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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第三野战军入城部队35军驻地门口，走来一位女子。 “请通报一声，我要见你们政委何克希！” “见我们政委？你是谁？”一个负责站岗放哨的小战士疑惑地打量着眼前的中年女子。她穿着一身素色旗袍，烫着卷发，戴着一幅明亮的眼镜，气质优雅，怎么看怎么像一名“阔太太”。 “你就说陈修良来了。”
陈修良 小战士心里100个怀疑，但也不敢耽搁，马上去报告。 听到来访者叫陈修良，35军政委何克希一路小跑来到军部门口，刚刚站定，便激动地握住了陈修良的手：“我们都在等你！陈修良同志你终于来了！” “原来你就是陈修良！我一直以为你是男的，抱歉抱歉，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匆匆赶来的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朝陈修良竖起了大拇指：“太出乎意料了！在南京掀起惊涛骇浪，把国民党老家搅得天翻地覆，还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竟是一名温文尔雅的女子！” 早已目瞪口呆的哨兵这才知道，原来这名“阔太太”就是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 不论在我党中还是国民党中，陈修良一直是个传奇。在我党内，只有少数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才晓得她的名字，但有的也是只闻其名，不知其人，有人甚至猜想能够带回这么多绝密情报，陈修良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男子。而在国民党内，直到南京解放，国民党特务都没搞清楚这位活跃在上流社会场所的漂亮女士到底是谁。
何克希 一番交谈，陈士榘与何克希才得知陈修良出来匆忙，还有一些重要资料放在住处。南京已经解放，陈修良也不用再继续潜伏，何克希就派了两辆吉普车和几名战士护送她去住处取资料。 当陈修良从军用吉普车上下来，好奇的邻居们便开始向一同而来的解放军询问，这才知道，这个爱扯家常小事，天天打麻将的“张太太”，不但是红色特工，还是中共在南京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陈修良到底是怎样一个奇女子？她又是如何做到一边打麻将一边在南京掀巨浪的呢？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46年4月，南京城里来了一位普通的中年女人。她单眼皮，高颧骨，不描眉不涂粉，衣着简单，看上去和当时普通的市民妇女没什么两样。她就是中共派往南京的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在陈修良前，从1921年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已经有8位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被国民党逮捕并残忍杀害，最短一任市委书记孙津川任职7个月就牺牲。 那时的南京，已经被蒋介打造得如“铁桶一样”，解放前夕仅有96万人口的城市，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达11万多，在册的警察有9700多人，街上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国民党。
为严防地下党渗入南京，蒋介石采取了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政策。从1927年国民党第一次“清党”以后，中共南京地下党接连遭到8次毁灭性打击。 可想而知，要重新建设、启动南京地下组织，对新上任的负责人来说将是多么困难、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国民党军队正在进攻华中地区，南京工作部继续隔江领导南京工作已困难重重，所以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新成立南京市委，由你，陈修良同志，担任地下市委书记。”1946年3月，中共华中局副书记谭震林，向陈修良紧急传达了组织的新决策。 陈修良的丈夫，时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的沙文汉，和陈修良一同愣在了当场。形势如此严峻，派到恐怖白区挑大梁的人不说三头六臂，但也不能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吧？ 陈修良虽然是华中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早就在负责南京的工作，但是深入敌后和做幕后工作完全是两回事。
陈修良与沙文汉 看陈修良陷入了沉思，谭震林语重心长地说道：“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组织工作，这的确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但也是一件意义很重大的事。南京是国民党政府首府，在政治地位上比上海还重要。现在，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是代表中央对外的公开机关，做决策性的工作，但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做地下工作、秘密工作、基层组织工作的部门，南京市委就是这个部门。” 见陈修良认同地点了点头，谭震林继续道：“分局决定派你去，也是经过很慎重的考虑，我们觉得你能胜任。一是你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二是你在做南京工作部部长工作时，已经对南京地下党及各方面情况都有很详细的了解，三是你办事干脆利落，又胆大心细，加上女性身份的优势，便于隐藏身份。” 本以为陈修良会再犹豫一下，没想到，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陈修良干脆地说道：“我完全理解、服从组织的决定，什么时候动身？” 谭震林惊讶地看着陈修良：“你不说说困难和要求，就问什么时候动身？” 陈修良坚定地说：“困难，那是很明显的，但不就是等着我们去解决的吗？要求，那是对我自己的，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克服困难！” “好！党组织果然没有选错人！”谭震林这才向陈修良进一步讲解市委书记的工作：“南京市委将归分局城工部领导，明面上，不能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有任何联系。过几天，你们城工部要先派一批同志去南京，你到任以后对他们进行统一领导。记住，你们的任务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建设新中国。”
