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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王羲之《兰亭序》真迹拓本（一说《南唐兰亭明昌》本）
（转帖） 兰亭序真迹拓本尚在人间 《兰亭序》乃中国书法之千古名篇,行书中的巅峰之作。然因种种历史原因,自问世以来其真迹时显时隐,真伪莫辨,行踪难觅。因此臆说假设比比谐是,自宋至今,虽为书法界之热门话題,然也终无定论,使人莫之所从。然因年代久远,历代典籍对《兰亭序》的记述也以传闻居多,失实之处在所难免。本文拟据所知之材料对《兰亭序》之真伪作一管见。基于上述原因，疏漏与失误之处在本文中也不可避免。然拋砖引玉,诚愿请教于方家。
兰亭序的真伪新说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最著名的篇章。但除《世说新语》及刘孝标的《注》之外，由东晋至隋代尚无典籍明确记述兰亭序的文本和相关情况。明确记载《兰亭序》的文本和相关情况的典籍始见于唐太宗令人编撰的晋书。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云：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此引文的最末一段与《世说新语企羨篇》在文字上有所出入,《企羨篇》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叙》，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晋书》所言未知出于何据,据考潘岳无《金谷诗叙》,似应以《企羨篇》所言为是。 刘孝标注日“王羲之《临河叙》日：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杯”。近人严可均录此序入《全晋文》，自注云，“此与帖不同，又多篇末一段，盖刘孝标从本集节录者”。近人余嘉锡案，“今本《世说注》经宋人晏殊，董弅等妄有删节。以唐本第六卷证之，几乎无一条不遭涂抹，况于人人习见之兰亭序哉。然则此序所删除之字句，未必尽出于孝标之节录也”。
笔者按：严,余二人之注,按,亦有臆断之处。因刘骏[孝标]乃強闻博识,治学严谨之人,决无文不对題,乱注之理。试想、‘世說’言：右军得人以《兰亭序》方之《金谷叙》,並谓已敌石祟,闻之甚有欣色。而孝标则注日：“临河叙曰”,岂不是闹出文不对题,乱注乱引之笑话。可能的情况是,孝标所看到的《世说》文本是：右军得人以《临河叙》方之《金谷叙》,这样才顺理成章的注,《临河叙日》。
那么这里又牽出另外一个问題,现在所看到的《世說企羨篇》确实是：王右军得人以《兰亭序》方之《金谷叙》的记述，之所以出现此情况,应从《晋书》說起,《晋书》虽为权威之史书,但仍为唐太宗李世民令人修撰,《王羲之传》是《晋书》中的重要人物传之一,且太宗亲撰《王羲之传论》。又是对《兰亭序》最为推崇之人,因此时人将世說中的《临河叙》改为《兰亭序》,致使孝标之注成为文不对題之注。
从石崇的《金谷叙》與王羲之的《临河叙》的文章形式看,二者是相当近似的。因此以《临河叙》方之《金谷叙》确实当之无愧。现将《金谷叙》移录如下：余以元康六年，以太仆卿为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宴游，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坐列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杯，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五人，吴王师，议郎，关中候，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二叙所述之事虽各有不同,但王羲之的仿照意图是相当明显的.所以《世說》中以《临河叙》方之《金谷叙》的评论是相当精准的。
在此也连带谈一下《兰亭序》为何为《文选》未收的问題,《文选》乃梁昭明太子萧統令人编辑前人诗文的选集,一種可能是碍于选录标准,所以未收,如《金谷叙》和《临河叙》就是其例。另一種可能是蕭統未看到《兰亭序》。《兰亭序》虽是梁武帝时收得,但无确切年份。而萧統仅活了三十一岁（公元501年至531年）。所以他未看《兰亭序》也是极有可能的。
从东晋至隋之间记述王羲之言行及法帖,传闻和书法风格以及书迹流传与评论的典籍则相当多。但却无《兰亭序》的明确记载,究其原因,缘《兰亭序》长期流传于民间,梁时虽为梁武帝收归内府,但未引起重視,所以无明确记载。即使是唐太宗亲自所撰的《王羲之传赞》也只笼统的称赞了王羲之的书法造诣,而未明确的提到《兰亭序》。明确提到《兰亭序》的是,唐太宗时负责整理二王书迹的褚遂良,其《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之行书云,都五十八卷。 第一，永和九年。（二十八行，兰亭序）。
