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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发动了“汉浔间渡江战役”，从团风、蕲春一带渡过长江，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合围。5月15日，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3个师2.5万余人在武昌金口一带宣布起义，下午3时许坐镇武汉的“华中王”白崇禧乘“追月号”专机仓皇南逃，晚7时许，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午夜时分，最后驻扎武汉的国民党军第58军全部撤离。5月16日汉口解放，17日汉阳、武昌相继解放。 武汉和平解放，虽没有经历战火，但也并非通电起义。三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保护城市，迎接子弟兵进城，平稳度过了短暂至暗的“真空期”。这种在新旧两个社会大变革、大交替中未发生战乱破坏的社会局面，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党对湖北民主人士展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所赢得的，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意图。 粉碎“和运”阴谋 争取中间力量 1948年底，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获悉蒋介石有意“主动隐退，以促成国共‘和谈’，阻止解放军过江”之后，一面于12月24、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其：“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拥桂系首领李宗仁上台，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一面利用湖北等地的实力派和民主人士以“民意机构”的名义发动“和平运动”，祈求局部和平和暂时的喘息，以求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同蒋介石集团“三分天下”作准备。 自从国民党挑起内战后，连年的独裁统治和沉重兵役、税赋，令湖北民众苦不堪言。1948年秋，湖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和社会贤达人士周杰、贺有年、许莹涟、胡忠民等，发起组织“十人座谈会”，以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为基本诉求。随着战争不断向南推进，白崇禧为获取掌控南方数省的政治优势，利用湖北省参议会代议长艾毓英和地方元老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等发起湖北“和平运动”，并于1948年12月29日通过省参议会一届六次大会发布了其亲自过目修改的吁和通电，史称“艳”电。1949年初，武汉成立了“湖北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后又成立了“华中七省二市人民和平促进会联合会”（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广西七省及汉口、广州两市）。期间，白还委派李书城与李伯钊北上，代表其与共产党进行局部和谈。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位，白崇禧寄希望于李宗仁政府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应变处理办法》，实为白崇禧逃跑计划 对于白崇禧利用湖北民主人士发起的以继续维系国民党独裁统治，阻止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洞察全局，在和谈中坚持原则，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及桂系的把戏。同时，中共湖北地下组织，充分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积极争取民主人士，使白的“和运”阴谋流产腹中。
左为李书城，右为张难先 认清了白崇禧的阴谋和蒋桂的反动本质，艾毓英、李书成、张难先等湖北贤达人士，不再呼吁“和平”了，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选择站到了人民的一边。李书城北上“和谈”归来后，极力奔走于湖北省参议会、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中华大学、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等地，为大家作报告，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粉碎国民党“共产共妻”的谎言。在武汉解放前夕“湖北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改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并建立相应的总务、治安、救济、联络、服务、交通等组织，遵照陈毅、刘伯承接见李书城、李伯钊时的指示，在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下，大批民主人士和广大武汉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破坏、反搬迁、保城市、迎解放的运动。 巩固隐秘战线 开展地下斗争
江汉三地委城市工作总结 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陆续派出赵忍安、李声簧等一批骨干同志到武汉重新开辟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配合开展好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武汉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上海局“应积极开辟大江两岸的工作，准备配合解放军三月渡江”的有关指示，于1947年10月下旬在武汉同时建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1948年7月,为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搞好武汉的城市工作,上海局撤销了中共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成立了由曾惇、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和刘实组成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武汉党组织快速恢复、发展。1948年冬至1949年4月，共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发展新党员240余人,约占武汉解放时全市党员总数390人的61%，发展党外围组织十多个、外围人员2000余人。