陈修良与沙文汉 陈修良没收拾什么东西，丈夫沙文汉挑着一只装行李的扁担，默默陪她走到江边，相顾无言，大家都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和重要，千言万语没法说。放下扁担，沙文汉不舍地握住陈修良的手，送给她一首诗：“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走，如今虎穴是南京！” 与陈修良同行的是南京地下党马文林，他们先乘船渡江在镇江登录，而后又坐火车从上海到南京。 陈修良其人 实际上，组织决定把这样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陈修良，是有更深层次思考的。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家庭，虽是富裕之家，但她出生后不久父亲便去世了，家境也逐渐败落。她的母亲为人刚强，常用秋瑾的事迹教导女儿，并不惜花巨资聘请名师，期盼女儿成凤。在这样的环境下，陈修良养成了生活节俭，读书用功又吃苦的性子。1922年，她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后又进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在这期间，陈修良接触到了《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萌发出了参加革命的想法。 1925年7月，陈修良因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救世刍议》，被学校当作“赤化分子”开除，遂转到杭州女中继续求学。1926年，她考入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学生会工作。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开启，大革命爆发，陈修良追随着革命的脚步到广州大学读书。不仅担任了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委员，还是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的编辑。 1927年1月，陈修良随少共中央书记李求实赴湖南长沙，在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4月份参加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突出的能力受到了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注意，会后，便在任弼时推荐下，成了向警予（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秘书。入党后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7月，陈修良回到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她担任妇委书记，爱人沙文汉为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抗战结束后，解放战争又拉开了帷幕。陈修良成了华中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负责隔江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 到处搬家的“姑妈” 进入南京后，一开始陈修良非常低调。 1946年春天，她先是秘密召开了一次地下党的重组会议，把仅有的4名南京市委召集起来。再三考虑，陈修良将开会地址选在了地下党员张杰父亲在磨盘街45号的房屋，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十分隐蔽。 屋外春雨绵绵，屋内4名从南京各处聚集到一起的地下党员：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鸾、方休和王明远，都精神饱满地听着陈修良的发言。陈修良传达了中央要求“重建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指示，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16字工作方针，纷纷献言献策。
陈修良 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刘峰率先发言：“隐蔽好自己是基础，保存好实力才能战斗。”刘峰曾担任地下市委的工运书记，在南京地下组织工作了4年多，深知隐蔽的重要。这句话，不仅是提醒在座的同志，更是在提醒初来乍到的陈修良。他知道上几届南京市委，都因书记被捕而导致整个市委机关陷入瘫痪，可以说，市委书记能否站稳脚跟，直接决定了整个机关的工作情况。 面对同志们善意的提醒，陈修良谦虚地说道：“隐蔽自己和开展工作，的确是很棘手的矛盾，但也不是不能共存，就像在钢丝上行走，要有很高的技巧。这个技巧，我会努力去掌握，请大家放心。” 为不引起陌生人怀疑，陈修良给自己安排了个“姑妈”的身份。说自己姓张，是淮安来南京“做生意”的，暂住在侄子朱启銮家。她少言寡语，给人的印象特别木讷，平时很少出门，从没引起过别人的好奇。 但住了一段时间后，陈修良意识到朱启銮也是市委成员，万一出意外，那就会被“一锅端”。于是，在外人眼里，这位“姑妈”仅住了一阵子，就在城南一条偏僻的街上租了两间房子，和一个叫金展辉女党员住在了一起。两人都没有固定职业，整天到处晃荡，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 住了几个月后，陈修良考虑到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引起邻居们的好奇，决定再次搬家，开始了“姑妈”的漂泊生活。
