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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明洪武官窑青花与釉里红及器型宏大的成因

 乐陶学社 2020-10-11


元代是青花瓷成熟和釉里红开启的元年,洪武朝是青花瓷承先启后和釉里红发展的始年,这是现在文博界的共识。

二十多年前,本作者购得一古瓷,由于那个年代对洪武瓷的认识一直处于空白期,资料信息匮乏,所以一直以为自己收藏的是元青花,后在朱裕平、吴少华教授的指点下,才得知自己误认的元青花竟是洪武青花瓷。

十几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地考古发掘,洪武瓷的鉴述资料逐步得到完善。但因史料对洪武年间的烧瓷记载稀散,使得对洪武瓷历史文化上的探索和研究上,至今尚存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遗憾的是,至今对洪武青花与釉里红及器型宏大的变化成因问题,仍是各执一词的局面。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对洪武瓷的断代鉴别,但对完善和论证洪武朝在中国瓷业史上的文化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个遗憾,引发了我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和学习史料,期望有朝一日,能有幸将此问题科学、逻辑地辨析清楚。


首先,我们须清楚历代皇朝大搞祭祀礼仪活动的本质目的是为什么。历代皇朝都是借用宗教的神论观点,通过庄严隆重的祭祀礼仪,告诉人们在神鬼世界有一个主神——上天,是凌驾于众神之上,主宰宇宙万物和人间。而自己就是受命于天,从而在人间执行上天的旨意,是真命天子。而自古百姓都信神拜天,所以历代皇朝都以此来愚昧崇拜神天的百姓,强化对百姓思想控制,引导他们在精神上崇拜与臣服自己的统治。大明朝当然对此也不例外,有《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年,御窑设立伊始,烧造了一千五百瓷器,全为祭祀宗庙用的礼器。证明朱元璋称帝之时,即将各种祭祀礼仪列为国家头等大事,并于洪武三年进行盛大的泰山祭祀礼仪,以此来彰显统治者的权威及政府的合法性。洪武四年拟“御制祝文”赴陕西祭黄帝陵,且把对黄帝的崇敬法定为重大礼仪,其目的是通过祭祀黄帝昭示草莽出身的他乃属“正统”天子的身份。

史料记载,洪武二年,朱元璋即开始编攥《皇明祖训》,以此开创了“洪武之治”的盛世局面。祖训内容为十三项,其中《严祭祀》、《礼仪》两项是关于礼制和祭祀,从中可窥见礼制的完备,礼仪等级规制之严明,另十一项内容则强化皇权高度集中及严谨的法制。朱元璋在施政上实行“三教归一,儒学为主,释道为辅”政策,钦定整治道教派别。祭祀上旨令“祭器皆用瓷”,并对瓷制礼器的用色,数量,形制,纹饰等都行有明确规定。即各种祭祀活动中的不同位置,需配用不同形制与着色的祭祀瓷器,不可以它物替代。新规制从洪武二年付之实施, 为明历代帝王所奉行,迨至明末。


目前文博学术界围绕洪武青花色变的成因,众说纷纭。因无史料佐证,则出现有的杜撰因朱元璋个人审美喜好,有的杜撰因曾经施救过朱元璋的女人,因此改蓝青花色为灰暗。对出现的釉里红,则杜撰朱元璋曾入红巾军,或朱姓即红,为纪念之而命烧釉里红瓷。这些杜撰严重违背了科学的辩证逻辑关系,是对历史事实的臆想。我们只要认真的研阅明代史料,就可看出频繁的祭祀礼仪,已然成为国家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祭祀中不但要使用规定的器型,更要完备其各方位的祭器用色。例史料记有“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园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按《周礼》中“左祖右社”的规定,于皇城西侧建立社稷坛,坛上按五行方位覆盖五色土(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从如上明史料断续的记载上,可看出礼器用色在祭祀仪式中的庄重性。明太祖既下旨“祭祀皆用瓷”,已然将祭祀列为国家头等大事,在这种皇旨背景下的洪武御窑,不但要用瓷制烧出礼仪中需使用的大型礼器重器(例大香炉鼎)外,还必须解决礼仪瓷的器表着色,以满足朝廷祭祀礼器形与色上的需求。这时期的釉里红,灰暗青花瓷应为朝廷祭祀色泽的需求而烧制。而衰弱期中的龙泉窑,在处州再建青瓷官窑,添补的正是祭祀礼器中所需一色——青色,故明龙泉官窑辩证上也属明太祖“祭祀皆用瓷”的产物。在史料不完整的情况下,科学的辩证历史事实很重要,尤其在逆旨即惩斩的明洪武朝,皇为和政治需求是决定它产生和存在的唯一因素。朱元璋的旨定成立珠山御窑厂与“祭祀皆用瓷”,不但奠定了景德镇“制瓷中心”的地位,更是促进景德镇青花瓷业在明永乐至宣德期走向全盛与辉煌的动力源泉,朱元璋对中国瓷业的发展可谓厥功甚伟。


文物的收藏,可促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探索,提高我们对历史的辩证思维能力,还能从中体会到古人的追求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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