹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在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臣下，以广布扬。真迹据记载已随唐太宗殉葬昭陵。这些唐摹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褚遂良摹本，存世的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墨迹摹本，多属此系统，以冯摹的“神龙本”为最佳；一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即源自欧本，为存世最佳的石刻帖本。 　　此卷根据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定为褚摹兰亭序。同时卷中有米芾题诗，故亦称“米芾诗题本”。 　　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玉印属真，第一后纸上米芾诗题及7方钤印亦真。米芾诗后接纸上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等5家题词及钤印均伪，当是南宋末年所临。以后接纸上的元、明诸家题识均真，然疑是别处移来配上的。 　　以后纸题跋、印章考证，此卷当为北宋米芾前临摹本。又据作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也可印证此为北宋摹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点画用笔少锋芒，与近真的《冯摹兰亭序》(神龙本)呈鹅毛笔书写特点的风格迥异，亦和以褚摹为底本的唐摹本墨迹不同，当属于唐以后一再重摹的宋摹古本。此卷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 　　此卷流传鉴藏经过大致为：北宋滕中、南宋绍兴内府、元赵孟頫、明浦江郑氏、项元汴、清卞永誉、乾隆内府。曾著录于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阮元《石渠随笔》等书，并刻入“兰亭八柱”。\r 　　（撰稿人：单国强） 　　定武兰亭序吴炳旧藏本

宋拓定武兰亭序吴炳旧藏本 纵26.0厘米 宽66.5厘米　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藏 　　传说唐太宗命擅书之臣临写《兰亭序》，而欧阳询所临写的最为逼真，故刻之于石。宋庆历年间（1041-1048）李学究发现于定武（今河北正定），故称欧阳询临写的《兰亭序》为定武本。李学究模勒于石上交御府，后不明所在。原石后归薛向、薛绍彭父子所有，薛绍彭又模刻勒石时，缺损“湍、带、右、流、天“五字。大观年间（1107-1110），原石置于长安宣和殿，因靖康之乱而下落不明。 　　此《兰亭序》原由郝天挺收藏，郝氏所藏三本《定武兰亭》中，记有宋代诸公题跋之最善一本，后来，转让给吴炳，拓片上有吴炳题记，也有白文“吴炳之印”一枚（右下角），故称“吴炳本”，也就是薛绍彭缺损五字以前的所谓“五字未损本”。 　　据启功先生的《〈兰亭帖〉考》述，此为仁和许乃普氏旧藏，后流入日本。五字未损，拓墨稍重，时侵字口，还有后人涂墨的地方，如“悲也”改“悲夫”字，“也”字的钩；“斯作”改“斯文”，“作”字痕迹俱涂失。后有宋人学黄庭坚笔体的录李后主评语一段，又有王容、吴炳、危素、熊孟祥、张绅、倪瓒、王彝、张适、沈周、王文治、英和、姚元之、崇恩、吴郁生、陈景陶、褚德彝诸跋。 　　定武兰亭序宋拓故宫藏本 　　 　　 　　 　　 　　 　　 　　 　　即柯九思本 　　---------------------- 　　附：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作者：姚淦铭(文字)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在会稽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纂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为此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 　　最卓越的艺术品，往往在极小的空间里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兰亭序》就是一座袖珍式的屹立于尺幅之中的辉煌的书艺殿堂。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黄庭坚称扬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兰亭序》道媚劲健的用笔美，流贯于每一细部。略剖其横画，则有露锋横、带锋横、垂头横、下挑横、上挑横、并列横等，随手应变。其竖画，则或悬针，或作玉筋，或坠露，或斜竖，或弧竖，或带钩，或曲头，或双杈出锋，或并列，各尽其妙。其点，有斜点、出锋点、曲头点、平点、长点、带钩点、左右点、上下点、两点水、三点水、横三点、带右点等等。其撇，有斜撇、直撇、短撇、平撇、长曲撇、弧撇、回锋撇、带钩撇、曲头撇、并列撇等等。其挑，或短或长，其折，有横折、竖折、斜折。其捺，有斜捺、平捺、回锋捺、带钩捺、长点捺、隼尾捺等。其钩，则有竖钩、竖弯钩、斜钩、横钩、右弯钩、圆曲钩、横折钩、左平钩、回锋减钩。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的形象，有筋骨血肉完足的丰驱，且赋予各自的秉性、精神、风仪：或坐、或卧、或行、或走、或舞、或歌，虽尺幅之内，群贤毕至，众相毕现。王羲之智慧之富足，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序中有二十多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后世珍视其布白之美，临摹者虽难免渗入各自的笔性，但无人稍变其章法布白。正如解缙在《春雨杂述》中所说的那样：“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兰亭序》的章法，仿佛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是无与伦比的。 　　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挥写下千古杰作《兰亭集序》，正因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为他笔法精严，故能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为他诸美皆备，故能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高华圆融的境界。在这件尽善尽美的作品面前，后世名家虽竭力临仿，却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张泊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写下这一杰构，其后他再度书写《兰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绝伦，沈尹默说“当时逸少本天全”，赞美了《兰亭序》的杰出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据说藏有《兰亭序》共四本，有黄庭坚、王晋之、葛次颜、单炳文题字，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甘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兰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在民间珍藏，后唐太宗设法从民间赚进御府，旋又殉葬昭陵。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阳宫本兰亭序》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上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因前者有“神龙”半印，后者有“张金界奴上进”字。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颖上本”、“落水本”，等等。 　　《兰亭》真迹虽殉葬昭陵，但它的化身经过摹、刻流传，各种本子不下数百种。清乾隆年间赵魏首先怀疑《兰亭》真伪，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年间李文田认为《兰亭》其文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1965年掀起一场“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为主的一方认为“伪”，另一方高二适等起而反驳。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辨》，收集有关论文十八篇。此后又有许多论著讨论《兰亭》真伪。著名学者钱钟书虽未参加当时的论辩，但在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中己反映出他对《兰亭》论辩的思考及精辟见解。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出钱钟书一信中更明确地指出：“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即认为各有所偏。此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个学术课题的进一步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兰亭》真伪的考辨，既要着眼于当时的文化背景，更要着眼于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一代“书圣”的创新动因和成就。当然，还有赖于更多的文物发掘，也许有朝一日会有科学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