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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同胡安涛同志到京安应县委机关驻地——双和店找当时任民运部长的范仲文同志，要求归队工作。范仲文同志和我们接谈后，当即布置我们两个任务：一是携带一批解放区印刷的宣传品到国统区城镇散发，二是动员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加工作。我们接受任务回到应城城关后，就将带回的印刷品在夜的掩护下，全部散发了，并动员几名青年参加了革命。第二天拂晓，我同安涛同志离开应城到了长江，接着就乘小火轮去了汉口。一到汉口，我们就分头行动，我去找了蒋新生（当时在某职业中学当教师）。第二天中午，当我去国民党汉口监狱看望一个朋友张正时，被监狱典狱长沈子宜发觉，当即将我逮捕。我被捕后，沈子宜命令狱警用棍棒将我打得昏死在地，接着他们就用冷水将我泼醒，当天下午用车将我送往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处，以后又转押到国民党“武汉警司令部军法处”和国民党“武汉稽查总处”进行残酷地审讯折磨，我始终咬定，我是一个失业青年，来汉口找事干的。残酷的审讯也未能使我屈服。最后他们将我转至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因证据不足，才将我释放。这是我去京应县委城工部工作之前的一段经历。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京应县委城工部工作的胡安涛同志获悉我出狱后在家休息，就从武汉赶回应城看望我，并邀我一起去天王寺附近的丁家冲——京应县委机关驻地找县委城工部长王有学同志，请示安排我的工作。王部长接见我时，在简单地询问了我的经历后，就安排我在县委城市地下工作部和安涛同志一起工作。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三条，一是担任往来于武汉和京应县之间的地下交通员，把县委对敌斗争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及时送到武汉，交给胡安涛同志；二是护送来解放区见面的策反对象；三是在应城、武汉等地动员一批青年学生来解放区参加工作。在当时战争环境下，京应县委城工部的驻地是经常变换的，它主要活动于京山应城两县接壤的山区。有时为了工作方便还活动到天门、汉川的湖区之间。因此，地下交通线更显得复杂。因为它不但距武汉数百里之遥，而且沿途关卡、岗哨盘查甚严。加之敌我之间的拉锯战时有发生，所以地下交通人员执行任务时不仅经常要徒步往返走数百里路，而且还要冒生命危险，穿越敌军的层层封锁线，以对付敌人关卡岗哨的盘查。交通员不仅要具备沉着、冷静、机智、善变的能力，而且还要有随时准备牺牲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历尽艰辛，胜利完成党所给予的重任。我们地下交通员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进行的。胡安涛同志去武汉临行之前，向我具体地交待了我和他的联络地点和联络方法。因在特殊环境下执行特殊任务，故联络地点需要经常变换。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地下交通联络点有如下四处：一是汉正街宝寿巷的石老太婆的女儿石明聪；二是武圣路开“万象印书馆”的王体鹤；三是云樵路（现改为黄石路）的周香奎（在前导通讯社当记者），四是汉正街利济路附近开茶叶铺的李道恩。安涛同志将这些联络点一一向我交代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接受上次的教训，克服急躁冒失的缺点，一定不要接触不明身份的人，遇事要冷静沉着，到联络点完成任务后，要立即离开，迅速返回解放区，不要在武汉逗留，以免出事。”同时，还一再叮嘱我：“敌人盘问你时，你就说是失业青年，是来武汉找事干的，切不可冒失，引起敌人的怀疑和注意。”我诚恳地接受了安涛同志兄长般的善意批评和谆谆劝导，于一九四八年十月正式开始了我的地下交通员的革命生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第一次正式执行地下交通员任务，开始从京应县委城工部驻地——汉川县所辖的钟家二屋台出发，经斗埠头白果树湾、张家茶棚、横堤分水咀到小里潭蚌河口，准备从汉川乘小火轮去汉口。可是到蚌河口以后，见岗哨盘查甚严，小火轮已经停开，襄河水道也已封锁，不得已只好返回斗埠头乘小船经回龙湾到吕家巷，再从陆路取道垌塚到了应城的石家桥。正当我准备从郎君桥经小路到长江埠再乘小火轮到汉口时，忽然听见不远处枪声大作，人们的喊叫声、狗吠声乱成一片。我心想糟了，我身上带有机密文件和活动经费，万一让敌人逮住了，我个人牺性事小，机密文件落入敌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我赶忙跑进路边的一个大村里，想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当我跑到一户人家大门口时，见大门开着，一位中年妇女正坐在织布机上织着土布，我跑进屋后，对那位大嫂说：“我是作生意的买卖人，身上带有钱那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如果给国民党的军队碰上，把我的钱搜去了，那我全家都完了。”说完，我用祈求的目光望着她，请她帮我找个地方躲一躲。那位大嫂侧过头来用眼光在我身上打量了一番，见我不象坏人，说话又是应城口音，信以为真。她用手指着天井旁边的牛栏屋说：“你进去躲到门后边。千万不要做声，他们（指国民党军队）来了，我来对付。”我刚进屋藏好，就进来了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凶神恶煞地向那位大嫂吼道：“你屋里进来新四军没有？”那位大嫂坐在布机上边织布边从容不迫地说：“我在这里织布好半天了，没有看见什么人进来。”那几个当兵的在堂屋里和几间房里搜了一遍。没搜到什么，也没有看到有可疑的地方，就扬长而去了。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那位大嫂走下布机，来喊我出来并说：“他们已经走远了不要紧了，你可以走了。”还说：“刚才来的那些人是国民党文峰乡公所的，可能碰到新四军的队伍才开的火，你赶快趁天黑走吧！”我当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连忙拿出几块光洋送给她。她说什么也不要，我只好千恩万谢地道别而去。每当我回忆起能顺利完成这第一次交通任务时，我总是忘不了那位大嫂，说来又难为情，由于当时赶路心急竟未问起那位大嫂的姓名，也不知道那个村的名字，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后悔不已！告别那位大嫂以后，我又急匆匆地上了路。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但由于我身上带着一百多块光洋和县委给安涛同志的信，深感责任重大，不仅不觉得冷，反而走得大汗淋漓。就这样我连夜赶到了长江埠。第二天乘船到达武汉，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交通任务。还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传送王有学部长给胡安涛同志的指示由武汉回到应城后不久，安涛同志从武汉赶回京应县委邀我一起去湖区向王部长汇报工作。我和安涛同志当晚赶到了葛峰岗的李家集新街，到安涛同志妹夫张永华家过夜。第二天刚拂晓只听隔壁左右有人敲门打户，人声嘈杂还听到有人恶狠狠地喊人起来开门。我一听情况不妙就喊安涛同志赶快起来准备从后门逃走。正在这时一伙持枪的“倒坛队”（国民党地方武装）破门而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和安涛同志用绳子捆绑起来，还拳打脚踢地拷打我们。我们边挣扎边申辩地说：“我们是小学教员，是来走亲戚的。”他们根本不听我们说，几个匪徒准备押我们去陈家河国民党乡公所。这时，这伙匪徒中有一个穿便衣的人，他认识我，而且还与我有点沾亲带故，他叫陈春年，是国民党应城谍报队里的一个组长。他认出我以后，赶忙命人将我俩松了绑，并对匪徒们说：“这两个人我认识他们是教书的，不是‘共匪’，将他们放了算了。”恰好这时我们的区中队的武装闻讯赶来，匪徒们掳掠了大量财物，仓惶逃去。我和安涛同志这才安然脱险并及时赶到了京应县委城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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