陈修良 她先到“武学园”，住进兵工厂技师柏炎的家，扮起了柏家的“姑妈”。柏炎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妻子柯秀珍是中学教师，夫妻俩有一个7岁的小孩。当时的陈修良已经39岁，扮做“姑妈”年龄上也不显得奇怪，但她给自己的定位是老式妇女，这就是个很大的挑战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必须表现成个文盲，整天不读书不看报，只知道做饭带孩子，看上去无知又胆小。 第二年秋天，这位“姑妈”又搬了。这次她到了南京湖南路，变成了林征夫妇的“姑妈”。 林征夫妇也是地下党员，表面上在南京一家大工厂工作，这次因“姑妈”的到来，他们辞职方便互相照顾，其实则是方便开展工作，做起了陈修良的秘书和交通员。 这种情况也没维持多久，工委系统一名地下党员被捕后，“小家庭”被迫拆散。 获取军事密码 1948年，这位侄子非常多的“姑妈”似乎发了一笔横财。” “张姑妈”摇身一变从一名不识字的老式妇女，变身成为一家名为“华德电料行”的股东——“张太太”。 其实，华德电料行也是党组织为顺应南京工作需要，提前筹备的一家商行，由中共上海局于1947年开办。 股东“张太太”，打扮富贵，穿着锦缎旗袍，总是日上三竿才出现。出门了也不去行里，转悠一圈就四处邀人打麻将，恨不得天天打通宵。好不容易来趟商行，经营的事啥也不问，账本也不看，全部事情都由“张先生”在负责，她就拉着女店员东家长西家短的瞎扯，没有一点女商人的精明样。
凭着这些伪装，陈修良在南京3年多，扮演了无数个角色，演技炉火纯青，在虎穴中站稳了脚跟。 隐蔽好身份后，陈修良重建组织机构。1948年，由于南京有太多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陈修良审时度势，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策反系统，由丈夫沙文汉的弟弟沙文威负责，加上卢伯明负责的情报系统，陈修良在南京开展工作的两大“利器”组织完毕。 当地下组织重建完后，很快就发挥起了功效。 陈修良来到地下党员方休的家中商议事情，没想到刚进门，方休就将她拉到一旁，有些紧张地说：“我老婆的弟弟，是军统特务，现在刚从重庆来南京述职，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 陈修良听了，便问方休的小舅子是在军统什么部门。 “我怕他怀疑，没问太多，但他似乎是电台机要人员。”方休说道。 由于家中住了个军统特务，方休担心自己暴露，向陈修良提出想搬出去住一段时间的想法。陈修良略一思索，建议方休按兵不动：“这个时候搬出去很容易让人引起怀疑，你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静观其变才是上策。”
陈修良 几天后，陈修良接到方休的消息后马上赶往他家。一见到陈修良，方休十分激动：“我小舅子出差去了，放了一个手提包在家里，里面有一份军事密码，怎么处理？” “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陈修良慎重地问道。方休立马把手提包拿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急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太好了！赶紧抄一份！”陈修良当机立断，立即让卢伯明誊抄。抄完之后，卢伯明饭都没来得及吃，就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将密码副本交给上级组织。 几个月后，中央向南京地下市委发来嘉奖，称赞之前送出的情报“在军事上起了很大作用”，这对陈修良和南京地下党来说，都是巨大的鼓励和赞誉。 国军陆海空，她都策反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修良在收集情报时，看到国民党军政部一个副署长，名叫汪维恒。这让她有些吃惊，因为之前在中共诸暨县委工作时，她曾经看过一本县委的旧名册，上边有位组织部长，也叫汪维恒。 这是巧合？还是是同一个人？ 陈修良想了片刻，让沙文威去核实一下。几天后沙文威回复称，这两人的确是同一个人，汪维恒在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就与组织断了联系，后来不知何故进到了国民党军队。 “汪维恒应该没有叛变”，在认真研判了汪维恒的各种社会关系及举动后，陈修良大胆做出决定，接触汪维恒，启用“静默期”的这位老党员。
沙文威 陈修良指示沙文威去做汪维恒的工作。 汪维恒经常到南京一家餐馆就餐，沙文威就天天蹲守在那里，终于与汪维恒来了个“偶遇”。嘘寒问暖半天后，沙文威才委婉地问起：“汪先生还是不是'家里人’？” 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汪维恒反应了片刻，随后激动地说道：“是，怎么不是？”他等了12年，终于等到组织联系他了。 当天，汪维恒就回到办公室，拿出他一直收集的绝密情报，交给沙文威。其中有国民党军师以上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和武器配备情况。 这份绝密资料对我党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组织很快就派专人把它送到了延安，给我军排兵布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汪维恒 1947年后，解放军在战场上高歌猛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也团结各统一战线的同胞，中央指示各地的地下组织，将工作重心放到策反上来。1948年9月，中共上海情报局再次要求南京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 按照工作要求，陈修良拿着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花名册挨个分析，凡是有希望争取的，她都要一个不漏地列入策反系统名单。 第一个进入陈修良策反工作视野的，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飞行员俞渤。当时我党还未有策反国军飞行员的先例，而俞渤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俞渤厌恶内战，厌恶政府腐败风气，并且同情共产党。了解了俞渤背景后，陈修良认为此人可以争取。党组织派出在空军第四医院做航空医官的林诚去接触俞渤。 林诚谨慎试探后，俞渤明确表示了投诚的想法，并且告诉林诚，他们机组共有5个人，可以一起起义，驾机轰炸蒋介石的“总统府”。但条件是能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万一失败牺牲，他至少可以是共产党人。