首次提到兰亭盛会情况和怎样书写兰亭序的为唐开元间何延之的兰亭始末记,文云：“《兰亭》者，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书诗序也，右军蝉联美胄，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于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及其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字，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但不知所言有何根据。唐太宗知《兰亭序》真迹确在辯才處。命萧诩赚取之,此说据何延之言。为辯才弟子玄素所述。兰亭序由梁至唐的流传较为可信的是唐开元时人，刘之几之子刘餗的《隋唐嘉话》，刘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之不宝，后僧果从帝借榻。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榻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才得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诩就越中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榻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此外，尚有广州五羊僧处得之之说，然皆传闻，未足为信。见《书断》。
以上三说虽各有异，然其一至之处，都云《兰亭序》归于太宗，太宗令褚遂良等人详加捡校。因並整理装置。
此文千年以来无人真正读懂，郭沫若认为，从“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于羲之的性格不合。《兰亭序》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删改，移易扩大而成”。进而认为“今传《兰亭序》是后人伪托”。粗略一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和说服力的。实则不然,因梁武帝收得此帖后,由于此帖无題目,但有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的落款,且和王羲之的其它真迹相校,检定为真。此非信口之论,因为检定重装的有徐僧权,朱異等人,並在騎逢處押有僧字。並且押有僧字的並非仅有《兰亭序》一帖,至今可看到的尚有《丧乱帖》, 此帖早在唐时就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和《十七帖》在其落尾处亦有。“敕 付直弘文馆 臣解无畏勒 充馆本 臣褚遂良校 无失 僧权等字样”。
此外对兰亭序的不同解讀也能说明《兰亭序》並非是文意混乱,于羲之性格不合的伪作。现将比较通行的《兰亭序》译文抄录于下：“永和九年，即癸丑年，三月之初，（名士们）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会，到水边进行消灾求福的活动。许多有声望有才气的人都来了，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这里有高大的山和险峻的岭，有茂密的树林和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水急流，（在亭的）左右辉映环绕。把水引到（亭中）的环形水渠里来，让酒杯飘流水上（供人们取饮）。人们在曲水旁边排列而坐，虽然没有管弦齐奏的盛况，（可是）一边饮酒一边赋诗，也足以痛快地表达各自幽雅的情怀。这一天，天气晴朗，和风轻轻吹来。向上看，天空广大无边，向下看，地上事物如此繁多，这样来纵展眼力，开阔胸怀，穷尽视和听的享受，实在快乐啊！
人们彼此相处，一生很快就度过。有的人喜欢讲自己的志趣抱负，在室内（跟朋友）面对面地交谈；有的人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寄托情怀，不受任何约束，放纵地生活。尽管人们的爱好千差万别，或好静，或好动，也不相同，（可是又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一时间很自得，快乐而自足，竟不觉得衰老即将到来；待到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感到厌倦，心情随着当前的境况而变化，感慨油然而生，以前感到欢快的事顷刻之间变为陈迹了，仍然不能不因此感慨不已，何况人寿的长短随着造化而定，最后一切都化为乌有。古人说：“死和生也是件大事啊！”怎能不悲痛呢？
每当我看到前人发生感慨的原由，（跟我所感慨的）如同符契那样相合，总是面对着（他们的）文章而嗟叹感伤，心里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这才知道，把生和死同等看待是荒诞的，把长寿和短命同等看待是妄造按后人看待今天，也像今人看待从前一样，真是可悲啊！因此我一一记下参加这次聚会的人，抄录了他们的诗作。尽管时代不同情况不同，但人们的情致却是一样的。后代的读者读这本诗集也将有感于生死这件大事吧。这样的理解，基本上和郭沫若实在是大有问题的观点相合，但是如细细体味《兰亭序》非如此译一样杂乱无章，仅是一些文字的堆砌，主题不明，议论混乱，使人看后不知所云的东西。
现按我的理解翻译如下：
