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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共南京市委历史上第一位女书记。她出身于富裕家庭，本来可以选择相对安逸的生活，然而却不甘平凡，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解放战争时期，受党组织派遣，她潜伏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南京，并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的重任。她领导地下党同志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搏斗，为解放南京立下赫赫战功。她就是陈修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传奇女性。 （陈修良 图：澎湃） 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家境一落千丈。因财产纠纷，母女受族人欺负排斥，母亲毅然带着女儿离家独立生活。母亲是一位反封建意识很强的女性，她主张女子应读书自立，拒绝为女儿裹小脚，非常敬仰秋瑾和孙中山，常常以红灯照、小刀会的故事以及秋瑾的事迹教育女儿，告诉他们要为国家和民族争气，女孩子要做一个像秋瑾那样有志气的人。 （童年陈修良 图：澎湃） 陈修良不负众望，192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宁波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在学校里，14岁的陈修良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新思潮，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逸仙。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18岁的陈修良被选为会长，带领广大学生开展各种反帝爱国运动。陈修良认为，参加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1926年春，陈修良来到上海国民大学学习，这一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陈修良来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警予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相同的革命理想，使陈修良和同为浙江宁波人的沙文汉走到了一起，两人于1932年底正式结婚，结为终身伴侣。 （1937年陈修良、沙汉文在上海）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丈夫沙文汉任职于江苏省委，在上海等沦陷区领导党的地下斗争。陈修良则撤退至华中抗日根据地，历任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等职。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内战的硝烟再起。华中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分局城工部之下建立南京工作部，由陈修良任部长，领导南京地区党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领导机构设在解放区，统管南京几个系统党组织的状况已难以适应斗争的需要。1946年4月，华中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建立中共南京市委。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找到陈修良谈话，任命她为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立即进入南京领导地下斗争。 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人口仅百万左右，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达11万之多，在册的警察有9700多人。蒋介石把南京称为“铁桶一样的城市”。可想而知，要在南京开展地下工作有多么困难。为了严防地下党的渗入，蒋介石对地下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从1927年国民党第一次“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受了8次毁灭性打击，到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后，整个南京基本上已经没有党的地下组织了。 （陈修良） 1946年4月，沙文汉、陈修良夫妇在滔滔长江边深情告别，他们都清楚此行的危险性。陈修良回头看了看江北的大地，认定自己不会再回来，便脱口而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沙文汉随后在陈修良的扁担上写了八个大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并赠诗一首：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欲得虎儿需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1946年4月，陈修良秘密潜入南京，她打扮成家庭妇女的模样，昼伏夜出，并经常更换居住地点。5月，陈修良在磨盘街42号一个党员的家里召开了第一次市委会议，传达华中分局指示，研究部署工作。市委对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及敌、友、我三方的基本情况作了分析，因南京的斗争环境特殊，吸取以往党在敌占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不设专门的市委机关，党员干部必须做到职业化、社会化，立足于群众之中。市委还决定在加强学生、工人系统工作的同时，开辟发展其他系统的工作，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 1946年5月，市委下设情报系统，卢伯明为负责人。1948年10月，市委又专门建立了策反系统，史永为负责人。情报、策反系统均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联络。在陈修良的领导下，这两个部门在敌人的心脏里千方百计获取情报，了解和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动态，及时报告上级；他们深入敌人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瓦解敌军，无畏地进行着特殊的战斗。 （卢伯明） 在陈修良、卢伯明的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市委情报系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有的情报人员进入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运调度室，及时掌握国民党海、陆、空军调运情况。有的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序列、江防情况。有的能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了解国民政府的内部情况并提供策反线索。有的情报人员在国民党的报社工作，以记者身份，收集政治情报、军事情报和经济情报。 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江防指挥装甲兵参谋沈世猷，机智地把作战参谋掌握的钥匙弄到手，在极短时间找到了国民党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并冒着生命危险，将图带回家中连夜复制，第二天一早，又赶紧乘车去孝陵卫上班，不动声色地把江防图放归原处，完成了地下党交给的紧急任务。 （沈世猷、丁明俊夫妇在南京玄武湖）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这些情报为配合大军解放南京作出了特殊贡献。 陈修良、史永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策反系统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果。1947年，史永利用党组织提供的资金和别人合股在南京中华路开设了一家华德电料行，作为他与陈修良联系的一个联络点，许多重大的策反工作就是在那里研究决定的。 由史永领导的地下党员林诚在南京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当内科医生，他利用工作之便，大胆地接触一些飞行员，分别研究起义之事，相约寻找党的组织。经林诚等人做工作，争取了国民党空军8架飞机先后起义。其中，1948年底俞渤等五人从南京驾机起义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也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空军分崩离析的一个标志。 国民党第九十七师共1.3万余人，由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改编而成，曾担任总统官邸、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 1948年夏，国民党部队兵源枯竭，不得不将这支“御林军”与一〇二师合编成第四十五军，担任南京至当涂间长江江防阵地的守备和南京近郊的警备任务，归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 （王晏清） 1948年8月，王晏清接任第九十七师师长。1948年12月下旬，策反系统的负责人史永会见了王晏清等人，向他们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告诉他们中共中央对他们准备起义的事情很重视，鼓励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1949年3月，王晏清率部起义，最终百余人到达解放区。九十七师王晏清部的起义，是蒋介石众叛亲离的重要标志，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对国民党朝野上下震动非常强烈。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将这艘军舰赠送给国民党政府。它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装备最优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齐全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 （停在码头的重庆号） 1948年8月20日，“重庆号”抵达上海，成为国民党赖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渡江的主要舰只。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局、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都很重视对“重庆号”的策反工作，通过各种关系直接、间接地做工作。 1949年2月，“重庆号”宣布起义，胜利抵达解放区的烟台港。“重庆号”的起义，在当时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海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军舰准备起义人员的士气。紧随其后，一艘艘国民党海军军舰不断投向人民怀抱，加入了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行列。 1949年4月23日，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了。午夜，南京城和平解放，“总统府”门楼插上了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首先过江进入南京的解放军是第三野战军35军八兵团。24日上午，身着旗袍的陈修良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解放军驻地，当她与老友何克希政委不期而遇时，高兴地互相拥抱起来，同声喊道：“我们会师了！我们会师了！”这让不明就里的战士们吃惊不小，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不顾“男女有别”与首长热情相拥的女人，竟然会是南京的地下市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修良从“地下”转入了“地上”，在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着自己的革命生涯。陈修良晚年曾说过：“我不相信上帝，不信菩萨，也不相信钞票，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真理，我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已为之奋斗了七十多年。”1998年11月，陈修良走完了传奇的一生。陈修良是中国革命史上女地下党员的优秀代表，她对理想的坚定，对革命的忠诚，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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