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秘密收录新华社和各解放区电台广播的小楼 武汉的地下斗争还活跃着另外一只重要力量，中央及武汉周围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市工作部。1946年初,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最早派出吴永裕、吕梁、余杰、黄新元等人先期开辟武汉城市工作。至1948年夏，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建立豫鄂、江汉、桐柏等解放区后，中原局下属江汉区党委、部分邻近武汉的地委、县委，均先后建立城工部，中心任务是“开辟武汉及长江一带工作”。至1948年秋，以武汉为工作对象的城工部有11个，人员达2800余人，其中党员有50余人。 武汉解放前夕，武汉内部虽极混乱，但市民因对我党政策不了解，对我党我军还普遍存有疑虑和恐慌，没有从积极方面找出路。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城工部趁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城工部人员通过秘密交通线将大量宣传资料从解放区运到武汉,建立了秘密收听站和地下印刷点，在国民党当局戒严封锁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方式开展宣传。经过长期渗透，不同程度的掌握和控制了《大刚报》《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武汉日报》《武汉时报》《正义报》《楚声报》《大众晚报》《华中经济通讯》等公私营报刊及前导通讯社、精诚通讯社等宣传机构。 1949年2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在汉口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市委会，明确了今后工作的重心是完成城市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会议作出的《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问题》有关意见，市委及时收集“汉口城郊碉堡图”、“张淦兵团调查”、“鲁道源部武汉部署情况”、“湖北省公产情况”等一批有价值的资料，经整理后密送北平，编入《城市军管手册》，城工部则编写了《武汉调查》和《特勤介绍》。这些重要情报资料，为解放大军顺利南下威逼武汉、直至接管武汉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进行统战策反 形成八方合力 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派李声簧到武汉，与李书城建立联系后，成功争取到李书城、张难先等为代表的湖北地方元老。他们在社会上极具响应力，敌人有所忌惮。经过长期努力，武汉党组织广泛地团结和争取了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一批爱国人士。陶述曾、周鲠生、孙葆基、朱裕璧、张天翼、邓克典、鲍鼎、唐长孺、陈经畲、林厚周、黄文治、曹美成等各界知名人士都先后与党发生了联系。他们不顾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坚持留在武汉，机智地与敌周旋，保护工厂学校和武汉地区公共财产设施。党组织还协助民盟、民建在汉建立组织，与各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团结国民党革命派人士,结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共江汉三地委城工部部分同志合影 在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人心思变的关键时期，市委策反工作在陈克东负责下，果断出击，首先针对武汉国民党当局的首脑机关“三府两局一会一司”即：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特别市政府、武昌市政府,湖北省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湖北省议会、武汉警备司令部等国民党在武汉的重要部门进行了全面攻坚。省议会代议长艾毓英、武昌市长蒋铭、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政府秘书长杨锦煜、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汉口保警总队队长胡武、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长陈良屏等人先后弃暗投明。对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的策反，虽然未能使他在武汉留下来，但后来他到川西还是宣布起义，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这些人及时转变立场,并以他们的名义和身份发布命令，带动大批部属成建制地留下来,按照党的意图、指示保管资财、档案和维持社会秩序, 如：武汉解放前一天，晏勋甫在市政府系统中责令所属单位保护档案和财产；陈良屏则交出了国民党省党部、直属特务组织、县党部党员情况和“甲级党政军联席会议”核心机密材料及京山地区100多条枪的武装等。他们还在武汉解放“真空期”制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乱和趁火打劫, 同人民一道迎接武汉的解放。 各级城工部还把策反工作做进了国民党军队及特务系统中。武汉解放前后，国民党国防部绥靖第六大队、海军汉口巡防处、空军汉口王家墩机场官兵经策反后毅然脱离国民党营垒，起义投诚。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部起义，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而且打乱了白崇禧撤离武汉的行动步骤，减轻了敌军对武汉的破坏，促成了武汉三镇的提前解放，是武汉解放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武汉这样一个并非通电起义解放的中心城市,能有如此众多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各界首脑和核心骨干人员投向人民，这在解放战争史上是少见的。 反击搬迁破坏 保护城市完整 当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长江防线，白崇禧深知大势已去，加快作出撤离武汉、退守广西的部署：一面严令各机关、工厂、院校、银行紧急撤退；一面以“副秣差额费”、“敌伪房屋奖券”、“珠宝奖券”及各种附加的名义搜刮银元，迫使许多工商业者纷纷歇业。