永和九年，此年癸丑，三月开初，决定集聚于会稽山阴兰亭，举行消灾祈福的“修禊”活动。许多贤明有身望的人都来了，年青老少都有。此地有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修长的竹子，又有清溪急流，在亭的左右晖映环绕，把水引入渠中，作为曲殇流水，依序而饮，排次列座，虽说没有丝竹齐奏的盛况，但饮一杯酒，咏一篇诗，也足以畅快地抒发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悠远情怀。
这一天，天清气爽，春风轻拂，仰看蔚蓝的天空，联想到宇宙的茫茫无际，俯看万物，可看到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欣欣向荣。在这美丽壮观的天地之间，不禁使人心移神驰，这一切真是今人目接不暇，这实在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快乐。
朋友之间（人）相识相知，由于友情深厚，转眼之间就是几十年（一辈子），有时和自己意气相投的人，在室内共同谈论理想和志趣，有时又以某种活动为名，而优游于山水之间，放荡于形骸之外，虽然各有不同，宁静和活跃不一样，但是当其遇到相知相识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放怀纵谈，自然是特别的快乐和满足，不会感到生命的短暂，死亡的来临。但到了盛会已完，心情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感慨就更深了，原来的盛会，转眼之间，成为过去，怎不令人感叹。况且生命的长短，并非自己能掌控，但最后都逃脱不了死亡。古人说“死和生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事”，那么生命岂不是值得痛惜的啊！
每当读到古人对生命人生的感叹，和我的感受像符契一样的相通，所以看到这样的文章，总是受到感动，而且久久不能释之于怀。（我没有那样旷达）不能把生死看成一样，长寿和短命视作相同。后世之人来看这次盛会，也会像我看过去一样。为纪念这次值得留念的盛会！所以列出参加（修禊）盛会的人的名字，抄录出他们的诗作，虽然这些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诗作，都抒发了对宇宙人生的思想感情。后来的读者，也会因读到这篇文章而感动。
此译和上译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对于首段，歧义不大。但从“夫人之相与”以下，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在“取诸怀抱到静躁不同”上译是，有的人……有的人……而此译当作同一人，有时是……有时是…… 当其欣于所知至感慨系之矣，上译也作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理解，而此译则认为是对兰亭修禊的感怀，对“老之将至”上译是乐而怀忧，乐而念死的理解，而此译是乐而忘忧，乐而忘死的理解。“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上译当作辩驳语，此译当作申述语。总之按上译，此二段文字就像一些杂乱无章的文字堆砌。而此译则把此二段作为围绕兰亭盛会而发的感慨，所以就无散乱和不协之处。
诚然《兰亭序》到了信可乐以后，和下一段“夫人之相与”不相连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断落，我认为是王羲之在抄录《临河序》的首段文字后，又写了这一段，作为对此盛会的感慨。在末一段也有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和《临河叙》相呼应。唐太宗收得此帖时，由于字迹一至，在文后有“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的落款，並有梁徐僧权检校时所书的騎缝僧字。所以确认为是王羲之真迹。而且，此时正修《晋书》，也采录了《世说》中“右军得人以《兰亭序》方之《金谷叙》又谓己敌石崇，闻之甚喜”的材料。但将《世说》中“右军得人以《临河叙》方之《金谷叙》”改为，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此引文的最末一段与《世说新语企羨篇》在文字上有出入。而时人又将《世说企羨篇》中的《临河叙》改为《兰亭序》。至使刘孝标注所引的引文，与《世说》中的此段文字成为文不对题之注”。
刘孝标名峻，为齐梁时人，因知识丰富，且强闻博记而遭到梁武帝的忌恨，一生坎坷。但文采斐然，治学严谨，绝不会闹出文不对题乱注引的笑话。惜现已难睹唐以前《世说新语》的文本。现在所看到的《世说新语》为宋以来的刻本，据国学家余嘉锡的考查，《世说新语》为宋晏殊等人的篡改很多，有流传日本的唐《世说新语》残文为证，此残文和宋以来的《世说新语》有很大不同。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世说新语》中，此段文字，绝非是“右军得人以《兰亭序》方之《金谷叙》”。