俞渤机组的起义人员 林诚无法决定，便把问题反映给了沙文威。 “答应还是不答应？”沙文威觉得问题有些难办，又上报了陈修良。 “年轻人的一腔热血，怎能辜负！他能起义就是用行动表明了决心，有什么不能入党的？”陈修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俞渤的入党要求。 “而且空军飞行员是国民党的天之骄子，一直被蒋介石视为珍宝”，陈修良继续说道：“如果能策反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政治意义非同一般，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点，已经秘密入党的俞渤等人，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B-24重型轰炸机，在南京“总统府”上空投下了3颗炸弹，然后向北飞行，成功降落到我军占领的石家庄机场。 虽然当晚那3颗炸弹有些偏离目标，蒋介石毫发无损，但也把他吓得够呛，蒋介石大发雷霆，当场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引起巨大的轰动。 当国民党内部还在为飞行员起义恼怒不已时，陈修良已经将策反目光投向了国民党的海军部队。 陈修良与沙文威等同志反复商讨，最终决定将下一个策反目标定在国民党海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上。 贸然策反肯定是不行的，好在陈修良早有准备。早在1946年，便安排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打入了国民党的海军系统。
毕重远 1948年8月，“重庆号”上的蒋树德、王继挺等人，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已十分失望，经常私下商量起义投诚，却苦于没有门道。毕重远得知后当即向陈修良汇报了这个情报，陈修良十分重视，马上派人与蒋树德、王继挺接上了头，在“重庆号”上建立了“起义秘密小组”。 惊喜的是，当时盯上“重庆号”的不止中共南京市委，中共南方局、上海局等上级组织也在对这艘船进行策反工作，互通消息后，1949年2月25日，南京市委领导的“起义秘密小组”与中共上海局领导的“士兵解放委员会”进行了联合行动，快速扣押了舰上的国民党军官。 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重庆号”于3月4日抵达我军控制的葫芦岛，中央再次给南京市委发来嘉奖贺电。
“重庆号”起义 在“重庆号”驶向解放区不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再次行动。这一次，他们决定对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首都警卫师、第97师进行策反。 陈修良说：“首都警卫师相当于蒋介石的一颗'门牙’，这次我们要来个'虎口拔牙’！” 97师师长王宴清，在国民党军界一向威望很高，策反风险大，很多人都不太看好。但考虑到王宴清的影响力，这个风险还是得冒一冒。经过反复研判，陈修良、沙文威捋出了一条可用的线索：在《大刚报》做记者的地下党员陆平，有个湖南同乡叫邓昊明，而邓昊明刚好是王宴清的舅舅。 邓昊明年轻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思想进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陆平的请求，经常邀王宴清一家与陆平来家里吃饭。席间，陆平经常试探对方的口风，并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越来越熟后，陆平直接表明了身份，王宴清这才反应过来，陆平是在统战自己啊！ 如果早几年，王宴清一定会把陆平抓起来，但当时国民党已经在正面战场溃败，他也看清了天下大势，早就放弃了负隅顽抗的想法。可蒋介石对王宴清有知遇之恩，让他起义，背叛蒋，王宴清心里还是有道坎。 了解了王宴清的顾虑后，在一次家宴上，邓昊明看似不经意地说了句话：“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愚忠，忠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忠。” 这句话让王宴清豁然开朗，终于下定决心起义，并提出要与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见面的请求。 数日后，陈修良“单刀赴会”，和王宴清见面。陈修良向中央报告了王宴清的计划和时间，陈毅当即做了具体的指示。
王宴清 1949年4月中旬，王宴清指挥97师中的两个团就地起义，并打算过江，遭到国民党追兵的追击，起义军损失惨重，但对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蒋介石震怒不已，连发严令，命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毁共党的地下组织!” 张耀明被迫无头苍蝇似的瞎忙了一阵，地下党一个没抓到，最后无奈地对部下叹道：“哪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呢！” 迎接大军解放南京 与国民党几番决战以后，解放军接连胜利。蒋介石下了密令，如果南京失守，撤军前就要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和重要仓库，将一片废墟留给解放军。 为了严防长江对岸的解放军，国民党当局在1949年3月下旬就宣布对长江“戒严”，南京长江上的大小船只全部被封锁。 “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军提供渡江船只！”陈修良紧急召开了重要会议，重点解决船只问题，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安排得井井有条。 1949年4月22日上午，陈修良接到了电报，电报中称35军将打响战斗，要求南京市委协助渡江。
陈修良立刻展开部署，将地下组织秘密策反的，以及由组织控制的轮渡公司的“京电号”、“凌平号”运输艇，以及轮渡公司的十几艘大小机动船，外加3艘水警的巡艇，聚集到了浦口码头。23日凌晨，解放军1万多人，全部顺利渡江，成功开入南京城，顺利解放了南京。 解放南京，基本没有激烈的战斗。南京地下市委在解放过程中表现极为突出。因此，军队首长一直以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应该是一位运筹帷幄的男性。 没想到在南京解放第二天，见到陈修良才发现是位看起来文弱的女性，惊奇不已，更加佩服陈修良。
陈修良与沙文汉夫妇 4月27日，二野接命令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南京市委，任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常委、组织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修良继续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担任了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等职务。直到1998年11月6日，91岁的陈修良在上海病逝，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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