临撤退时，不甘心让武汉这颗华中明珠完整地落入共产党手中，在武汉甲级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搬迁和破坏计划:凡能搬动的如文件档案、机器设备、金银外币、交通工具等，一律强行拆迁搬走；凡不能搬动的如水电设施、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工厂厂房与堤防建筑等，一律就地炸毁。同时封闭报馆，逮捕进步分子。至5月8日颁布“十杀令”及特别戒严令，使破坏达到顶峰。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深知武汉这座城市重要价值的中共武汉市委针锋相对，早有准备，坚决反击。4月19日，市委书记曾惇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精神，在中共武汉市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作了《为保护城市渡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的报告，提出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任务。江汉城工部则发出《关于白崇禧阴谋破坏公共设备的申明》，揭露白穷途末路、倒行逆施的罪行。党组织在学校、机关、工厂、银行广泛组织应变委员会、护厂、护校委员会等机构，团结广大民众共同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战斗。
1949年5月15日上午，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工人纠察队守在武汉电信局大门口阻止敌人破坏
被工人们保护下来的趸船 反搬迁、反破坏斗争的重点是工厂和学校。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各显神通,巧妙地与敌周旋。敌三十兵工厂、江岸铁路机务段、汉阳船舶修造厂等许多单位威逼工人拆卸机器，迁往柳州。工人就软拖硬磨,白天慢慢拆,晚上敌人走了又赶紧装上,或将拆下的零件隐藏起来。不断要求发给加班费、迁移费、安家费等条件,迫使敌人的搬迁计划不能实现。武汉电信局职工将80吨废物资装箱发送，蒙哄敌人。汉口广播电台职工用“调包计”将敌人已装箱待运的电台设备完整保存下来，在武汉解放后的第三天即迅速播出了人民的声音。海军造船厂的工人把车间、仓库上锁，架设电网，三十兵工厂的工人则武装工人纠察队，与敌直接对抗，武力保护工厂。水电工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敌人妄图炸毁的马达船，连夜抢修高压线。航运工人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抢救轮船、器材。 武大校长周鲠生、华大校长韦卓民以命相搏，抵制迁校。各大中院校分片开展应变联防活动，千方百计地保护学校财产。三镇掀起了护厂护校的高潮。通过斗争，仅少数军事工厂被敌人强行搬走部分机器外，电讯、交通、水电、堤防等重要设施都未让敌人炸毁破坏，确保日后大武汉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 迎接黎明到来 重回人民怀抱 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驻守武汉的桂系官兵如鸟兽散。为了迎接武汉解放，迎接黎明的到来，还考虑到敌人撤退时有造成汉口与武昌分割的可能性，市委决定成立武昌分委，随后布置了武昌八区联防，以便在敌人封江撤退时独立开展工作。5月l5日下午3时，按照原定计划,曾惇、张文澄来到设在汉口保元里9号的市委指挥中心，江浩然进入设在鄂南电力公司的武昌指挥中心，刘实坐镇武汉电信局，陈克东和江汉区委城工部驻武汉负责人余杰进入汉口汉润里的秘密联系点，共同指挥迎接全市解放的战斗。鉴于市电信局已被我方掌握，市委制定了在汉口利用电话建立指挥系统的方案，编排了汉口地区党员和进步分子控制的电话，各个点的情况可随时向上级汇报，也可按预定信号协调行动。
武汉警备司令部关于国营（或商业）银行、事业机关单位、私营重要工商业从即日起向江南输运的代电（5月12日发） 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立即组织30余人沿街张贴《关于真空时期维持地方治安的通告》,率领1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和消防队员佩戴“武汉临救会”的臂章，上街维持社会治安。汉口市在民主人士郭名材、孙仲夫主持下组建了汉口市人民治安维持会，由教育界、法界、行商、工人等各界人士25人组成，策动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容景芳、汪以南，民主促进会李倜生、程一亲，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晏道刚、余道一，民主同盟刘愽、胡子敬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共同维持治安。维持会还组织原市警察系统和民众自卫队在车站、码头、桥梁、堤坝、仓库、银行、电信等要害布防及巡逻，严防抢劫和破坏，保障水电供给和邮电通讯，发动教育界师生宣传解放军的良好军纪。
汉口市人民治安维持会组织经过 鲁道源最后撤出武汉前，准备大肆破坏。武汉临救会获悉后派出商会领袖前去谈判制止。鲁要价三万银元为条件，答应不破坏重要公用设备和工厂，他们当机立断，利用其急于逃跑的心理，采取拖延战术和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较少的钱就送走了这个吸血鬼。鲁走时只象征性地炸毁了几艘江中的趸船。当晚，虽然出现了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小股“吃光队”，但都被击溃或赶走。遗憾的是，一直在敌人监狱里斗争的两位共产党人，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特委中心支部书记张冰和武汉市委统战小组成员王延曾，被国民党特务和军官秘密杀害。张冰牺牲时年仅35岁，王延曾牺牲时还不满23岁。他们用年轻生命的“刹那芳华”，化作照亮武汉夜空的璀璨星光，永远镌刻在武汉解放史册。 5月16日拂晓，走上街头的市民们惊喜地发现，满街到处可见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报童们叫卖着《新湖北日报》社的中共党员连夜赶编的“武汉解放”号外。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一八师由江岸头道街进入汉口市区。汉口人民倾城出动，迎接解放军的队伍犹如潮涌。从三阳路到六渡桥，部队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口号声声、鞭炮齐鸣、掌声不绝，一片欢腾。5月17日，江汉军区独立一旅进入汉阳，四野四十军一五三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迎来了解放。 原载《档案记忆》20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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