可以证明这一情况的，尚有参加兰亭盛会者之一，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后》一文，即所谓《兰亭后序》，可以证明对兰亭盛会的题跋，并非仅有王羲之《兰亭序》一篇。现将此文抄录如下：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意兴。仰观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阁，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江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景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覆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成矣，原诗人之致兴，谅歌咏之有由。”此文可以和《兰亭序》互证，如《兰亭序》之“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和“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这二段文字所发出的感慨何其相似。由此可证明，《兰亭序》决非《临河叙》一样，是记述兰亭盛会的文章，而是感怀兰亭盛会的文章。另外，从序这一文章体载来看，序，所包含的不仅是指写在书前书后说明情况的书序，还包括赠别序，如唐代韩愈的《送董绍南序》《送李愿归磐谷序》，聚会序，如唐代王勃的《腾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等等。颂扬序如唐代的《圣教序》，题跋序，如宋女词人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从《兰亭序》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来看，显然属于是一篇题跋序，即对某事，某文的评论和感想。
聚会序是在唐代才流行的，如《腾王阁序》《春夜宴桃李园序》，而《金谷诗叙》《临河叙》则是唐以前对记述聚会文章的称谓。
据上述几点，可以推断《兰亭序》是一篇题跋性质的文章，唐太宗将其定为《兰亭序》也不为错，进而言之，也许在智永至辩才的这段时间，《兰亭序》的展转流传，被人称为《兰亭序》，再者,从帖的意义而言有兰亭帖,临水帖,禊帖等称谓,从文體的意义而言,有兰亭序,兰亭叙,兰亭诗序,兰亭宴集序，兰亭雅集序，及兰亭记等称谓。因此唐太宗也许也是据旧传而称，而非自己的标新立异。所以《兰亭序》和《临河叙》是互为补充而又各自独立的二篇文章。并非《兰亭序》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删改，移易，扩大而成”。也不是文不对题的乱发议论与王羲之“性格不合”的伪托。
南唐兰亭的来源与特征：
南唐本《兰亭序》在宋以来的历代典籍中未见著述。何以名之为《南唐兰亭》，盖因其本首页下方钤有《建业文房之印》的篆字图章，此章为后主李煜的藏书图章，故名之曰《南唐兰亭》。
先述《南唐兰亭》的来源，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杂传二十八，温韬传，对盗昭陵墓有简略记载，先将本人事略简介一下：温韬原为盗，后从李茂贞，京兆华原人，被任命为华原镇将，后又叛李而降梁，又叛梁归李，拥军为本，反复投靠新主子，后唐庄宗灭梁后，又降后唐，因其反复无常，不被信任，最后被后唐明宗赐死。
关于盗墓情况《温韬传》言“末帝时，韬复叛李茂贞降梁。梁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义胜军为静胜军，即以韬为节度史，复其姓温，更其名日昭图。韬在镇七年，唐诸陵所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太宗墓）最固，韬从埏道（地宫通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唯乾陵（武后与高宗墓）风雨不可发”。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云“兰亭修禊序，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盖唐数家所临也，其转相传摹，失真弥远。然时时犹有可喜处，岂其笔法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迹，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于昭陵，唐末之乱，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别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人间。太宗皇帝时，购摹所得，集以为十卷，俾摹传之，数以分赐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贴是也，然独《兰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传。”
欧阳修为北宋史学名家，为修史，对各种史料作过严格的收集和审查，因此所言温韬盗昭陵属实非虚，据其所见《兰亭序》因温盗陵而流落民间。
那么《兰亭序》又是如何流落民间的。薛居正（912—981年间人）《旧五代史》卷九十六《郑玄素传》云“郑玄素，京兆人，避地鹤鸣峰下，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弦诵自若，善谈名理。初玄素好收书，而所收钟王法帖，墨迹如新，人莫知所从得。有与厚者问之，乃知玄素温韬之甥。韬尝发昭陵，尽得之，韬死，书归玄素焉，今有书堂基存。
（宋马令）《南唐书》云“郑元（因避韪而改）素，京兆华人也。少习诗礼避乱南游，隐居于庐山青牛谷，高卧四十年，采薇食蕨，弦歌自若，构椽剪茅于舍后，汇集古书至千余卷。元素温韬之甥也，自言韬发昭陵，从埏道下见宫室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立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墨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韬死，元素得之为多”。
宋郑文宝（952—1012年间人）《江南余载》卷下云“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元素为雅言，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处”。
另一部郑著《南唐近事》宋曾宏父《石刻补叙》卷下引录此书一段记述云“处士郑元素为温韬之外甥，隐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自言从韬发昭陵，从隧道至元宫，见宫室制度，闳丽幽深。殆类人间，正寝东西厢，皆列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铁漆匣，悉藏前代图书及钟，王墨迹，秘护谨严，纸墨如昨，尽为所掠，韬死，不知流散之所”。
上述史料记述虽有异同，但皆言温韬发昭陵后，钟，王墨迹多为其甥郑玄（元）素所得，避乱南游而隐居庐山四十余年，汇集古书有千卷之多，但这些古书下落何处，则未有所言。
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篇》云“始（唐）天佑间，江表多故，洎及宁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尔无闻。及高皇（李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价以假之，或有贺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由是六籍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
郑玄素所有的古书千余卷，也许就是在国家大规模征集书籍的情况下，进入南唐宫室的，这虽为一种假设，但因无其它史料证明确否如此，未能断言，但南唐宫室确实收有，盗发昭陵所流出的《兰亭序》真本，是确有其事的，这可以用《南唐兰亭》作证。
现代人施沁在《杭州师范学报》1992年5期《李煜与南唐文献》据《金华子杂篇》转述说“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之人，虽系贫寒人家必好言借抄，有献书者，虽所献书籍平常，亦予与丰厚答谢。是时有仿王羲之书一轴来献者，因偿缯帛十余万。李升确实以极大的热情广泛收集文献，图籍、书画、古玩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早在节度金陵时就创立《建业书房》，藏书三千多卷，由此六籍臻备，诸史条集”。
订正《金华子杂篇》云“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
从《金华子杂编》和其它人的转述中，可以看到《兰亭序》虽没有提及，但王羲之书是提到了的，并偿十余万（钱），缯帛副焉，付价如此之高，想来绝非凡品，甚至就是郑玄素所有之《兰亭序》。
虽不能确定，此次所收就是郑玄素所有的《兰亭序》。但郑之《兰亭序》确落入唐宫。李煜看到后，在其卷首的下方钤有《建业文房之印》收藏章。除《兰亭序》外，每闻知这类墨宝所在，总是不惜重金千方百计求之。（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云“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扎，好求古籍，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李煜不仅好收钟，王等历代名家书迹，还精于鉴赏。（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言“李后主才高识博，雅爱图书，蓄聚既丰，尤精赏鉴，今内府所有图轴及人家所得书画，多有印篆，曰“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内书印”。其《书述》云 “自卫夫人，并钟，王，传受于欧，颜，褚，陆等，流传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幸得诲于先生，奇哉，是书也，非天赋其性，口授要诀，然后研功覃思，则不能穷其奥妙，安得不秘而宝之”。此处所言“是书”虽不知是何书，但若用以指《兰亭》，则可看出李煜对《兰亭》的重视。
至开宝七年（975年）当宋军兵临城下之际，令保义黄氏放火焚烧内府图籍，《江南别录》云“城将陷，谓所幸保义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黄氏皆焚，时乙亥岁十一月也”。然尚有未焚之书。曹彬平江南，将南唐珍宝用十四大船运走，其中就有图籍多种。《十国春秋》卷十七言，“太宗（赵光义）幸崇文殿，召李煜及南汉后主一同观书，并对后主言“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后主顿首谢”，可见黄氏并未将图籍焚尽，但焚后所余，几乎被掳掠一空。当然其中也包含《兰亭序》。幸运的是《兰亭》未被焚，否则是千古憾事。
再叙《南唐兰亭》流传。《南唐兰亭》为宋得后，因无资料可采信，只能推定为藏于宫中故纸堆里无人发现，列出一些材料证明南唐之后至宋徽宗之前无人知道兰亭序真迹存于何处,一南唐的贞元帖巳不传世所以不知是否将此帖收入,但以贞元帖为蓝本的淳化阁帖无此兰亭,二宋仁宗所摹之兰亭也非据此本摹出,三大观帖亦无此帖,四宣和书谱也未录此帖.一百一十六年后，假定为政和元年（1111年）始为宋徽宗在故纸堆中发现。徽宗发现《南唐兰亭》后，异常珍贵和重视。于是在卷首上方钤了《双龙圆印》后又钤有“政和”“宣和”及“双龙方印”共十方，其中，因学识有限，未能辩认一方，再后又有一方，未能辩认。最后一方为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印”。在“政和”印中，有一方为“政和连珠小玺”。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汴京为金所破，徽钦二帝也被掳北上。金宝财物掳掠一空，《南唐兰亭》作为战利品之一，也被掳。时隔六十三年，金章宗完颜璟（噶达麻）明昌年间，又见到《南唐兰亭》，非常喜爱，所以又钤“明昌”印，留存赏玩。此后，又为人刻为石，此本《南唐兰亭》就是据此石而拓，但以后，《南唐兰亭》真帖和刻石俱已湮没无考，所以仅有此本，以存此段《南唐兰亭》的历史源流。
高宗南渡后，在其《翰墨志》中谈到关于二王书法的有关情况，现录如下“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这证明他未见过《南唐兰亭》二“右军他书，岂减“禊贴”，但此帖比他书为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它尺牍 ，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这说明其它的《兰亭序》他见过，并非常喜爱，三“至若《禊贴》则研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成诵，不少去怀也”。这说明赵构也刻苦研习过《兰亭序》并达到了很高成就。
之所以举“翰墨志”有关段落，意在说明自高宗以来，整个南宋无人见过《南唐兰亭》，以至元，明，清至现代都未有人提及《南唐兰亭》。据此可知，这是一本失落近千年的古帖。但是此帖并非全无人所知，笔者有幸收得一本和此本同出一源的拓本,但纸质纸色及装裱要梢后一些,可能为元,明之间的拓本.《南唐兰亭》为一未知名之老先生送与先父，同帖尚有端砚一方，此砚尚在，何时所送，先父在时未言，故无从知晓当时情况，且先父已于一九八零年逝世，所以《南唐兰亭》如何传到老先生手中，就无从稽考。
拓本特征：
此本原为长卷,高二十五厘米,长七十八厘米，后被人裁为六段裱为一册页。册页高二十七点五厘米，宽十五厘米,分为六页,加上封面和封底共八页。封面有裱者双勾的晋右将军王羲之书等字,封底有此八字的临摹，裱纸似为绵纸,但由于年代久远所以难断为何代之纸，整册用纸捻线穿钉，被裁之长卷拓面为黑色，背面为灰色古纸。因识见有限所以也难以断代,所拓之字既非墨拓,也非朱拓,而是呈黃色,如用刀抠似可从纸上抠下,因此我疑为是金粉所拓,但因氧化所至,有的字巳经泛白.从字體上看通篇一气呵成,除祟山和其它摹本一样为添字外,其它再无涂改停顿痕迹.此本和尚还流传其它本比,最大区别在于,永和九年的九字不是向上勾,而是向下勾,而《孔侍中帖》的九字就是这样的,最后有感于斯文的文字也是一个反文,而怀仁集的《圣教序》太宗文皇帝制的文字也是一个反文.此本和唐代诸本的異同,有识之人当能判別,在此无庸赘言.拓本的十四行至十五行间有一僧字此僧字为认定此本为真迹的重要依据.徐僧权，南朝梁图书装裱专家、藏书家。东海（今属山东郯城）人。官至东宫通事舍人，领秘书，以善书法而知名。梁武帝时，他在皇家藏书楼装裱整理图书、名画，内府（皇宫藏书机构）所藏名迹，多由他亲手裱制。因亦藏书。其子伯阳，字隐忍，读其父所藏史书，近３０００余卷。历任东宫通事舍人，领秘书。《南史》卷七十二《徐伯阳传》称徐僧权“以善书知名”。《南史》卷二十三《王锡传》云：普通初，魏始连和，使刘善明来聘，敕中书舍人朱异接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权于座后，言则书之。唐张怀瓘《二王书录》云：“梁武帝好图书，天监中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析而装之，更加题检。”据明袁泰《家藏旧刻跋》云，旧刻《洛神赋》有普通三年（522）正月，徐僧权等题名。己故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著文云：《兰亭序》加“僧”奇事东海连云港有位陈君，对《兰亭》一帖久怀极大兴趣，尤其是喜欢《兰亭》集字对联，锐意搜罗，收获甚丰。近日忽又来函问：有不少实例，习《兰亭》字人往往把“不知老之将至”多写一个“曾”字。变成“曾不知老之将至”，这是什么道理？有无“版本”根据？要我回答。
我说：那原来是个“僧”字。在《定武》本上虽经石刻摹拓，还是清楚可辨。这是徐僧权的署名，“权”字磨失了，只剩下一个“僧”，却被人误认为是王右军在书写序稿时添加了一个“曾”字，而那偏旁“立人”则当成了添字的钩加记号。
我见过一个摹拓本，那个“曾”字之旁出现了一个很长的添字记号：上为一小横撇式斜划，下为一个拉得很长的弯尾巴。让人捧腹不已。
原来，徐僧权是南朝梁代内府的鉴书人，现存的右军帖刻本，还可见到他的署名，那是“押缝书”，古人自书名不写姓氏，只有“僧权”二字。与他同时“联署”的还有姚察、唐怀允，最多见。实际上，《兰亭》原迹上还有一个“察”字在“僧权”之上方，稍稍距离开。此即姚氏记名。
我所见《兰亭》本，不敢说甚备，也不算少了。回忆一下，只有一个特例：唯独北宋薛绍彭（道祖）摹刻的唐摹本上，“察”与“僧权”并存，尚是真貌。其他刻本摹拓等，一概不见了。这是因为，姚察记名习惯，把“察”字写得极小，岁久即磨损得难存了。所以我极珍爱薛摹刻本，真乃“兰亭史”上一件奇宝。至于如今盛传的所谓“冯承素本”，梁代押缝书全不可见，应是摹手认为那无甚意义吧。
押缝是为了记证原件原装，两张纸接缝时要以书名为记，以防拆换作伪或副本充真。
按：人人皆知，《兰亭》为“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却不一定明白，右军所用之纸是两张接缝，恰好每幅写一十四行字。所以接缝处落在“欣”与“不”之间，“僧”正在此。
今日习书之士，如对《兰亭》一帖有意研究，其实课题不少，如：一，晋代造纸技术的发展到右军时已有横长纸幅如可书十四行的尺寸了——这与“竹木简”时代差别甚大了，所以直接关系到书写方式与书法变化。二，右军写此序时特用“鼠须”健毫笔，这应是右军自己创意设计、改进技术所特制。上一次我引米元章帖，提到右军自画“笔样”，与此有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表明制笔这门工艺在名书家实践下不断改进提高。
记名鉴书人有时也在帖首帖尾，窄幅短纸本无接缝者。学书者欲究押缝书，可看：一、《王略帖》后有“怀充”名。二、《旧京帖》前有察与怀充二名。三、《小女帖》前有僧权与察二名。四、《孙女帖》有僧权名。五、《徽文论帖》有察与怀充二记名。借是著例，余不备举。
提起《兰亭》加“曾”，还有一奇事：我见一本欧阳询楷书《兰亭》，字极好，而多出这个“曾”字，就令人生疑了。但此本的欧体书非常人庸笔所能仿造；我又将字与所有欧书碑刻核对，证明绝非从习见欧体帖中凑集所成。然则是何时何等人方有此手笔意度？求之不可知。记得曾请教于启功先生，他素来喜欢讨论，独对此未答。这原因也许不一，可以是他未见此本，无从揣断。也可以是认为此等乃后人所为，不值得深论？但拙见总觉得：事必有由，应当弄清，以广知博识方为治学之道。
从所引材料可以看出,僧字在《南唐兰亭》中的意义,应该是徐僧权对《兰亭序》的检校並以示负责而书.此拓本共有印鉴十三方.其中南唐一方宋徽宗十方金章宗一方,即明昌.认不出的一方即明昌上面的一方.以上即《南唐兰亭》的基本特征.但尚有若干问題悬而未决,现列述于下：
一、此帖非常见之宣和七印,而有十印之多,且有一方认不出，也难定钤印时间；二、拓石之纸不知是格皮纸,楮皮纸还是桑皮纸,但揭开背面有明显的树皮点，且和我收得的元,明本有明显差別；三此本非专业装裱之人装裱,而是藏者自裱,其格式为蝴蝶装,所衬之纸为绵纸,但由于识见不博,判別不了为何时之纸；四、装裱之人在其封面有用双勾法勾勒的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的字样，封底亦有临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的文字,可推知此人熟谙双勾之法甚见功底，不知出自何名家之手；五、此帖最迟也有八百余年,但尚未成灰,不知此本在防止氧化方面有何特殊技术；六、此拓本连印章和文字都一並拓出，特别是建业文房之印和原文溶为一體,不知是否是在刻石之时将原卷附于石上雕刻,还是有其他方法.此石是否巳毁,还是匿迹于何处；七、不知此石刻于何时何地；八、不知此拓本打拓于何时何地其打拓技艺有何独到之处。以上诸疑，望专家识者有以教我。 兰亭新说现已写毕.尚有数言附述于后,以作此文之结。互联网上《兰亭序》的真伪和兰亭序真迹的下落，现在依然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南唐兰亭》可以为有志于探索《兰亭序》的真伪暨《兰亭序》真迹下落之谜的人，提供一把非常有用的钥匙，从而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以期订正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佚名）
《兰亭序》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guǐ）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kuài jī）山阴之兰亭，修禊（xì）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tuān），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shāng）曲（ qū）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shang)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chěng）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hái）之外。虽趣（qǔ）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xì）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jiē）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shāng)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延伸阅读 
 《冯摹兰亭序》长卷（神龙本），唐代冯承素摹，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点击图片可放大）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它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冯承素，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直弘文馆为招书人。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摹以赐诸臣。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见于历代记载。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其他事迹不详。 
《褚摹兰亭序》长卷，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点击图片可放大）
《兰亭序》原迹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在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臣下，以广布扬。真迹据记载已随唐太宗殉葬昭陵。这些唐摹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褚遂良摹本，存世的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墨迹摹本，多属此系统，以冯摹的“神龙本”为最佳；一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即源自欧本，为存世最佳的石刻帖本。
此卷根据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定为褚摹兰亭序。同时卷中有米芾题诗，故亦称“米芾诗题本”。
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玉印属真，第一后纸上米芾诗题及7方钤印亦真。米芾诗后接纸上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等5家题词及钤印均伪，当是南宋末年所临。以后接纸上的元、明诸家题识均真，然疑是别处移来配上的。
以后纸题跋、印章考证，此卷当为北宋米芾前临摹本。又据作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也可印证此为北宋摹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点画用笔少锋芒，与近真的《冯摹兰亭序》(神龙本)呈鹅毛笔书写特点的风格迥异，亦和以褚摹为底本的唐摹本墨迹不同，当属于唐以后一再重摹的宋摹古本。此卷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
此卷流传鉴藏经过大致为：北宋滕中、南宋绍兴内府、元赵孟頫、明浦江郑氏、项元汴、清卞永誉、乾隆内府。曾著录于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阮元《石渠随笔》等书，并刻入“兰亭八柱”。
《虞摹兰亭序》长卷，唐，虞世南摹，纸本，行书，纵24.8cm，横57.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点击图片可放大）
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亦称“天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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